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潜力比较研究

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中部地区发展低碳经济潜力巨大。鉴于中部6省发展的基础、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等均不相同，在综合考虑各省低碳经济发展趋势及相关政策、规划、战略部署的基础上，利用情景分析法系统分析了基准情景、节能情景和低碳情景下的中部各省低碳经济发展潜力，并针对中部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潜力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分析结果表明：在低碳情景下，中部地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56．72％，远远超过了国家制定的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C0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到2030年，碳排放总量为337312．03吨，仅为2010年的1．26倍。低碳情景是推进节能减排和发展方式转型、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最有力的推手。

工业4.0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在全球经济复苏低迷以及资本投入刺激效应衰减的背景下,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相继出台了经济发展计划。其中,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备受瞩目。本文以CNKI数据库中所收录的关键词为"工业4.0"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对相关关键词进行因子分析与可视化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发展的研究领域包括信息技术、人才教育培养、制造模式、商业模式和国家战略等。我国应该健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增加创新投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加快产业与技术的融合;重视人才开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双向FDI协调发展、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2005—2019年30个省区的样本数据,测算出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建立双向FDI协调发展、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联立方程模型,在此基础上加入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双向FDI协调发展、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显著,双向FDI协调发展会抑制碳排放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碳排放的增加不利于双向FDI的协调发展和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会促进双向FDI协调发展,且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双向FDI协调发展、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的加强对于双向FDI协调对碳排放的影响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民生福祉导向下的中国中部地区低碳发展竞争力评价——基于AHP-TOPSIS模型的实证

在碳约束下提升区域竞争力是中部地区低碳发展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区域低碳发展竞争力是一个地区在碳约束下持续提高碳排放绩效、不断促进地区经济繁荣和提升居民福祉的能力。基于AHP-TOPSIS组合评价法对中国中部六省低碳发展竞争力进行评价。湖南省综合竞争力最强,江西省次之,山西省最弱,湖北省次弱,河南、安徽两省居中。中部六省低碳发展竞争力的驱动模式具有较大差异:山西省低碳发展竞争力主要由产出竞争力驱动,江西省由基础竞争力和效率竞争力驱动,安徽省主要由效率竞争力驱动,湖北省由潜力竞争力和产出竞争力驱动,河南省主要由基础竞争力和效率竞争力驱动,湖南省低碳发展各子竞争力之间相对均衡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形成逻辑与时代特征

深入研究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科学内涵,对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发展理论体系和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有着重要意义。引入内容分析和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环境—认知—实践"的系统分析框架,结合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进程,深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形成逻辑。这一战略与特定的时代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历史使命、基本方略和战略目标上深化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认知,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容框架和实现机制。因而,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都有着鲜明的新时代特征。

地区信息化与绿色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性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正处于降排放、稳增长的转型阶段,信息产业是能够做到生产源头、过程和成品低污染的高效绿色产业,以信息化促绿色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本文利用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DEA测度了各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构建SDM模型分析信息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为明确地区间发展差异,进一步区分东、中、西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就全国和东部而言,绿色经济发展具有负外部性,中部则呈现出正外部性。体现出东部对周边地区的资源依赖性和中部的协同发展能力;(2)就全国和东部而言,信息化能够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但两者在中部呈现负相关。反映出不同信息化水平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同;(3)此外,产业结构升级、对外开放等因素也促进了地区绿色经济发展。体现了绿色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多样性。

中部六省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与比较分析

利用层次分析法对2010年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的经济发展质量居于第一位,山西次之,湖南第三,安徽、江西、河南分列第四、五、六位。进一步分析表明,各省在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教育、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五个维度上的表现是不均衡的,有些方面的发展相对领先,有些方面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加大教育投入和技术创新力度,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是提高中部六省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保障。

中国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城镇化

基于2000—2014年中国中部地区六省以及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区域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对城镇化具有阻碍作用,两者发展不协调;区域工业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城镇化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最后,提出推动中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城乡收入差距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面板门限模型分析的证据

基于中部地区地级市层面,构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非线性模型;在实证分析中,针对三种不同情形开展整体分析与不同类型区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随着这一差距的持续扩大并跨越门限值后,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性的阻碍作用;不同类型区的两种划分情形下的结果同样表明,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收入差距扩大地区相对于收入差距缩小地区将可能更快地由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的阶段跨入对经济增长存在负效应的阶段。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对雾霾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居民消费水平的视角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肩负实现绿色发展的历史重任。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多种指标以量化雾霾污染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面板回归模型,以居民消费水平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2001~2013年期间该地区城镇化发展对雾霾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城镇化发展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居民消费水平低于第一道门槛时,城镇化发展会加速雾霾污染;跨越第一道门槛时,城镇化发展对雾霾污染影响有所减弱,但仍为正向促进关系;跨越第二道门槛时,城镇化发展对雾霾污染的作用则转变为负向关系。文章最后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建议。

民生福祉导向的中部地区社会发展进程评估

民生福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要落脚点。人口质量与居民生活是社会发展的核心所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谐发展构成了区域社会发展的辅护条件,区域社会发展是"主辅"机制协同作用下民生福祉的动态演进过程。构建基于民生福祉视角的中部地区社会发展进程测评框架和指标体系,对1990—2011年("八五"初到"十一五"末)中部地区社会发展进程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发现:1990—2011年中部地区社会发展进程稳步推进,尤其是2006年之后进程大大加快;"十一五"末中部六省社会发展差异趋向扩大,而东中西部社会发展的区域差距相对缩小;"十一五"末中部六省人口质量、居民生活、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谐发展五个社会发展维度之间趋向均衡发展;1990—2011年,中部地区人口质量呈增长态势,居民生活水平整体呈现更快增长势头,"九五"时期改善尤为显著。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呈提升态势,社会保障水平除了山西、安徽为负增长外,中部其他省份均为正增长;中部地区推进社会发展需要增加更多的人文关怀,坚持走一条以社会发展质量为核心的发展型福祉提升之路。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跟踪评价与“十三五”加速崛起对策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和动态比较,并对2020年中部经济发展趋势进行组合预测。研究发现:(1)"七五"末至"十二五"末,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在1995年得到整体提升,2000年降低,此后逐步增长,大致呈折线"N"型提升态势;2006年之后中部地区经济逐步增长,但与广东的经济差距趋于扩大,而与贵州的经济差距整体趋于缩小。(2)"八五"时期中部经济实现快速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差距趋于缩小。"九五"时期中部经济基本为负增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十五"时期中部经济发展水平平稳提高,中国区域经济齐头并进,稳步发展;"十一五"时期中部经济崛起态势整体上更为稳健,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整体趋于缩小;"十二五"时期中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但增长态势有所放缓。(3)预计到"十三五"末,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排序将依次为湖北、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山西。中部六省和广东的经济差距将有所扩大,同时中部六省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山西可能会面临被贵州赶上的威胁,但中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增速仍将快于贵州。

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创新质量三个方面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企业所有权性质、规模特征以及产业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非实体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更加显著。本文研究为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开辟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新举措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中国城乡收入两极分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

本研究以省级区域为基本分析单元,采用ER指数度量中国城乡收入两极分化,在对省级区域极化程度聚类分析的基础上,将各省级区域划分为三类区域;然后对全国及不同类型区域分别构建省级区域面板协整模型,考察城乡收入两极分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协整关系检验表明全国及各类区域均支持长期协整关系的存在。面板协整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对全国而言,发现城乡收入两极分化对经济发展存在负面的影响效应,即极化程度越明显,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越大;对于不同类型区域而言,发现我国城乡收入两极分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已经形成了各聚类间的异质(省级)长期稳定关系,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两极分化对其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越大。

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城市消费需求能否促进FDI流入?——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模型实证分析消费需求提升对FDI流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消费需求提升对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该正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生产型城市以及高水平消费需求城市中更为显著,且消费需求提升有助于促进更高质量的FDI流入;产业结构升级和信贷规模扩大在消费需求提升与FDI流入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消费需求与FDI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消费需求提升能够促进本市及相邻城市FDI流入。本研究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江经济带内文化产业连片发展的科技传导机制与跨域协同模式研究

长江经济带既是一条内河经济带,也是一条内河文化带。促进长江文化产业连片发展是新常态下建设好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突破口。而从文化和科技融合视角,研究文化产业的科技传导机制问题,是更好地促进长江经济带内文化产业连片发展的理论基础。通过构建文化产业的科技传导黑箱模型,发现科技创新主要是通过作用生产力要素、市场需求、产业结构、市场竞争等中介变量对文化产业施加影响。为了促进文化产业连片发展,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市应协同创新、抱团创新,着力构建文化产业技术的跨域创新联盟模式,文化科技复合型人才的跨域培养模式,以及现代文化产业市场体系的跨域共建模式。

非洲经济特区发展及中国特区经验启示

非洲各国致力于复制和学习东亚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力图通过建立各种形式和职能的经济特区、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和提供便利服务来吸引外资、鼓励外商投资。相对而言,非洲发展出口产业和世界贸易的区位条件均较好,经济特区起步亦较早。经过多年发展,非洲经济特区总体发展形势越来越好,已拥有为数众多的出口加工区、自由港、工业园、自由贸易区以及旨在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的各种区域一体化组织,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亦渐趋渐进。我国一直保持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的成功,对非关系逐渐开始由援助向合作转变,并通过建立中非经贸合作区,实现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的输出,最终实现中非互赢互惠。

中部地区社会发展“新常态”特征与社会治理对策

当前中部地区已经进入到一个深化改革的新发展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历史起点.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部地区社会发展呈现出过渡性的新常态特征: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但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虽整体提高,但仍存在轻度失调现象;社会发展能力较低,尚处于"低福祉增长"阶段;革命老区和贫困山区集中连片分布,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区域;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由生存型福祉向发展型福祉转变;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由"社会管理"向"社会发展治理"转变.为此,中部地区要以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共进,创新中部地区社会发展治理机制,加快经济发展成果向居民福祉转换.

中国省域“无废城市”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和分析中国省域“无废城市”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并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考察“无废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无废城市”发展状况在空间上呈东、中、西部递减趋势;在时间上东部区域呈下滑趋势,中、西部地区总体呈倒“U”型趋势。(2)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省域“无废城市”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影响较微弱;资源依赖性显著抑制了省域“无废城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能显著改善省域“无废城市”的发展水平;随着环境政策约束的强化,社区环境管理能力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无废城市”发展的影响从不显著转为促进作用。

一石二鸟:工业机器人何以推动减污降碳与经济增长协同发展

技术进步是推动减污降碳与经济增长协同共进的关键。工业机器人作为先进技术资本的典型代表,成为当代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目标的重要突破口。基于2010-2019年的城市面板数据,测算减污降碳与经济增长协同绩效(3E绩效),并实证分析工业机器人对城市3E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工业机器人能显著提升城市3E绩效,这一结果在运用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工具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2)工业机器人主要通过技能互补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影响城市3E绩效,而劳动生产率效应尚未显现;(3)在劳动力丰裕城市、低市场干预城市与高创新投入城市,工业机器人对3E绩效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其中,劳动力禀赋不足是劳动生产率效应失位的重要原因,且市场干预和创新投入的不同会导致技能互补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