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改革方案

南开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改革方案○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阎孟伟一、课程体系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基本要求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进行的教学改革主要是课程体系的改革。课程体系是我们作为教育者为教育对象设计的知识结构。这个知识结构是根据他们现在的需要建构起来...

“钱学森之问”与科学素质教育——访南开大学科学史教授李建珊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钱学森先生生前的疑问,这就是"钱学森之问"。钱老辞世后,"钱学森之问"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后出现的11位教授联名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中国教育界发出的一封公开信,更是将"钱学森之问"

科学哲学的价值论转向——科学进步模式新探

科学进步及其标准问题是 2 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及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综观现代科学哲学的历史 ,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真理”模式到劳丹的“科学→解决问题”模式 ,尽管反映了对于科学进步问题的认识发展 ,但均未超出认识论领域 ,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 ;由于它们忽视科学的社会性与实践性 ,因而无法根本解决科学进步的合理性问题。科学哲学研究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转向是一种必然趋势 .本文在扩展劳丹“真理与价值相通”思想和发掘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为目标的“科学→价值”模式。

形而上学的遗产与实践哲学的发展路向

实践哲学的复兴不仅是上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最可注意的事件,而且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几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发展趋向。自从上个世纪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来,“实践”一词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为重要、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但在赞同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或哲学的实践转向这一口号的名义下,人们所使用的“实践”一词在实际上却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人们似乎并未摆脱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试图以理论哲学的方式构建实践哲学的体系。其结果是,尽管关于实践哲学的谈论越来越多,但研究本身却陷入了徘徊不前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表明,实践哲学的研究正面临着一种抉择,即对于我们以往实践哲学的研究,必须进行一种反思,以便能够深化这一研究。这里发表的这一组文章,正是试图对我们的实践哲学研究进行一种反思或深化。赵家祥教授的文章《准确把握实践界限,克服泛实践论倾向》,对实践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泛实践论”倾向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泛实践论”无限扩大实践的范围,把本来不属于实践范围的活动也归入实践活动,从而把实践泛化。王振林教授的文章《当代实践哲学与生活世界理论》,在对当代西方实践哲学复兴的意义充分肯定的基础上。

社会哲学视野中的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

作为后发型现代化的意义支撑的中国当代人文精神 ,其在现实中的发育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呼应 ,其理论的建构应自觉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现代文化的发育发展中汲取营养 ,研究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交集中 ,高起点、高速度、追赶型的现代化的发展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 ,按照社会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 ,综合研究古今中外的有关思想资料 ,重建和高扬体现当代时代精神的中国人文精神 ,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

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创新,必须基于对实践概念的重新理解。其具体路径应当是: 超越理论哲学,走向实践哲学。近年来“回归生活世界”的呼声表现了对这一哲学范式变革的某种 自觉,将这一口号落实于具体的理论建构中,应包括如下主要方面:重建马克思与传统的关系,重 新阐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将领域哲学的研究置于实践哲学的框架之中。

广义符号经济:当代经济发展趋势的哲学阐释

随着符号商品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类经济的活动领域不断扩大,人类开始迈向以广义符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基础的广义符号经济时代。广义符号经济的活动主体不仅是经济人,更是卡西尔所说的“符号人”,企业生产的本质是通过人与外部符号世界的符号互动创造差异化符号的过程,符号的交换和消费的实质就是文化与意义的交换和消费,企业生产(符号创造)的动力不再是简单的竞争,而是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和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冲动。

制度规范与道德养成教育——关于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层思考

中国目前尚处于道德他律阶段,大学生道德现状不容乐观,道德教育不能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应从最基本的阶段开始。首先借助一定制度的权威,施加一定的压力,使道德主体“依从”,在此基础上,道德主体经反复的道德实践,体会道德的付出和回报,逐渐对道德规范“认同”,然后“内化”,达到社会理想的道德素养。

何谓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王南湜教授访谈录

朱蔷薇(以下简称“朱”):王老师,在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研究中,黑格尔哲学一直被视为马克思哲学直接的理论来源,进而在马克思哲学的阐释方式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但是,我注意到,近年来您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大相径庭的阐释方式——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您的这一提法似乎有点逆潮流而动,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要为马克思哲学开辟一条新的阐释路径呢?是为了反对黑格尔主义的阐释传统吗?

试论“真矛盾”及次协调逻辑的哲学价值

二十世纪后期以来,再也没有哪一种逻辑像次协调逻辑那样,在取得丰富研究成果的同时,也领略到了极为尖锐的批判,仿佛其本身就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矛盾”。依照次协调逻辑“真矛盾”的观点所构建的次协调逻辑系统,夷非所思地试图要容纳我们所认知的悖论、辩证矛盾、甚至逻辑矛盾。次协调逻辑试图要和悖论永久共存,但我们可以为了暂时的搁置这种矛盾,发展某理论的其他方面而接受这种逻辑技术。次协调逻辑在反映人脑的容错机制上具有重要的描述功能,这对提高计算机的智能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科技价值二分的哲学思考

现代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向人们表明:现代科学特别是技术的应用与其应有价值发生了背离。西方思想家们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科技异化的批判。面对科学技术与价值的背离,需要为科技发展提供合理的价值取向,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过程中坚持遵循利益原则和公正原则的尺度,达到最大限度为全人类谋求福祉的目的。中国要想避免科学技术的不利影响,就需要把西方文明中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整合起来,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

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

一定的经济学方法论总是以一定的哲学和科学观为基础的。文章从科学哲学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作用和反对的观点这两个层面来论述。最后得出结论:反对者的立场是片面的,科学哲学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是肯定的。

中国传统哲学历史观的理论成就及其当代价值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历史观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此方面,虽有英雄史观等理论糟粕,但更有大量带有唯物史观萌芽性质的思想精华。从现代人的立场看,有四个方面的内容非常值得关注。它们分别是:"治乱有数"、"理势合一"的历史规律论;"今胜于古"、"因时变法"的历史进化论;"民为邦本"、"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论;"礼生于有"、"先富后教"的道德发展论。这些宝贵的思想,对于纠正当今思想界的一些理论偏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次协调逻辑及其带来的逻辑哲学问题

次协调逻辑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卓有成效。它可以在系统中容忍不平庸的矛盾,同时又限制这种矛盾使之不会在系统中扩散,从而使得“矛盾可以推出一切”的后果不会在系统内发生。这个目标是依靠弱化否定词的经典含义和削弱矛盾律的作用,从而限制斯哥特规则的作用范围来实现的。文章试图在阐明次协调逻辑基本机制的基础上,将次协调逻辑放在与非经典逻辑、逻辑真理观以及哲学辩证法相联系的层面上,对由此而带来的逻辑哲学问题作进一步的解析。

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

如何建立一门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的现实性政治哲学,是一些学者近年来一直探索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从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入手,才能够解决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南开大学哲学系的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国内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基本上还停滞于青年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之中,至多再加上一些海德格尔式的点缀,而这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声音。正是这种黑格尔式的基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绝对唯心主义之前提的理论思路,将理想性与现实性轻易地连接在一起,造成思想的"短路",妨碍着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20世纪中期以来,阿多尔诺、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活动其实都是试图走出这一理论思路的重大努力。中国哲学界现在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理论困境,而要走出这一理论困境,就须另觅出路,即思考一种对于马克思哲学作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式阐释的可能性。本刊约请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几位教师撰写一组文章,主旨就是想通过对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黑格尔主义传统从不同方面的批判,来探讨一种超越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的可能性。其中,王南湜的文章《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主要分析卢卡奇哲学及黑格尔主义传统的起源、意义、理论上的缺陷等;谢永康的文章《从"自在之物"到"非同一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中的有限性要素》从阿多尔诺的"非概念物"概念入手,在"物自体"问题上对黑格尔主义传统展开批判;王时中的文章《"思维"与"现实"的理论界划及其实践取向——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主要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非常规解读入手,讨论一种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阐释马克思的可能性与意义;许恒兵的文章《论西美尔的历史规律观及其对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意义》则是基于对新康德主义者西美尔的历史观的考察,来探讨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阐释问题。

超越应当的逻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历史主义方法

当代自由主义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方法论上,不过,它所依据的,是一种从应当的道义原则出发推论出理想社会的应当的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人与自然、自由意志与必然性、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分立是一个关键点。实际上,马克思一直致力于超越应当的逻辑的方法论建构。他在历史主义基础上阐明了普遍规范的历史性质,从而将他关于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建立在对社会历史的认知性考察之上。这就使他在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新地基上,阐明了他区别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

实践观的变迁与哲学的实践转向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实践观,其间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中所做的本体论预设。在第一种实践观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只有一种外在的关联,即实践只是获取感性材料和验证认识真理性的手段。而在后两种实践观之中,这一关系则是内在的,但在第二种实践观中,实践实际上已经被理论化了,成了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奠基性要素,而在第三种实践观中,理论活动则被视为实践活动的一个要素,理论被还原为了一种特别的实践活动。三种实践观对应着三种哲学思维范式:第一种对应于实体性哲学,第二种对应于主体性哲学,而只有第三种实践观才构成了实践哲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的实践转向。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主义根基：遗忘与重建

自产生之日起,历史主义理论就一直为它内含的矛盾所困扰:既要对事物的相对性和暂时性给予肯定,又要为其寻求确定性根据。在历史主义的诸种类型中,只有与决定论相结合的历史主义,才能避免相对主义的困扰,合理地处理这一矛盾。黑格尔以思辨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历史观,只是虚假地克服了历史主义所必须面对的这一难题。马克思哲学既主张超越性的理想,又要在现实的历史中为这一理想的实现寻找必然性根据,因此它在以历史性原则揭示人的自由的同时,又以科学认知为自由的实现安置了客观性和确定性的基座,构建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主义。长期以来,由于遗忘了马克思哲学的这一历史主义根基,就出现了单纯从认知进路上和单纯从规范进路上解释马克思哲学的两种倾向。对于完整理解马克思哲学来说,重建它的历史主义根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