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性定量分析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在很大程度上能代表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通过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模型和绘制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性判别模式图定量分析中部地区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测算结果显示太原城市圈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性最差,环鄱阳湖城市群最优。将中部城市群39个城市分为6大类,协调度为正值的城市可分为三种类型:经济水平与生态环境水平双优型、经济效益基本协调型、生态效益基本协调型;协调度为负值的城市亦分为三种类型:经济水平与生态环境水平双低型、经济效益冲突型、生态效益冲突型。

中部地区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协整分析

通过对中部地区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物流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3个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发现三者间存在协整关系;中部地区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将极大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减少物流费用开支,也将带来地区生产总值的提升。通过Granger检验,发现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是地区生产总值的Granger因,而且是单向作用;而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物流业增加值之间则是双向作用;针对这些分析结论,提出了加快中部物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优化物流环境、提升物流能力、降低物流费用、加快物流周转速度等对策建议。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辐射力模型及其发展研究

城镇辐射力研究对于城镇的发展意义重大。文章分析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发展现状,构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城镇2007年城镇辐射力模型,指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体系中存在缺乏辐射力强的超大型城市、区域北片和东片辐射能力较弱与其区位明显不符等特点。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发展战略,即树立生态城镇化发展的理念,营造一个适宜的产业体系,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城镇体系,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为原则重点打造生态城镇,制定生态导向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

基于SD方法研究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问题探讨

经济发展历来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相继强调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后,社会资本因素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对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性地采用SD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建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宏观概念基模———"滚雪球"基模以及社会资本的成长上限基模来分析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后指出了后期研究的方向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因素贡献的定量研究

生产要素包括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包括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本研究构建了生产函数模型,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对生产要素投入依赖较重,全要素生产率依赖较轻,走的是一条相对粗放型的增长道路。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引领中部崛起新跨越:把中部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加快科技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使新兴战略性产业成为主导;提高市场化程度,为中部地区经济内生增长创造良好环境。

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协整关系检验和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方法,分时段地对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样本区间内,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并不一致,二者之间有一个由松到紧密的相关联系过程;不同样本区间内,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方向也并不相同,这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与外生性密切相关;目前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互为推进的,着眼于多要素的综合是协调好其二者关系的有效途径。

依靠科技支撑 加快中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而西部地区赶超势头强劲。本文在区域现状对比分析基础上,一是运用生产函数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仍属粗放型,中部经济发展必须从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到依靠内生动力科技进步的支撑上来;二是运用数学模型实证分析,得出科技进步是提高中部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手段;三是实证分析了科技进步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升中部经济发展效益的关键;最后,提出中部地区依靠科技支撑、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新兴产业和创新型经济、提升人力资本、打造区域创新体系等对策建议。

江西省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实证研究

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中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分别对江西省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价,并根据两组主要因子分别给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综合得分。通过对两组综合得分的聚类分析,将江西省11个地市划分成4类,并对这4类地区的综合状况给出了较为合理解释,从而揭示江西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和矛盾。提出了基本的对策思路。

美国信息产业对新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

美国信息产业对新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促进新经济的不断增长,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使经济主体间更加和谐,美国发展新经济的主要经验是政府大力支持、企业广泛参与、风险投资活跃。

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关联性实证研究--基于中部地区与上海经验数据对比

通过选择1989～2008年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金融发展程度和物价指数为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评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但金融发展并没有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中部地区应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中介效率,才能更好地推动其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

中部六大先行试验区发展规划的比较研究

中部六省在全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塌陷"严重。中部崛起战略启动后,我国确立了建成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山西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立为重点开发的中原经济区。六大区域发展规划的陆续出台标志着我国区域发展和中部崛起战略实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开发路径已经形成。

中部地区实现新跨越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

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发展效益。通过运用经济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对中部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多角度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新世纪以来中部地区自身发展迅速,但与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相比,依然相对滞后,中部崛起是一个迫切而又长期的战略任务。探索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路子,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两大内生动力",大力培育特色农业产业群与农产品加工产业群,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中部崛起的出路所在。

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崛起路径研究

借鉴新增长理论模型建模思想,构建了中部地区总量动态生产函数,并对1978～2004年中部六省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测算出各生产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此基础上,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剖析,并针对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要促进中部地区快速崛起必须实现"三个转变"。

科学发展与区域协调——兼论金融危机下中国中部崛起的战略路径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也为中部地区实现崛起以及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带来契机。只有科学发展才能实现中部崛起。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关注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只有中部地区不断崛起,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才能不断得到推进,而这一切都依赖于科学发展得以实现。在对科学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分析以及对金融危机下我国以及中部地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分析的基础上,对金融危机下中部地区实现崛起的战略路径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指出中部崛起的三大主要战略路径:(1)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中部地区竞争性区域构建;(2)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3)扩大内需,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次贷危机下我国长三角与中部六省金融产业与实体经济互动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在次贷危机背景下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省市)与中部六省(湖南、湖北、山西、江西、安徽和河南)的金融产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影响机制。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分别代表长三角地区和中部六省的金融综合指标与实体经济综合指标,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得出危机后金融产业与实体经济跨区域影响。在此结论的基础上,对分指标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进一步确定具体的影响渠道。通过实证分析,建议中部六省加强金融产业与实体经济系统的稳定性,抓住金融产业中银行业,实体经济中消费与投资这三条主线,促进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实现中部崛起。

技术创新构建中部地区生态经济研究

实现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核心是技术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关键是以技术创新提高再生资源的生产力。优势技术资源开发是实现低代价高增长的最有效方式,技术创新对生态影响的良性循环将最终达到人口资源环境系统的整体和谐。

江西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系研究

基于经验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实证地揭示了改革开放30年来江西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之间的相关性。江西要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必须以人为本,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积极发展城乡非农产业,加速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彻底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评价实证研究述评

文章从市内之社区层面或街道层面、省内之市或县级层面、区域之省际层面或地级市层面、全国之省际层面或地级市层面等四个层面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评价实证研究进行综述,发现现有研究中普遍存在相关概念使用的随意性、评价指标体系的不规范性与低普适性、评价方法与实际应用的弱衔接性、以及研究视角与维度的单一性等问题,进而提出了后期值得加强研究的一些方向。

中部省份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及变化分析（2000～2006）

文章以中部省份为研究区,从市(州)、省两个层面对2000～2006年地区经济发展的特征进行分析。借助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出各市(州)、各省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值,以中部省份综合评价值为参照,结合各市(州)经济增长情况将中部六省88市(州)划分为6种经济类型区,分析各经济类型区占中部省份的GDP比重、人口比重以及各经济类型区人均GDP指数的变化,并对中部六省的发展情况作分析比较。研究发现:(1)各市(州)呈现出多数发达市(州)发展较快而落后市(州)发展相对缓慢的特征,市(州)域经济差异将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2)山西省、河南省在中部地区"相对崛起",江西也显现出"相对崛起"之势,湖北省、湖南省的发展速度则有相对变缓之势,安徽省则与中部各省的差距仍在拉大。

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关系研究

中部地区良好的资源禀赋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优势条件,发挥了巨大作用。利用Romer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自然资源纳入生产函数,分别与"资源尾效"模型和"全要素生产"模型相结合,通过回归模拟,分别测算出(1988-2009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带来的"尾效"和"贡献"值;结果表明中部六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自然资源有限性而带来的隐性限制,自然资源尾效普遍存在于中部各省的经济增长中,其中河南和山西省排名前二。在各生产要素中,自然资源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15%,发挥作用次于资本和人力资源;从结构上看六省自然资源生产率要素结构呈现出"能源主打,水土作衬"的特点,其中90%的资源贡献来源于能源资源。然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运用VIEWS6.0分析了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生产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时间序列上,中部地区能源生产与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三者的走势基本保持一致;对GDP贡献最大的第二产业消耗的能源最大,远超过第一、三产业和人民生活能耗。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部地区耕地资源和林地逐年下降,威胁着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