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器官移植术后谵妄的研究进展

实体器官移植术后谵妄作为影响器官移植受者预后的重要因素,目前缺乏足够的临床关注。其病理生理机制尚不明确,与移植器官的种类、受者年龄、血糖变异、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等有着紧密的联系。明确实体器官移植术后谵妄发生的危险因素并及早进行干预,对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近年实体器官移植术后谵妄相关文献,明确术后谵妄的定义、分类、临床表现和诊断标准,汇总实体器官移植术后谵妄的危险因素,着重突出实体器官移植受者区别于其他患者的特点,并总结其预后和防治方法,旨在提升临床对实体器官移植术后谵妄的关注度,改善受者预后。

实体器官移植后多瘤病毒致病机制及诊疗策略

1多瘤病毒的概述BK多瘤病毒(BK polyomavirus,BKV)、JC多瘤病毒(JC polyomavirus,JCV)和默克尔细胞多瘤病毒(merkel cell polyomavirus,MCV)均属于多瘤病毒科多瘤病毒属,具有二十面体衣壳,属无包膜DNA病毒[1-2]。BKV是在研究肾移植受者体内的巨细胞病毒时意外发现的病毒,JCV则是从1例人进行性多灶性脑白质病(progressive multifocal leukoencephalopathy,PML)患者的脑组织中分离出来的病毒[3]。MCV是一种新发现的与癌症发生密切相关的人多瘤病毒,以其所致的默克尔细胞癌(merkel cell cancer,MCC)而命名[4]。

器官移植后恶性肿瘤的发生

在移植受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为免疫或非免疫因素引起的移植物失功的阶段,恶性肿瘤的发生仅仅被认为是移植后的一种并发症。随着新型免疫抑制剂和免疫抑制方案的应用,急性排斥反应以及相应的移植物丢失率明显降低,

腹腔器官移植供受者ABO血型基因型及其随机错配率的研究

目的探讨腹腔器官移植供、受者的ABO血型基因型的分布频率,分析移植供、受者在ABO血清型相同的基础上的基因型随机错配情况。方法肾移植受者89例、肝移植受者22例为受者组,同期86名无关随机供者为供者组。两组均采用单克隆抗体检测ABO血清学分型,同时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序列特异性引物(sequence-specific prime 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SSP)技术测定ABO血型基因型。所用引物可识别6个ABO血型基因(O1、O2、A1、A2、B1和B3)和21个ABO血型复等位基因。计算ABO血型基因频率,并在ABO血清学分型相同的基础上,分析供、受者之间ABO基因型的错配率。结果供者组和受者组均表达出O1、O2、A1、B1、A2共5个ABO血型基因和O1O1、O1O2、O2O2、A1A1、A1O1、A1O2、A2O1、A2O2、A1B1、A2B1、B1O1、B1O2和B1B1共13个ABO血型复等位基因;与其血清学分型一致率为100%。受者组及供者组患者中ABO血型基因频率从高到低依次为:O1(38.7%比43.0%)、O2(25.7%比21.5%)、A1(17.6%比18.0%)、B1(16.0%比16.3%)、A2(1.8%比1.2%),两组的分布频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A型和B型中的杂合子血型基因型比例均超过85%。在ABO血清学同型的基础上,供、受者ABO基因的平均随机错配率为53.1%,其中供受者O→O的错配率为47.4%,A→A的错配率为66.8%,B→B的错配率为55.1%;AB→AB的错配率为16.7%。结论受者组及供者组患者中ABO血型基因频率从高到低依次为O1、O2、A1、B1、A2。在ABO血清学分型相同的基础上,供、受者ABO基因随机错配率较高。因此,有必要检测器官移植供、受者ABO血型基因分型,这有利于供受体间进行合理的配对。

器官移植患者术后服用免疫抑制剂依从性的 相关研究进展

器官移植是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治疗的最佳选择[1],而移植术后患者需要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 并且必须严格遵守免疫抑制药物治疗方案,预防排斥反应和移植器官失功能的发生,这对患者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同时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会带来很多不良反应,如血压升高、血糖升高、手颤等,这些不良反应可能会影响移植患者的服药依从性[2].依从性不佳、停药或经常漏服免疫抑制剂,是长期存活受者发生排斥反应的常见原因[3],研究显示,约25%的肾移植受者在经历移植失败后2年内死亡,对免疫抑制疗法无依从性的受者的总体预期寿命将缩短4年[4].药物不依从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显著关系[5].因此,了解器官移植术后患者服用免疫抑制剂的依从性状况、影响依从性的因素及与生存质量的相互关系,有利于为对器官移植受者采取正确的干预措施、提高服药依从性,从而提高预后及长期存活率.

建立健康管理系统提高器官移植患者规范化随访管理水平

器官移植健康管理系统是针对专科疾病特点的特殊数据管理系统，作为医院管理系统的补充，协助医护人员分析判断，做出正确的决策。随诊是指医疗卫生部门为了解曾在医院做过一定医疗处理患者的预后、远期疗效及生存质量，定期或不定期采用家庭诊视、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在器官移植中的研究进展

真核生物细胞核内组蛋白在被乙酰化修饰后可引起结构的改变，影响与DNA的结合，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通过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而发挥生物学作用，具有较强的免疫抑制作用，参与了免疫应答的许多过程及免疫功能的调节。本文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的分类、作用机制及对免疫细胞、免疫分子及在器官移植方面的应用等方面做一综述。

强化护理干预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并发DGF患者遵医行为的影响

探讨强化护理干预在提高公民逝世后供者器官捐献(DCD)肾移植术后发生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患者住院期间遵医行为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对我院2019年10月~2022年10月在我科行DCD肾移植术后并发DGF的39例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强化护理干预。应用自行设计的肾移植患者依从性调查问卷,比较患者干预前后的心理状态、影响因素和自我管理、服药依从性等。结果 DGF出现后,患者心理状态及遵医行为均明显降低,影响心理状态的因素主要有身体舒适改变、疾病知识缺乏、经济负担加重和缺乏家庭社会支持。经过强化护理干预后患者心理状态好转,自我护理、服药、饮食管理等依从性明显提高。结论 对DCD肾移植术后并发DGF患者进行强化护理干预,可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高遵医行为,帮助顺利安全度过DGF期,降低其他并发症的发生,促进康复。

肾移植术后Ⅰ型原发性高草酸尿症复发致移植肾功能不全的多学科综合诊疗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Ⅰ型原发性高草酸尿症(PH)复发的临床特点和多学科综合诊疗(MDT)的经验。方法对1例接受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后不明原因移植肾功能短期内迅速下降的病例进行MDT讨论,总结MDT在诊断罕见遗传性疾病以及提高肾移植受者长期存活中的作用。结果经MDT讨论,患者确诊为Ⅰ型PH复发,排除排斥反应后恢复常规免疫抑制方案,嘱大量饮水,予优质蛋白和低磷饮食、维生素B6、钙剂等保守治疗措施并积极防治并发症。患者移植肾功能恶化延缓,但仍在肾移植术后5个月恢复规律血液透析至投稿日。结论肾移植术后Ⅰ型PH复发较为罕见,临床主要表现为复发性肾结石,移植肾功能下降,且并发症多,患者预后不良。通过MDT讨论患者病情,明确诊断,确定最佳治疗方案,延缓了病情进展,改善了患者预后。

虚拟现实技术驱动下肾移植围手术期健康教育模型建立与成效评估

肾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肾病的最佳方法。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器官捐献与移植数据中心显示,中国肾移植手术量跃居世界第2位[1]。但患者在移植后仍面临许多挑战,如免疫抑制剂管理、遵循复杂的药物计划和生活方式改变等[2-3]。良好的疾病健康教育对于肾移植受者的康复和健康至关重要。近几年,各大移植中心也相继摸索出了一些提升健康教育成效的方法,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效果不理想。如缺乏互动性、可视化和情境感,难以激发移植受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4-5]。本研究结合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VR),创建了一种全新的肾移植围手术期健康教育模型,收到比较好效果。现结合文献介绍如下。

原发性高草酸尿症Ⅱ型与器官移植

原发性高草酸尿症Ⅱ型(PH2)是由乙醛酸还原酶/羟基丙酮酸还原酶(GRHPR)基因突变引起的乙醛酸代谢障碍性遗传病。其特征是复发性肾草酸钙结石和肾钙盐沉着症,严重者可进展至终末期肾病。器官移植是目前治愈PH2的唯一方法,主要包括肾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两种策略。前者有较高的草酸盐肾病复发风险,可能造成移植肾早期失功。后者能纠正草酸代谢缺陷,但具有较高的移植物并发症发生风险。由于PH2的罕见性,目前尚未就该疾病器官移植的指征、术式选择、围手术期管理等达成共识。本文就PH2的发病机制、诊断与监测以及器官移植经验做一综述,旨在引起临床医师对PH2的重视,并为PH2诊治方案尤其是移植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

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不规律随访对肾移植术后BK病毒再激活时的病毒载量及受者预后影响

目的探讨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不规律随访对肾移植受者术后BK病毒(BKV)再激活情况及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363例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按随访时间分为疫情前随访组与疫情期间随访组,随访期限为1年。比较疫情前随访组和疫情期间随访组的随访时间间隔,分析两组BKV感染情况,分析BKV感染进程与移植肾功能的相关性。结果疫情前随访共计1790例次,疫情期间随访共计2680例次。与疫情期间随访组比较,疫情前随访组术后3个月内、3~6个月、7~12个月的随访时间间隔较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在肾移植术后1年内,疫情前随访组35例(32%)检出BKV尿症、3例(3%)检出BKV血症、1例(1%)检出BKV相关肾病(BKVAN),疫情期间随访组53例(25%)检出BKV尿症、3例(1%)检出BKV血症、1例(1%)检出BKVA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疫情前随访组术后首次检出BKV尿症时间长于疫情期间随访组,首次再激活尿BKV载量小于疫情期间随访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首次再激活尿BKV载量与尿BKV载量峰值,BKV再激活后第1、3个月血清肌酐与基线血清肌酐差值呈正相关(均为P<0.05)。结论肾移植术后不规律随访可导致BKV再激活时间提前、首次尿BKV载量检出值更高,以及延迟诊断和干预,并造成不良预后。亟待建立远程随访体系以满足发生公共卫生事件时肾移植受者的随访需求。

马方综合征来源供肾肾移植2例并文献复习

目的 探讨马方综合征(MFS)患者供肾肾移植的可行性及临床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接受同一MFS患者供肾的2例受者临床资料及既往文献中2例相关报道,总结MFS患者供肾肾移植的特点和临床诊疗要点。结果 该MFS患者左、右侧供肾零点穿刺Remuzzi评分分别为1分、2分,肾内小动脉壁与其他脑死亡及心脏死亡供肾相比无明显差异。接受该MFS患者肾脏的2例受者术后均发生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短暂血液透析后,左肾受者、右肾受者的移植肾功能分别于术后10 d和20 d起开始逐渐恢复。出院后左肾受者的血清肌酐稳定于80~90μmol/L,右肾受者的血清肌酐仍在下降,截至投稿日,血清肌酐最低为232μmol/L(术后43 d)。既往文献中报道了2例成功使用同一MFS患者供肾的肾移植案例,2例受者均发生了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而后肾功能均恢复正常,截至报道日期,其中1例受者持续存活了6年,另外1例受者于术后第2年因新发脑血管疾病而死亡。结论 MFS患者是可接受的供肾来源,但术前应审慎评估受者意愿和一般状况,术中妥善处理可能的肾动脉中膜撕裂,术后警惕各类并发症的发生。

多巴胺在肾移植术中临床应用价值的再认识

多巴胺是去甲肾上腺素生物合成的前体,小剂量多巴胺主要兴奋多巴胺受体,可扩张肾及肠系膜血管,增加肾血流量,改善微循环。近年来,小剂量多巴胺以其血管活性作用广泛应用于肾移植领域。然而,随着循证医学的发展,多巴胺在肾移植术中保护移植肾灌注功能的作用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多项研究发现多巴胺在肾移植术中对肾功能、心功能无明显益处,升压效能较低,甚至会增加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而去甲肾上腺素可成为一种较安全的替代。因此,本文就多巴胺在肾移植术中对肾功能、心功能以及血流动力学影响的新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多巴胺在肾移植术中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分子检测技术设备在肾移植受者随访中的运用

外科手术的进步和新型免疫抑制剂的问世,使肾移植受者和移植肾的近、中期存活率大幅提高,但人、肾的长期存活仍然是移植工作者面临的棘手挑战[1]。移植后并发症,如急性排斥反应、感染、移植肾肿瘤等是导致移植物失功,甚至影响受者存活的重要原因。故术后并发症的密切监测和及时诊疗是提高移植肾存活率的关键[2]。

外泌体在肾移植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肾移植作为终末期肾病的首选治疗手段之一,已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用,然而肾移植引起的免疫排斥反应和术后并发症等预后不良问题一直存在。如何提高肾移植手术成功率及延长移植肾寿命是当前面临的一大难题。外泌体具有信息传递和物质运输功能,能够参与到肾移植的全过程中,包括辅助术前诊断、干预免疫排斥反应及术后并发症等。本文分别从免疫排斥反应、免疫抑制剂毒性及其他移植后并发症3个方面,阐述外泌体在肾移植术中的重要作用及相关应用进展,以期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新思路。

肾移植受者他克莫司剂量/浓度个体差异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规律

目的探讨肾移植受者他克莫司剂量/浓度个体差异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规律。方法观察118例肾移植术后早期(3、7、14、30d)、103例术后3月、75例术后6月、119例稳定期(≥1年)口服他克莫司+霉酚酸酯+泼尼松三联免疫抑制抗排斥的受者,记录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他克莫司剂量、激素剂量、腹泻、血脂、肝功、肾功、白蛋白、红细胞比容,测定每个受者CYP3A5和MDR13435、2677、1236位点基因多态性及不同时期他克莫司药物浓度。然后以他克莫司浓度/剂量×体表面积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肾移植术后早期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拟合度偏低,术后3月明显增高,术后6月进一步增高并逐渐趋于稳定;影响他克莫司剂量/浓度的因素在术后早期较多且变化剧烈,术后3月以后逐渐趋于稳定。从药物基因组学角度来看,影响他克莫司剂量/浓度的主要因素是MDR13435、MDR12677、MDR11236且术后早期变化剧烈,CYP3A5作用相对较弱且仅在稳定期入选,稳定期影响他克莫司代谢的主要因素是MDR13435。除药物基因组学因素外,年龄、肝功值、白蛋白和红细胞比容与他克莫司浓度/剂量×体表面积呈正相关,是个体差异的重要原因。结论肾移植术后他克莫司剂量/浓度影响因素的变化规律与肾移植临床特点相吻合,不同时期他克莫司剂量/浓度个体差异的影响因素不同。药物基因组学是影响他克莫司剂量/浓度个体差异的重要因素,临床用药应尽量避免对他克莫司代谢干扰大的药物。年龄、肝功、白蛋白、红细胞比容和激素剂量也是他克莫司剂量/浓度个体差异的重要原因。

他克莫司与其它药物相互作用致肾移植受者高钾血症10例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用药导致他克莫司(FK506)血药浓度过高引起高钾血症的处理方法。方法对肾移植术后服用抗真菌药物致FK506血药浓度过高而引起的高钾血症1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归纳和分析。结果 10例患者术后1~2个月内出现肺部感染或肺炎合并肺部真菌感染等,对症选用相应剂量的复方磺胺甲唑、米卡芬净、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和莫西沙星等药物进行抗真菌感染治疗。经过降钾治疗及停用抗真菌药物、调整FK506剂量(部分病例更换为环孢素)后,10例患者血钾下降并维持在正常范围,同时FK506血药浓度也在正常范围,之后未采取任何降血钾措施,未再发生高血钾现象。结论肾移植术后用药易导致FK506血药浓度过高,引起高钾血症,治疗上应采用降钾、停用相关药物、调整免疫抑制剂,避免产生有害的相互作用。

KIR及其HLA配体与肾移植急性排斥反应的关系

目的探讨供受者对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KIR)及其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配体所介导信号传导通路在肾移植受者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AR)中可能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53对肾移植供受者对HLA和KIR基因型,受者按照术后肾功能状态分为急性排斥组(n=19)和肾功能稳定组(n=34),探讨供者HLA、受者KIR基因型以及受者KIR/供者HLA配体组合型与肾移植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的相关性。结果供者HLA、受者KIR基因表现型频率在急排组和稳定组的分布:供者HLA基因型HLA-C1/2、HLA-A3、11、HLA-Bw4在两组间分布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受者KIR2DL2/2DS2在急排组表达低于稳定组(26.3%vs55.9%,P=0.038),受者KIR基因组合型AA类型在急排组表达低于稳定组(31.6%vs67.6%,P=0.011)。供者HLA-C1/2、受者KIR基因组合型术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供者HLA-C1/C1类型低于非HLA-C1/C1类型(31.6%vs46.7%,P>0.05)。受者KIR基因组合型AA类型低于非AA类型(20.7%vs54.2%,P=0.011)。受者KIR/供者HLA配体组合型匹配情况:肾功能稳定组中KIR2DL2/HLA-C1和KIR2DL3/HLA-C1信号匹配率较急性排斥组高(P=0.014,P=0.011)。结论特定的KIR/HLA配体组合型(如KIR2DL2/HLA-C1、KIR2DL3/HLA-C1)可能有利于降低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良好的供者HLA和受者KIR配型选择有利于同种异体肾移植的预后。

肾移植术后早期移植肾失功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发生早期移植肾失功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35例肾移植术后2个月内发生移植肾失功患者（失功组）和同期70例未发生移植肾失功患者（对照组）的临床资料,应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找出导致早期移植肾失功的危险因素和独立危险因素,得出回归方程,并计算该模型判断有危险因素病例的早期移植肾失功的准确率。结果单因素分析表明,两组间供肾的热缺血时间、冷缺血时间、供肾血管异常、受者术前群体反应性抗体（panel reactive antibody,PRA）水平、供受者之间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cocyte antigen,HLA）位点错配数是影响肾移植术后早期移植肾失功的危险因素（P〈0.05-0.01）。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结果提示供受者之间HLA位点错配数、受者术前PRA水平、供肾冷缺血时间是早期移植肾失功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优势比分别为7.823、5.389和1.259（P〈0.05-0.01）。由此得出回归方程为：Y=-8.544＋2.057X1＋1.684X2＋0.230X3,该模型对具有危险因素的病例发生早期移植肾失功的预测准确率为80%。结论供受者之间HLA位点错配数、受者术前PRA水平、供肾冷缺血时间是肾移植术后早期移植肾失功的高危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