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理解与落实——南京晓庄学院莫先武教授访谈录

理解《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要弄清楚提出核心素养、学科育人的时代背景,把握核心素养的目的是破除传统碎片化知识学习的弊端,培养学生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理解学习任务群的功能与结构。落实新课标的关键是根据核心素养指引,熟悉学习任务群的研制流程,依托教材开发高质量的单元学习任务群,并重构素养培养的整体—局部—整体的螺旋式教学模型。

文学书写: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重要记忆空间

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残酷的浩劫之一,侵华日军的暴行震惊了世界,冲击着人类文明的底线。文学书写是梳理、记忆、反思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重要空间,现有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文学书写很多,从战时至今历时时间长,从中国、日本到英语世界涉及国家地区广。但是相对纳粹屠犹的文学书写,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还需进一步加强表现战争的深度与广度,以期在记忆历史、追问人性、维护文明上起到更大的作用。

解放区后期文学价值观论析——从《血泪仇》说起

解放区后期文学的价值观以追求功利性为目的,其功利性主要是以阶级利益为中心,通过阶级—政治倾向性表现出来的。剧作《血泪仇》的创演及反响,说明了解放区后期文学功利性价值观在内涵上已发生了从重在“为民族”到重在“为阶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和导引之下发生的。它提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和文艺工作者“立场问题”以及“态度问题”,反映了“阶级的功利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作为必须执行的“党的文艺政策”和解放区文艺的“方向”,它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对各解放区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使之在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形成了以“阶级的功利主义”为主的价值取向。

五四乡土文学的启蒙观念与乡贤叙事

五四乡土文学是在新旧观念激烈交锋的历史场域中产生的,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坚定地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以"民主"与"科学"作为价值准绳,进行各自的乡土叙事,由此决定了五四乡土文学中两类乡贤形象。旧乡贤承载了儒家文化的理想,但亦难脱陈腐之气;新乡贤虽然有理想,有追求,但还嫌稚嫩。两类乡贤在乡土社会均不多见,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乡村治理的种种乱象,而且使人们转向宗教寻求心灵慰藉。

“人”在幻象与魅影构建的废墟中失踪——浅析网络玄幻文学的审美困境及其表征的文化症候

近几年,网上玄幻文学异常火爆,有很多网站都设有玄幻文学专区。玄幻文学主要是由"80后"创作的,如今"90后"一些作者开始陆续加入。玄幻文学作品的点击率极高,许多读者特别是"80后"、"90后"的读者痴迷于玄幻文学。

“乡土文学”是如何消失的?——论20世纪40年代左翼文坛对“乡土文学”的再选择

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已经形成了关于乡土文学的题材范围、表现对象、艺术走向等问题的几种不同的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无法满足1940年代的现实需要,因此,这个时期的左翼文坛对"乡土文学"从概念到精神内涵都进行了再选择。"乡土文学"这一概念在1940年代及其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从理论批评话语中消失了,早期乡土文学的内在品格也逐渐从文本中流失。同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乡土文学的理论分歧以及1940年代的左翼理论也隐伏了新时期以来质疑早期"乡土文学"艺术成就的思维逻辑。

左翼乡土文学的阶级观念与乡贤叙事

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并以之为指导,从地租、高利贷、税收等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来认识旧中国,从而构建出1930年代的“文学乡土”,由此决定了左翼乡土文学中三类乡贤叙事。一类为寓写实与象征于一体的没落的乡贤叙事;二类为乡贤“不贤”叙事———属于反动、腐朽阶级的乡绅变为劣绅,在他们身上承载了本阶级的恶劣品行;三类为从新阶级中产生的富有新理想、新品质的新乡贤叙事。三类乡贤叙事完整地体现了左翼作家的阶级观念,传达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气息和文学风尚。

论“文革文学”话语在1964年的生成

《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等作品的出现和发表,以及由此总结出的一整套创作理论规范,它们互为参证、互为支持、互为依存,共同标志着"文革文学"话语在1964年的生成。"文革文学"有着自己的存在历史,它与文革政治运动的存在时间不具有同一性。

打工文学的话语困境

引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文学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其趋向和特征变得日益明显:娱乐化资讯成为社会文化的龙头导向,在市场需求的强有力的作用下,作家、文学评论家的态度、立场、精神姿态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论“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以1976-1978年为考察中心

"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包括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与文学文本话语的转换两个方面。本文以"文革文学"话语为参照背景,通过对1976-1978年"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瓦解过程、"文革文学"话语模态的颠覆状况的综合考察,对"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时间分界线以及"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起点,提出了新的看法。

30年代商业化语境中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流派

本文分析了30年代文学现代化的商业化生存语境,从文学生态的角度揭示了30年代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等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土壤中所蕴含的商业化倾向因素,重点揭示了商业化倾向对30年代文学传播和文学流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汉字思维与汪曾祺汉文学语言理论的建构

汉字思维是凝结在汉字中的先人造字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基于"汉字的两象思维",汪曾祺也提出了语言形象性还应当包括"语言的唤起形象性"。汉文学语言的词语、句子甚至语段等层面上体现汉字"并置美学原则"。在汉字字音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汉文学语言要有音乐美,要悦耳。

朱光潜与现代文学——评估篇

朱光潜作为现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虽然他研究的重点领域不在中国现代文学,但作为历经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的学者,亦时时关注现代文学的发展状态。他以融汇中西学术的视野和自由主义的文学观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之路径,认为现代文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取得了很高的创作成就,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意识形态、过分依赖西方文学传统,导致现代文学先天不足,简单化、公式化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桎梏。朱光潜对理想的现代文学发展之路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贫穷·革命·犹疑——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学的三个关键词

20世纪30年代乡土世界普遍的、严峻的贫穷把下层民众逼得离乡背井、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家们在分析当时蔓延于乡土世界的贫穷现象时,大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立场和方法,故而他们在创作中为革命寻找合法性和合理性论证,由此带来了30年代乡土小说的两个显著特征,即"贫穷"的情节化和结局的革命化。但是,深入文本,又可以发现革命暴力的破坏性和混乱性使作家们有所犹疑。贫穷、革命、犹疑构成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学的三个关键词,其中包含了当时作家们对于革命的全部矛盾复杂心理。

对话: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生成与流传

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认定存在极大分歧,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重新清理抗战时期的文学经典,需考察民族战争背景下经典观的复杂性,在文学与民间生活、文化传统的对话中关注当时经典生成的特殊性。审视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流传,仍需辨析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话语权力以及大众传媒的复杂作用,通过有效的对话促进经典的发掘和重审。

二十世纪以来的南京方言研究

本文对20世纪以来的南京方言研究情况作简要回顾,梳理研究成果,总结研究经验,分析存在不足,展望未来研究,这对南京方言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整个汉语方言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论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

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是在大生产运动和英模运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书写对象的选择上,相关作品既涵盖了英模中的各种典型,又突出了其中的重点人物,在整体上呈现出点面结合的特点。这一时期对英模的具体书写从“对己”“对公”和“对人”三个层面展开,分别展现出英模的“实绩”“灵魂”和“影响”。“英模书写”使作家在“走向工农兵”的过程中“受了很好的教育”,同时也承载起了“教育群众”的重要使命,并以此积极参与了现实生活。作为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它所包孕的这双重意蕴是作家们追求文学之“用”的表现和结果,显现出解放区后期文学的阶级功利性特征。

抗战后期解放区英模类报告文学的对比模式与意义

抗战后期解放区英模类报告文学在描写英模人物时较为普遍地使用了对比手法。它们通过书写主人公的复杂历程,使主人公在新旧两个社会和解放区与国统区两个不同区域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它们以此形象地说明了解放区是"领导中国前进"的力量,同时,又暴露了国统区之"落后倒退"的性质。这突出地反映了作者们的意识形态的追求,从一个方面凸现了解放区后期文学功利性价值观的"阶级性"内涵。这一对比模式是在解放区后期"阶级的功利主义"思潮中产生的,同时,它也成了这一思潮的重要载体和标本。

从“判断批评”走向“想象批评”——对现代文学批评的反思

当前学界文学批评模式主要是判断批评,其表现形态主要有两种,一是政治、道德判断,一是智性分析判断,这让批评堕落成一种工具,扼杀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创造性。应提倡"想象批评",使文学批评真正恢复为一种具有想象力的创造活动。

论抗战时期文学研究的突破

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经久不衰的文学主题。怎样记忆抗战、怎样书写抗战,需要回到历史的现场,进一步展开对于抗战时期文学遗产的清理、认定和评价。需要正视战争中文学发展的非常态、需要警惕政治立场对文学研究的限制、需要避免现有文学史分期的遮蔽,把抗战时期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战争与文学活动、文学荣枯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