真实:智能时代道德教育的价值追求

智能时代将真实与虚拟交融,两者的交织引起生活同道德世界的非同步重构,并带来道德所处时空、认知及实践方式等全方位变革,构建起技术支持下一种全新的道德图景。然而,虚拟与现实并存的道德时空充斥的虚假,存在遮蔽真实的可能,精准化而程序化的技术具身可能弱化主体身体的道德感知能力,工具理性可能削弱主体生存的价值基础,迅捷且简单的匿名虚拟交互也可能使主体关系走向疏离与淡漠,并衍生出诸多的道德问题,如道德真相遮蔽化、道德感知离身化、道德关系疏离化和道德价值“趣悦化”等。为了在智能时代虚拟漩涡中辨别虚假、摒除虚伪,寻回道德的应有真实,应以现实道德伦理规范为尺度划定虚拟介入范畴,以善与正义为核心牵引技术发展走向;共建不确定性风险意识,以合理合情合法为标准探寻技术与主体身体、算法与主体价值统一的确定性路径;复归人应有的主体性,在复杂的时代境遇中成就主体的真实智慧。

融合教育视域下残疾儿童道德教育探微

良好品德是健全人格的根基,是公民素质的核心。以随班就读为主要形式的融合教育实践改变了普通学校的德育生态,为残疾儿童的道德发展创设了新的德育契机。然而,受社会文化转型、残疾认知局限以及学校德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融合教育生态中残疾儿童道德教育面临诸多困境:学校德育内容的知识化脱离了残疾儿童的现实道德生活、学校德育的过度管理化隐匿了残疾儿童道德成长的特殊性诉求、学校德育评价的功利化导致残疾儿童处于社会性成就不利地位。基于学校德育的可行性,可以从三个层面纾解残疾儿童道德教育困境:强化融合学校制度的道德外铄机制,建设融合学校情感文明的道德内生机制;提升学校德育理论的道德敏感性,科学认知残疾儿童道德成长的特殊性诉求;建构融合学校场域内主体间关怀性关系,培育残疾儿童和普通儿童道德想象力。

学校情感教育:以心灵关怀为道德发展奠基

从前段时间引起热议的大学生虐猫事件,到屡见报道的中小学校园欺凌案件,数起青少年负性事件的接连发生不禁引起人们的深思,其中也不乏从教育层面的再审视。每一起事件的曝出,都不啻为一次对现有教育体系的质询。从中小学的道德与法治课直至大学里的通识课,我们对思政课不可谓不重视,然而该如何更好地发挥它们应有的道德引领作用?相关的课程教学如何进一步提质增效?

道德教育:如何让我们学会“在一起”

我们如何“在一起”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基本命题,对伦理道德的把握是“在一起”的主要路径,道德教育因而是帮助人学会“在一起”的事业。现代社会基于权利优先的现代道德建构的“在一起”秩序已经出现包括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的伦理危机,且诸种“在一起”的道德叙事无法解决这一困境。这种危机在学校道德教育中也表现出:现代道德教育着力于培养追求权利的道德主体,而非学会“在一起”;遵循知识、戒律、加速、比较的同一性运作逻辑,使得他者视域缺场。这些局限性归因于道德教育与伦理的疏离。实现对“在一起”的重构,道德教育需基于伦理实体,培养学会差异性共存的道德主体,进而生成与他者“在一起”的道德能力。

美好生活和两种教诲——施特劳斯学派道德教育思想研究

施特劳斯学派的道德教育思想已经对我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很多人只注意到其中的显白教诲,而没有注意到其中的隐秘教诲。施特劳斯学派认为,道德教育应该按照不同心灵实施不同教育,对大众要实施显白教诲,促使大众相信道德具有永恒价值,好人有好报等,对潜在哲人则要实施隐秘教诲,告诉他们道德根本不具有永恒价值,好人也不一定有好报等;现代道德教育却把隐秘教诲显白化了,狂妄地以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政治哲人一样坦然应对道德真相,由于大众不能坦然面对,道德教育陷入危机;为了解决危机,需要重视通识教育。尽管施特劳斯学派的通识教育思想有助于抵御功利主义的肆虐,但是其很多观点都是有待商榷的,甚至是危险的,需要谨慎对待之。

改革开放以来道德教育研究主题的回顾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教育首先需要突破"泛政治化"的藩篱,改变德育研究的政治"宣讲机"状况;其次,追求德育科学化,改变道德教育的混乱状况,关注德育本身的特点、规律;再次,面对道德教育在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德育的生活论转向,以关注个体的道德品质,引导个体过有道德的社会生活。

建立班级教育小组制度——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班级管理体制改革实践探索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以下简称“南外仙林”)于2007年开展班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变“班主任一人负责制”为“班级教育小组集体负责制”,将学生个性化指导与班级教育合力的构建融为一体,有利于发挥全体教师的育人作用。一、实践背景南外仙林钱铁锋校长认为,学校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他率先提出并论证了“教育力和教育关系”这一命题,并以此作为班级管理体制改革的理念支撑。他认为,“教育力”是指学校的总体实力,包括教学设施设备、教师实力、教科研水平等物质因素;“教育关系”则是借助教育力而建立起的一种社会关系,或教育行为运作的外部关系,以及教育者工作的客观驱动机制。

元宇宙:现象学视角下的道德教育新场域

运用科技手段丰富道德教育形式,对提高教育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和参与性不足是当前我国道德教育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从现象学的视角分析,元宇宙具备成为新的道德教育场域的潜力,有利于解决当前道德教育面临的问题。元宇宙技术与道德教育融合实践可以通过虚拟社区交互、虚拟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具体方式,培养学生的情感认知、道德意识、协作精神。对于元宇宙技术应用于道德教育中可能产生的新问题,可通过设立标准体系、加强道德教育宣传和构建道德价值评估模型等措施加以规范,并采取降低成本、完善环境、结合传统教育、加强评估纠正等策略,以实现对元宇宙技术的合理使用。

道德教育:引导儿童正确关心自我

关心自我指向人对于自身灵魂的照料,是将自我作为伦理主体去培养的自我教化和伦理治理活动。在当今话语中,关心自我一度被误解为以自我为中心。追溯关心自我的古典意蕴发现,关心自我在存在论、认识论和实践论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指向关心精神自我、身体自我和伦理自我。审视现实境况可以窥见,学校教育存在着关心教育的自我向度缺失的问题,同时儿童在关心自我的实践中也呈现出错位的关心图景。为了实现儿童自我的伦理治理,学校教育有必要在追寻育人本心的基础上引导儿童正确关心自我,帮助儿童在实践中进行自我技术的操练。

笔谈:中国教育家精神与现代教育

202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时勉励全国广大教师“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并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精神、弘道追求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不但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了精神支柱,而且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基于此,我们不能停留于对具体要求的阐释,必须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正确把握中国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整体特质和时代气息,特别是要同现代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本期的四篇文章分别从中国教育家精神的内构性特点、教育家精神的内在理路、教育家与时代精神、教育家精神的超越性向度等视角各抒己见,但又彼此关联,为中国教育家精神的培育提供新的思路。

多元文化时代道德教育的困境与抉择

多元文化时代已经到来。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学校道德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面对多元文化的挑战,学校道德教育要培养学生的主体道德人格,指导学生树立核心价值观和多元文化的对话意识,倡导民主开放的教育方式。目的在于以和谐文化,实现社会和谐。

“教育家精神”: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标识性概念

“教育家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素养的高度概括,为新时代教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教育家精神”的六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教师的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魂脉及中华优秀传统师道文化的根脉,是中国历史上教育家群体精神特质的真实写照,具有中国教育家的独特性,同时也反映了教育本质和教师成长的规律,具有世界各国教育家的共同性。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是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标识性概念,为世界教育学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让道德教育成为最具有魅力的教育——鲁洁教授专访

人是理解鲁洁教育思想的核心。她批判了传统教育中的无"人"状况,深刻揭示了无"人"教育的社会哲学根源,反思了教育的适应论,提出了超越论的教育观。她把教育人学思想体现在道德教育上,提出了道德教育的本质在于做成一个人,实现人的自我超越。她反思知识论道德教育传统,提出了生活德育论。生活德育是基于生活,通过生活,为了生活的德育。道德教育的根本作为就是引导儿童生活的建构。基于生活论的德育实践,德育课程转向生活,德育课堂回归生活,引导儿童行走在意义世界中。

大学生道德人格特点的初步研究

采用问卷法以804名大学生为被试,对大学生道德人格特点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大学生道德人格的性别差异显著,大学女生的总分和与人为善因素分数显著高于大学男生,而大学男生的不道德性因素分数和刚正无私因素分数显著高于大学女生。(2)大学生道德人格总分的年级差异不显著,而在具体因素上差异显著:大三学生的与人为善分数明显高于大一和大四学生。(3)大学生道德人格与道德行为的相关极为显著,大学生道德人格是道德行为的有效预测源。

潜规则化的道德教育

正统的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道德教育由于陈词过于高调,已经很难取得实效。然而,完全摒弃这种教育,又可能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危机。鉴于此,一种隐性的道德教育正在教育界蔓延。它不同于正统的道德教育,但打着正统道德教育的"招牌"践行着一种"潜规则化的道德教育"。潜规则化道德教育中存在着这样的潜规则:言不由衷并按照纯粹的道德形式行动的人都能够获得益处。这种道德教育虽然有助于一时"维稳",但既不正当也不有效,更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道德教育:在正当与有效之间寻求平衡

人是道德的创造者和道德存在的重要目的,尊重个体道德自由权的正当性追求理应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追求。国家虽然是个人的集合体,但是它不是个人意志的简单集合,它一旦形成就会有自己的独特诉求,忽视国家诉求的道德教育很容易瓦解支撑共同体的统一价值观,促使个体社会化的有效性追求也应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追求。但是,正当的道德教育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的,有效的道德教育也不一定就是正当的。正当性追求和有效性追求之间时常会发生冲突。只有基于基础性权力之上,道德教育才能消解这种冲突,才能在正当与有效之间求得平衡。

探索一种新的教育形态:心理-道德教育———班华教授专访

在长期致力于道德教育研究的基础上,班华教授独辟蹊径,先后创造性地提出心育、心理-道德教育命题,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心理教育和心理-道德教育体系.心理-道德教育是在中国教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教育思想、教育模式,也是植根中国教育实践的一种新的教育形态,它是心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有机结合,其核心内涵是“融合”,其理想的境界是育心育德一体化,其综合优势是统整心理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内容,发挥教育的整体性、融合性、协同性效能.从根本上讲,心理-道德教育是一种“主体-发展性教育”,其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的精神建设.

从“跨”到“转”:中国教育学国际传播的问题与路径创新

中国教育学的国际传播经历了起步、稳步推进和加速发展期,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但也面临着传播主体影响力不足、传播渠道缺乏整合、传播内容凝练不足等问题。“转文化传播”面对全球化语境下传播生态的变革,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倡导传播主体与受众间的平等对话和融合性发展。“转文化传播”为中国教育学国际传播范式的重塑、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变革、中国教育学话语的在地融合,以及叙事方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理路。以“转文化”指导中国教育学国际传播,需要在坚持自我主体性的基础上与他者互动杂糅以寻求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造性发展,嵌入在地语境传播中国教育学,构建多主体多平台融合的传播渠道,以能够引发受众共情的策略构建中国教育学话语和叙事方式。

道德教育改革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当下,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各个领域改革的持续进行。道德教育作为一个社会领域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浪潮。改革社会学研究的兴盛、教育改革社会学研究的兴起、道德教育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以及道德教育改革实践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为我们对道德教育改革进行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土壤,使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道德教育改革成为可能。通过社会学的视角,研究道德教育改革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作动关系是对道德教育改革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历史与现实则是对道德教育改革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两条基本路径。

培育国家忠诚与构建人类情怀: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双重使命

在民族国家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回应国家发展和应对全球挑战的双重使命,彰显了本土化与全球化、国家视野与人类情怀的融合与张力。经由国家公民身份认同的教育、国家利益关切的教育,最终走向国家忠诚、民族情感的教育,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要求;同时,促进世界视野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培育,推动全球危机应对、人类共同繁荣视域下的人类情怀的发展,也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主题。基于此,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应坚持培育国家忠诚与构建人类情怀的目标导向,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的价值内容创新,推进情智交融的爱国主义教学,探索知行合一的爱国主义实践,从而更好地培养兼具国家忠诚与人类情怀的时代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