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类本科生选拔与培养的若干问题——兼及南开大学哲学院本科招生和培养模式改革

当前中国哲学类本科生的选拔和培养面临诸多问题。人才选拔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优秀生源缺乏、第一志愿率下降等方面。在我国现行的招生体制下,通过特殊形式的自主招生,把那些有兴趣学习哲学而且又有能力学习哲学的优秀中学生选拔出来,使他们能够以特殊的方式进入大学哲学专业学习,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问题,突出体现在学生学习兴趣不足和人才培养模式缺乏个性等方面。哲学学科具有综合性和贯通性,除专业知识的积累之外,更需注重对学生精神境界、悟性和见识的培养。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的言传身教。通过哲学的"专业史"特别是"地方的哲学专业史"教育,可以有效激发本科新生的专业兴趣,巩固他们的专业思想。通过建立充分发挥教师人格影响力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发挥教师对学生耳濡目染的潜在影响,提高哲学类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效能。近些年来,南开大学哲学院在"中学生哲学夏令营"招生模式改革、"知南开知哲学"专业史教育、"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培养模式改革等方面的探索,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有益尝试。

哲学视角下的生态文明教育——专访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薛富兴

目前开篇的新型生态文明塑造运动,以全球性环境危机为契机,当代生态哲学所确立的一些核心文明理念也必将对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产生深远影响,有能力塑造人类文明的基本走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访南开大学哲学院陈晏清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P18)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又根植于实践的发展和变化,因此如何在时代的发展中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使命和责任。为此,齐艳红对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南开大学哲学院陈晏清教授进行了访谈,围绕如何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哲学研究的实践转向、如何把握现时代的哲学主题和时代精神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精确定位 精细培养——南开大学哲学类本科生选拔和培养的几个做法

哲学知识的特殊性需要其精准选拔专业人才;当前我国大学哲学专业优良的师生比,使其能够在本科阶段即进行精细化培养。最近十多年间,南开大学哲学院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在招生环节,将举办"中学生夏令营"与自主招生结合起来,精准选拔适合学习哲学的专业人才;在培养环节,以"知南开知哲学"为载体进行"地方专业史"教育,以"全程导师制"为载体探索精细化培养方案,以"知哲学知社会"为载体进行社会接轨教育。这些做法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全链条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

寻求高等教育基础专业与中学生之间的通道——南开大学哲学专业自主招生夏令营模式探索

南开哲学夏令营是全国第一个中学生哲学夏令营,它尝试在大学与中学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中学生有机会走进大学校园,了解真正的哲学,也启发中学生对哲学的兴趣,从而使中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与专长选择大学专业,也使南开能够招到真正喜欢哲学而又擅长学习哲学的学生,因此,南开哲学夏令营是对高校"冷门"基础专业自主选拔优秀人才的途径所进行的有益探索。

寻求高等教育基础专业与中学生之间的通道——南开大学哲学专业自主招生夏令营模式探索

南开哲学夏令营是全国第一个中学生哲学夏令营，它尝试在大学与中学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中学生有机会走进大学校园，了解真正的哲学，也启发中学生对哲学的兴趣，从而使中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与专长选择大学专业，也使南开能够招到真正喜欢哲学而又擅长学习哲学的学生，

“钱学森之问”与科学素质教育——访南开大学科学史教授李建珊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钱学森先生生前的疑问,这就是"钱学森之问"。钱老辞世后,"钱学森之问"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后出现的11位教授联名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中国教育界发出的一封公开信,更是将"钱学森之问"

辩证决定论的自然哲学根据

决定论的本意就是指因果决定论,强调因果关系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在自然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决定论的核心问题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决定论的核心问题是必然和自由的关系问题。对于自然物之间的因果运动,机械决定论的基本特征是承认因果必然性而否认偶然性的客观存在。辩证决定论的基本特征是承认偶然性的客观存在,把现实的因果运动看成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把因果事件和因果关系区分开来,认为在现实的因果运动中,任何因果事件都是偶然事件,但因果事件本身所包含的因果关系则具有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辩证决定论承认统计规律对于描述因果运动的必要性,但否定或然因果性或统计决定论观念。量子力学的统计特征表明了机械决定论的失败,但仍然可以从辩证决定论的理论原则中得到解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既是自为的存在物,又是自由的存在物,人的自由以必然性为根据,以偶然性为实现条件,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

新时代异质文化交融中的哲学话语建构

把在西方文化土壤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和中华文化相结合是一个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交融的过程。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结合”重要思想,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新的历史丰碑。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习近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辩证唯物论、方法论、唯物史观三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的历史形态,同时也实现了异质文化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视域融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真理结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使其褪去文化异质性,表现出中国现代哲学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内涵,由此创造出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

“善、至善、伪善”: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环节

康德的道德哲学真的是“空洞的形式主义”吗?哲学界之所以有如此批判,是因为康德的道德哲学从一开始就被狭义地理解为德性论,即关于善及其先验根据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被广义地理解为由包括德性论、正义论和根本恶论三个环节构成的道德哲学整体。康德道德哲学的这三个环节是围绕德与福的二律背反关系展开的:德性论的“善”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对象,可视为康德道德哲学的起点;正义论在“至善”的框架内对人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进行了探讨,它为道德法则在现实中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外部保障;根本恶论一方面通过对“伪善”或“德行假象”的揭示,以及试图对人的善的禀赋的重建,为德性论的纯粹化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则通过所谓的“伦理共同体”为道德法则的践行提供了一种辅助手段。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哲学逻辑

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探索出来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其中蕴涵深刻的历史哲学意义。以历史哲学的视角分析,“两个答案”蕴含的哲学思考超越了中西方传统的循环史观,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进步性、革命性、现实性的正确把握。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两个答案”有助于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有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不竭动力,有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价值追求。归根结底,“两个答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共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出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亨利恢复主体性的现象学进路及其问题——基于亨利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再阐释

米歇尔·亨利在其“生命现象学”中强调个体的主体性,并以此为进路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作了重释,主张个体的活劳动是经济价值的基础。基于此,亨利批评资本主义将抽象的经济范畴凌驾于主观实践之上,否认其在本体论上具有第一性,进而尝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中恢复个体实践在经济中的主体性地位。亨利的这种生命现象学解读对恢复经济现实中人的主体性具有重要价值,但其对主体性和内在性的片面强调也引发了诸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资本主义劳动主体性及其再生产——马克思哲学研究新范式的探索

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主体逻辑”与“资本逻辑”两种阐释范式的矛盾是一种主导性的张力。但是,这两种范式对资本逻辑下劳动者主体性的理解各自走了两个极端,因而都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劳动者依然具有“主体”的资格,但这种主体性已然受到资本权力的塑造,与资本的再生产形成共谋。鉴于此,有必要发展一种新的阐释范式,考察资本逻辑下劳动主体性的主要特征及其再生产机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简单商品社会”中的小生产者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劳动者这两个层次,最终在资本主义总体再生产的尺度上揭示了劳动主体再生产的具体机制。

阐释《逻辑哲学论》的一条可能路径——从新维特根斯坦派的解读谈起

随着新维特根斯坦派的兴起,如何从总体上把握《逻辑哲学论》的思想再度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新旧各种解读意见之间的争论主要围绕维特根斯坦为何要将自己书中的命题视作没有意思的空谈而展开。传统解读者大都倾向于认为,尽管构成《逻辑哲学论》的命题本身没有任何意思,但通过它们可以显示出形而上学真理。而新维特根斯坦派则认为,应果断地将这些命题看作是不仅毫无意思而且也无法显示任何东西的纯粹空谈。这些针锋相对的解读意见虽各有道理,却未能足够细致地考察维特根斯坦用“我的命题”这一短语到底意指他书中的哪些命题。而只要严格按照该书所使用的命题编码系统,不仅从纵向而且从横向上看待这些命题之间的层次区分与相互关联,便可望寻得一条全面理解该书思想的有效途径。

儒家哲学中自我形态的探寻——从文本分析到义理诠释

作为思想的语言载体,文本是哲学史研究的基础。面向自我观念这种研究之中容易产生理论预设的议题,从文本出发,在对文本的分析中探寻思想信息就显得格外重要。儒家通常以“自”“己”“身”“我”“独”作为自我观念的表达词,以之为线索,对相关文本进行系统考辨,可探寻到儒家哲学中自我的基本形态。这包括构成性(自我之成为自我的根据)、交往性(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和反身性(自我认识自身并成就自身)三种向度。此三者在各自有别的同时又错综交会,共同交织而成的自我是儒家思考伦理道德问题的枢纽。由此切入,可获得一种研究儒家道德哲学的新进路,较之美德伦理等视角,自我问题的进路更有可能充分呈现儒家思想的内在机理。哲学义理和作为其载体的文本之间是“意”的“言”的关系,尽管“言”的分析存在有限性,但它是追寻“意”的必要路径。“言意之辨”不仅是过去的一种理论,也是现今哲学史研究中应重视的一种方法。

黑格尔与哲学的命运——读杨桂华教授《学院化是哲学研究的歧路》有感

一直以来,有一种流行的偏见笼罩在黑格尔哲学的上空——不论是对黑格尔哲学一知半解的人还是那些从未接触过黑格尔哲学的人似乎都把"艰深晦涩,空洞无用"认作是黑格尔哲学的本质。真实,正是黑格尔用尽毕生的心血将哲学从"艰深晦涩,空洞无用"的可耻颓废中拯救出来,将其一举提升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最终使哲学成为一种科学。本文将就黑格尔文本本身来阐释黑格尔是如何将哲学从艰深晦涩,空洞无用的理论提升为科学的时代精神之精华的。

物理学拔尖学生创新综合素质提升:理论解析、南开实践与路径优化

创新综合素质培养是拔尖创新人才培育中重要的一环。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是高校培养拔尖人才的重要抓手之一,在拔尖计划1.0实施十年,拔尖计划2.0开局和强基计划全面实施的背景下,拔尖学生创新综合素质培养成为教育教学领域关注热点之一。本文在创新综合素质各结构化组成要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南开大学物理学基地为例,对拔尖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视野各结构化要素培养的实践路径进行介绍,将理论分析结果与实践路径的实施相对应,进而分析目前拔尖计划各基地中,在拔尖学生创新综合素质培养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政治哲学理论思维中的前提预设

实践哲学理论思维与科学理论思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必然以一定的形而上学预设为前提,否则就不可避免地在实践哲学研究中出现经验主义倾向。当代政治哲学关于正义问题的研究明显出现经验化特征。伍德命题否认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的不正义,遭到学界的普遍反驳,但多数反驳者否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存在普遍的、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原则,依然试图从经验世界中寻找论据,因而对伍德命题的反驳是不成功的,没有触及伍德命题的真正疑点。实际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理论是以人的自由本质及其现实化为前提预设的,否认这一点,就会消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的批判性。同样,只有坚持这个前提预设,才能使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构建走出市民社会视域,进入人类社会视域。

“双重逻辑”说所开启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之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有效地改变世界为鹄的,其理论之中必然内在地包含着决定论与能动论之张力,而孙伯鍨先生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精深解读所阐发的“双重逻辑”说,不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最早揭示出了这一张力问题,开启了一条富有成效的理论探索之路,引领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从中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而且这一探索之进路还展现出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理论空间,有待人们去深入开掘。

从“大书院”到“大学”:近代中国对university的翻译

近代以来university的主要汉译及其升降起伏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涵,揭示了中国人认识西方大学、探索大学理念的不同心态和视角。从1866到1895年是无可争议的“大书院时代”,尽管多种翻译并存乃至竞争,“大书院”却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从1895到1911年,“大学堂”逐渐取代“大书院”成为官方认可的翻译。直到民国以后,“大学”作为university的标准翻译最后确立。甲午战前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多种大学模式均有观察和体验,他们往往重视书院与英美大学的比较,甚至认为英美大学与当时的书院相比更好体现了书院的理想,这是他们多用“大书院”翻译university的理由。甲午战败之后,日本模式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是,最后确定的标准翻译“大学”,虽然直接来源是日本,却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含义,在全盘西化、日化的时代,承载着民族的教育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