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体经济“账期”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账期"问题成为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不同组数据实证分析了实体经济的账期规模、账期延长的状况以及账期对实体经济利润侵蚀程度等问题,并得出在"账期"问题上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严重、制造业行业比其他行业严重的结论。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账期"问题存在的原因及危害,提出加大民营企业、制造业行业的政策扶持力度等措施解决"账期"问题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市场组织、制度质量和经济增长之谜

国家制度安排的质量会影响微观的市场组织结构,从而最终影响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一个基于新古典的交易模型,讨论了市场组织和制度质量之间的关系,结论为:在市场发展的早期,市场组织以关系型组织为主;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制度质量提高有助于市场组织形式从关系型组织向规则型组织转变。随后,本文结合93个国家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结论对中国提高制度质量建设有一定参考价值。

民营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吗

本文以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为切入点,通过理论分析,认为随着中国整体民营经济的繁荣发展,城乡民营经济发展差距内生扩大,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形变化趋势。以中国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借助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计量检验,证实了上述倒"U"理论假说。同时,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对样本数据分东、中和西部区域组进行检验,实证进一步发现:(1)东部区域,民营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与城乡民营经济发展差距均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倒"U"形变化趋势;(2)中、西部区域各自民营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均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倒"U"形变化趋势,但城乡民营经济发展差距都正向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且西部边际扩大效应大于中部区域。

环保财政支出有助于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吗？

环保财政支出具有的引致经济和环境规制的双重属性,使其成为政府干预经济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政策手段。本文基于2007~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政府环保财政支出的经济和环境影响。结果表明:地区环保支出的总额和比例均与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越倾向为环保财政提供更多的预算支持。环保财政支出通过引致社会资本、刺激技术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并通过提高地区技术水平促进地区污染减排;但环保财政支出的规模和增速仍落后于当前的环境治理期望,形成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规模偏低。各级政府应该科学地制定环保财政预算,发挥环保财政支出对经济和污染减排的传递机制,促进经济环境协调发展。

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采用2012年世界银行调查数据考察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影响。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嵌入全球价值链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倾向,倾向评分匹配法的结果证实存在这种因果关系,本文的结论稳健。但这种正向影响存在结构性特征,相比工艺创新,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产品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较弱、融资约束较强和所在地区技术吸收能力不足,均会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促进作用。因而,要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转型,还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候鸟式”流动亦或“永久”迁移?--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与人口流迁选择

本文基于近年来中国部分流动人口“流而不迁”的典型事实,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城市特征的匹配数据,构建公共服务可及性综合指数,使用IV-probit和PSM方法,探索迁入地的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流动人口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可及性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降低了“流而不迁”的暂时性迁居概率,且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自选择问题后仍然稳健;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人口迁移效应”因地区差异、城市级别、户口类型、家庭规模而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因流动性质、个体特征而存在显著的个体异质性。进一步研究显示,主观社会融入感在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人口迁移效应”中发挥中介机制作用,公共服务可及性对主观社会融入感具有正向影响,提升了流动个体的永久迁移意愿。基于流动人口福利改进的伦理目标,本文认为:公共部门应兼顾公共服务的地区均等化和类别均等化;注重流动人口多维度、综合性的公共服务可及性水平提升;优化公共信息的传播路径并拓展流动个体对公共服务的表达渠道和参与范围,从而实现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升级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获取技术溢出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投资者的吸收能力,还取决于技术拥有者与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的分析方法,对二者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演化行为进行了分析,指出其稳态均衡策略的差异会引起完全不同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结果。然后利用2003—2015年的省级区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对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一结论经过行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其效果从东到西依次减弱。

海峡两岸产业合作与产业政策的协调

海峡两岸的产业发展符合内生性产业发展规律。本文通过产业发展阶段、影响企业利润函数的关键因素和基于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的产业分类这三个维度相匹配,提出了拓展的内生性产业发展模型。在拓展的内生性产业发展模型基础上,从整体框架与具体平台两个层面解读两岸产业合作制度性框架,提出分阶段、分产业类型、分因素的两岸产业协调性政策及其调整路径。

地理区位影响工业污染排放吗?——基于空间距离视角

本文主要探讨地理区位与工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刻画中国工业污染的空间分布特征。基于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中国工业污染排放表现出向北京、上海和香港三大核心城市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局部区域范围内,工业污染排放同样向区域核心城市集聚。在不同核心城市的地区中,以上海为核心的地区出现了工业污染排放再次集聚的次级高地;而以香港为核心的地区中,区域核心城市则表现出更强的工业污染排放集聚效应。

制度质量对保险业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2006~2014年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制度质量对保费收入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制度质量改善对扩大保费收入规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尤为明显;在制度质量一级指标中,公共制度质量对保费收入的影响超过企业制度质量,在二级指标中,产权保护制度的改善对保费收入的促进作用最强;我国制度环境在道德规范与抑制腐败方面较差,规范社会道德和反腐败成为促进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制度改革首要任务。本文结论意味着,为促进我国保险业健康发展,我国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完善公共制度,尤其是在规范社会道德与抑制腐败等方面。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空气质量

本文基于生态文明视角,深化产业合理化和产业高度化的认识,构建指标并以环保部重点监测城市为研究对象,在考虑城市生态气候条件的基础上,研究环境规制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及其交互作用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可以带来空气质量的改善;环境规制会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条路径改善环境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影响均呈现U型曲线效果。因此,基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城市政府应根据自身产业发展特征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并在此过程中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建立长效稳定的环境规制机制,发挥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交互作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政府环境规制内生性的再检验

政府作为环境规制的主体,致力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互协调。将环境规制作为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不仅决定了计量方法的选择,甚至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论影响机制和实际规制效果。本文采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基于2006—2014年中国287个地级城市非平衡面板数据,以废水各项指标为例,分别选择城市废水排放总量、单位工业产值的废水排放量与工业污水集中处理率作为环境规制指标,考察了中国政府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规制指标均具有显著内生性,且不同指标呈现不同的内生影响机制。总量排放规制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线性正相关,而单位工业产值污染排放规制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其原因在于,就城市层面而言,单纯的总量约束仍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企业更有可能选择迁移或改变对生产要素的选择;而对单位产值排放和集中处理率的约束则是直接指向企业的技术改进。环境规制的内生性及不同的影响机制为城市优化环境规制策略提供了思路。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注重规制措施的传导机制并加强经济和环境政策的相互配合,不同城市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在总量污染与单位产值污染规制间做出选择。已跨越拐点的东部发达城市,其经济产出的增加不再单纯依靠高排放,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着重控制总量污染;未跨越拐点的中西部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产出增加依靠各种要素的投入,应该着力于尽可能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提高生产的绿色化程度。

新农保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选取PSM-DID方法考察其他条件相似时,参保组与对照组在总劳动时间、农业劳动时间供给上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新农保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劳动力供给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新农保对不同年龄段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参加新农保有效减少了60岁及以上农户的总劳动时间和农业劳动时间;但参加新农保不会影响60岁以下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但能够增加其总劳动时间。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经验与启示——基于浙江省义乌市的实践视角

全面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处理好农民与土地、政府与市场两大关系。放活农村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正是处理上述两大关系的关键性“切口”。本文立足于浙江省义乌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现实实践,明确提出应明晰宅基地权属,赋予宅基地更丰富的使用权权能,保障村民宅基地资格权,维护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者权益,有效增加村集体和农民财产性收入,进而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能。最后,就加快推进完善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延迟退休会损害健康吗?——基于对退而不休的研究

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对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但已有文献对此却很少涉及。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了老年人退而不休行为对健康的影响,以此评估我国延迟退休政策可能产生的健康后果。研究结果发现,退而不休总体上并不会影响老年人健康水平,反而对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这种正向作用只体现在男性老年人。同时,退而不休在一定程度上显著提高了低龄老年人健康水平,总体上对高龄老年人健康没有影响,但对高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为延迟退休政策的健康后果提供了证据,延迟退休政策不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在延迟退休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政府应该高度关注延迟退休政策对部分老龄人特别是没有继续工作意愿和高龄老年人的健康的影响。

政府发展战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采用1998—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探讨了政府发展战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违背比较优势的政府发展战略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更低的省区,违背比较优势的政府发展战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明显。

经济全球化对GVC地位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实现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攀升是开放条件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之一.利用42个经济体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和KOF全球化指数,文章考察了参与经济全球化对GVC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参与程度提高可以显著提升GVC地位,考虑内生性问题、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后,结果依然稳健.最后,考察影响机制发现,经济全球化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和创新激励,进而促进GVC地位攀升.文章基于全球化视角为GVC地位演变提供了新的解释,有助于客观深入地评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财政文化支出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CGSS2013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文化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文化支出增加有利于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但这一影响存在显著的人群异质性;财政文化支出主要通过居民认知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两个渠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提升作用;不同的文化要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经济地位、社会态度、生活方式、阶级认同和道德素养五个要素的作用效果依次递减。

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现金储蓄的影响——预防性动机还是投资挤压?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的出口及投资机会增多,但与此同时面临的进口竞争压力也与日俱增。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行业进口关税数据,以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模型,首次系统地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现金储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贸易自由化不仅没有提高国内制造业企业的现金储蓄率,反而通过投资挤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现金储蓄率,这与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结果大相径庭。(2)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现金储蓄的作用依赖于市场竞争程度,即关税减让会显著降低竞争性行业以及高集聚区域内企业的现金储蓄率。(3)高关税行业的关税降低后,进口竞争会侵蚀纯内销企业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小规模企业,进而降低其现金储蓄。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互联网使用、市场摩擦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考察了互联网对于家庭风险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并发现了显著的正向效果。即使使用不同的识别策略,或者不同的关键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然保持一致。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效果主要存在于高收入、高教育以及非农户籍群体中;影响机制的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降低市场摩擦来提高家庭风险金融投资的概率,具体表现为降低交易成本、削弱有限参与机会限制、以及增强社会互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