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自由、“有教有类”与权力规训——以厦门大学法学院的两个《决定》为个案

正一、教学自由的三个维度说及教学自由,自该是和学术自由最密切勾连的。如果主张学术自由含了问题自由、结论自由、表达自由和批判自由四项,那么教学自由首先是含括在表达自由中的。

厦门大学法学院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厦门大学1926年6月正式设立法科,是我国较早开办高等法学教育的院校之一。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上,厦门大学法学院(以下简称厦大法学院)是全国较早设立国际经济法学科和国际经济法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的高等院校之一,也是联合国贸发会议选的国际投资法“全球15所法学院领航项目”成员。2012年,厦大法学院获批教育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019年成为国际立法协会首个中国成员单位;2022年,获批国家级涉外法治研究基地;2023年,获批教育部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

厦门大学法学院团委:“三融三促”激发社团活力,用心用情培养法治人才

近年来,厦门大学法学院团委(以下简称学院团委)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以学生社团为抓手,构建以党规党纪学生研习社、中国式现代化法律文化传播学社、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法学社和辩论学社为主体的“社团群”,探索“三融三促”工作模式,将思想引领、学业促进等融入社团建设之中,推动学生社团内涵式发展,引领青年学生成长成才。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肖伟在第四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实务探讨专题论坛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大家好!感谢组织者给我这次交流的机会。关于选案的考虑因素,事实上投服中心已经于2021年3月颁布了《证券诉讼案件评估工作管理办法》。在评估办法当中将案件分成了4类,其中第二类证券支持诉讼开展得如火如荼,已经有了40多件案件。第一类证券代表人诉讼,刚刚开始践行,有了一个案件。股东直接诉讼,也有了一个案件,就是上市公司海利生物侵犯股东选举董事的权利。

厦门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科简介

1921年,校主陈嘉庚先生创立厦门大学。首任校长在报告创校经过时说:'本大学目的有三:第一,研究学术;第二,培养人才;第三,指导社会。'历史的河流奔腾不息,校主恩泽广被,沐浴来来往往的学子,'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激励无数后来人胼手胝足地艰苦奋斗。厦门大学诉讼法学科从属于这个光荣的集体,竭尽全力为传承和发扬厦大精神而奋斗。

厦门大学法学院辩论队荣获2006年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辩论赛Dillard奖冠军

2006年3月26日至4月1日,厦门大学法学院Jessup辩论队代表中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了第47届Philip C.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辩论赛(简称为Jessup辩论赛),并成功问鼎Hardy C.Dillard书面诉状比赛世界冠军,创造了中国代表队参赛以来的最好成绩,为中国国际法学界争得了荣誉。

论综合性大学法学本科课程设置与法律职业人才培养

课程设置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中心环节,各综合性大学对传统的法学课程体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课程体系设置与现代法律职业的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因此,应进一步完善课程结构体系,整合法学课程模块,以适应市场经济对法学专门人才的需求。

高校学生社团党建工作新模式探究——以厦门大学党规党纪学生研习社党支部为例

党建进高校学生社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社团育人的迫切需求,是推进学生社团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探索。兼合式党支部作为党建进学生社团的一种新模式,是破解学生社团党员管理松散、活动形式单一等问题的“金钥匙”。厦门大学党规党纪学生研习社党支部作为兼合式党支部,在创新理论武装、加强制度建设、推动融合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有效推动了学生社团发展,培育了一批社团优秀骨干、形成了“党建+社团”的工作品牌。

从“地方论”到“论题目录”——真正的“论题学法学”揭秘

在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手里,Topica是借助一些关节点的提示寻找论据的学问,地方是可以从中找到论据的场所。16世纪的荷兰学者阿格里科拉把地方的含义改造为表征事物的符号,Topica由此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事物的符号的清单,即论题目录。这种Topica传导到法学,成了一种把庞杂的罗马法缩减为一些彼此关联的要点,从而有效地加以学习的方法。荷兰学者尼古拉斯·埃维勒尔茨用它整理出了包括100个罗马法问题的清单,他用"共同的地方"(老生常谈)置换"地方",以此把自己的职责限定为只探讨最常见的法律问题。德国学者奥尔登多尔普继承了埃维勒尔茨的路线,但他的共同的地方的清单更法律化,他用这样的论题学法学整理当时的共同法。德国学者菲韦格正是基于对这样的论题学法学的观察提出自己的论题学法学,但他把这样的论题学法学的意旨投射到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Topica,犯了以今度古的错误。论题学法学并未如一些学者宣称的那样已死亡,当代西班牙学者弗朗西斯科·穆略斯仍运用这种方法阐释法哲学学科的内容,其他学者则用一些法谚概括民法学科的内容。从寻找论据的学问到粗材萃取的学习方法的转变,表明了Topica学问从面向法庭到面向教室的历程。由于古今Topica的含义不一,不宜把所有时代的Topica都翻译为"论题学"。把Topica定性为问题取向型的方法的说法也存在缺陷,事实上,16世纪以降的Topica代表了一种开放性的体系。

新自然法学法治论之旨趣及启示

自然法学派对西方法治论传统及"良法之治"理念具有承启意义。晚近新自然法学褪去了道德形而上学的色彩,其法治论也渐次转向对法治形式价值的关注。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法治"以正义原则为旨归,趋于描述一种确保正义价值的形式化制度体系与法治秩序;在富勒的法律道德性理论中,"法治"作为不断趋向道德目标的治理事业,体现为一种内在具有合理形式、蕴涵"程序自然法"的秩序框架。晚近新自然法学注重认知与方法的平衡,现实地考量法治的形式价值,进而转向对规范之内在属性及秩序之稳定形式的审思,这对强调程序正义的中国法治秩序构建不乏启示意义。

自发秩序的制度逻辑与分配正义——对X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奖学金再分配事例的深度分析

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往往会发生扭曲的现象。X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通过协议对奖学金进行再分配,形成了一种扭曲原有奖学金制度的自发秩序。这一自发秩序产生的原因受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包括在不确定状态下的风险厌恶和这一群体对其所认定的分配正义的追求;后者则来自于具有人格魅力主体的刻意倡导。这种新秩序形成的根源是同窗逻辑和科层逻辑这两种制度逻辑的“双重变奏”,同时这也体现了对分配正义的追求。这种分配正义,不仅体现为特定数值的财富再分配,还体现为满足心理底线的特定心理需求。这一制度扭曲和自发秩序的事例,对于制度变迁的意义在于,中国身处转型期和风险社会时代,在探索和实现分配正义的时候,应特别注意满足底线性需求和公平感的分配正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包容性增长。

论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案例教学是一种具有启发性、实践性、灵活性及趣味性的教学方法,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分析,能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并在实际案例中得到运用,这就大大提高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因此,将案例教学法成功引入课堂教学,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法律应用型人才。

自发秩序的制度逻辑与分配正义——对X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奖学金再分配事例的深度分析

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往往会发生扭曲的现象。X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通过协议对奖学金进行再分配,形成了一种扭曲原有奖学金制度的自发秩序。这一自发秩序产生的原因受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包括在不确定状态下的风险厌恶和这一群体对其所认定的分配正义的追求;后者则来自于具有人格魅力主体的刻意倡导。这种新秩序形成的根源是同窗逻辑和科层逻辑这两种制度逻辑的'双重变奏',同时这也体现了对分配正义的追求。这种分配正义,不仅体现为特定数值的财富再分配,还体现为满足心理底线的特定心理需求。这一制度扭曲和自发秩序的事例,对于制度变迁的意义在于,中国身处转型期和风险社会时代,在探索和实现分配正义的时候,应特别注意满足底线性需求和公平感的分配正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包容性增长。

厦门大学法学教育复办三十年的历史回顾

厦门大学法学教育始于1926年6月设立的法科,在长达83载的沧桑岁月里,曾经历了两次停办和两次复办的艰辛发展过程。1937年7月,由于陈嘉庚先生在南洋的经营事业陷入困境,无力继续支撑国内办学,厦门大学遂由私立改为国立,办学规模进一步压缩,法学教育首次遭到裁撤。旋于1940年10月,厦门大学因奉命接办省立福建大学法学院,法学教育得以恢复。但在1953年7月新中国第二次全国高校院系统一调整之时,遵照教育部提出的'对政法财经等各院系原则上适当集中'的要求,厦门大学法律系并人华东政法学院,从而遭遇了第二次停办的坎坷命运。

新时代优化厦门市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路径

“英雄城”厦门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却未能在厦门的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发挥应有的经济文化价值。其根本原因在于,厦门市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品位度,没能通过有效的保护和利用措施来挖掘其内在的红色文化资源潜力。同时,厦门市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面临着保护不力、创新不够、效益不彰等挑战。厦门市亟需借鉴深圳和上海等城市在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的优秀经验,发挥自身的红色文化资源禀赋、拓展城市的发展空间,实现城市经济文化品位度的整体跃升。具体而言,就是通过立法筑基、文教融通、文旅融合、科技赋能,营造良好环境氛围的同时挖掘其内在的资源潜力,促进红色文化资源在科学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释放红色文化保护与利用的发展动能。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成长的启示——以知识社会学为视角的分析

从知识社会学考察,中国民事诉讼法学成长表现为四种知识的生产,即普法法学、注释法学、理论法学、实践法学,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学的关系结构构成了民事诉讼法学知识生产的社会环境。每种知识的生产既是对特定关系结构的表达,受特定关系结构的制约,又参与了关系结构的创造。民事诉讼法学知识生产是在历史的变迁中进行的,又是通过民事诉讼法学家群体来实现的。

立法: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视角

在法律实证主义兴起以前,最有影响力的法律理论几乎都将世俗法律的效力归结为某种"高级法"的权威,因此,法律不是人的理性所能控制的,当然也就无所谓理性立法。古典自然法理论提出"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在承认人的理性能力的前提下,更是将法律归结为人的理性活动的结果,即所谓理性主义法律观。但在法律实证主义视野内,立法并非纯粹的科学活动,而是政治行为的结果,后者并非都是理性的,所以,立法也就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法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法律与立法的分离,促使法学研究的重点出现了"司法化"的转变,现代法律科学正是在这个法律规则及其适用的意义上具有了"科学"的含义。20世纪末产生的立法法理学,则尝试拆除法律与立法之间的篱笆,揭示出立法中的理性及其可能性,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化法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新民事诉讼法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综述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每年的年会较为集中、全面地反映了一段时期内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热点、重点与难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研究总体水平的一种体现。2013年年会的主题是"新民事诉讼法的理解与适用"。透过对会议论文的分析、梳理,可以发现新民事诉讼法施行一年多来所呈现出的变化、发展以及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