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文物室藏古陶文

吉林大学文物室藏着一批古陶文实物 ,皆未经著录。作者按国别与时代 ,对这些陶文作了分类整理。文中对若干陶文的释读 ,提出了新的意见。

香港中文大學藏漢簡質日復原及相關問題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一書收録港中大文物館歷年購藏的簡牘,所屬年代自戰國一直到魏晉,其中漢代簡牘部分數量最多的内容爲日書(下文稱'港簡日書')。[1]李學勤先生曾指出斷代是出土文獻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之一,[2]準確的年代信息也是充分利用出土文物文字資料開展相關研究的前提。

“屠家悬肉格”考——《周礼》郑注的考古学研究之一

《周礼·牛人》郑注所谓汉代“屠家悬肉格”,古今学者都曾探讨过其形制,颇有争议。目前所见汉魏时期画像石、画像砖所展现的悬肉格形制,据安装方式可分为地面起竖式和屋梁下垂式两种类型。前者按照结构特点,又可分为两竖一横式和行马式两种。地面起竖式悬肉格多具备可移动特点,屋梁下垂式则一般为两竖一横或多竖一横,且固定不可移动。悬肉格作为一种简单实用的悬挂器具起源很早,文献中商纣王所作“炮格之刑”的刑具,很可能就是受那个时代两竖一横式悬肉格的启发。楚简《容成氏》有关“炮格之刑”的记载为此提供了新的佐证。

食牲与乘舆:先秦祭祀用马现象研究

先秦时期用马进行的祭祀活动,从形式上可分为两种类型,即马牲祭祀和车马祭祀。马牲祭祀是将马作为食品,献祭给天地山川这类自然神,以供其食用;车马祭祀则是将车马献祭给祖先神,以供其乘坐。这种差异不见于其他动物牺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家马的引入和本土化历程来看,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对于马的使用方式存在差异。前者将马作为骑乘交通工具和重要肉制品来源,常见马牲祭祀;后者将马作为驱动车舆的重要动力,常见车马祭祀。马牲祭祀多见于北方游牧民族及与其交往密切的秦、晋等国,又经秦晋渐次影响中原,并在战国中后期影响到荆楚地区。

魏晋公府从事中郎考述

魏晋时期,诸公及位从公的统兵幕府专设从事中郎一职。魏晋公府的从事中郎不再是以皇帝私属家臣身份督军的耳目,而是府君信赖的心腹僚属,与长官维持紧密的附庸关系。其地位介于长史、司马和参军、掾吏之间,作为高级行政助理,有权过问本府咨议、机要、人事、指挥、法宪等事务,并可全权代表府主办事,乃幕府纲纪显职。从事中郎的选任资格与乡品三品固定搭配,阀阅世资以高门士族为主,兼采优秀寒素。其仕宦履历不乏专属乡品二品的清要职位,晋升过程相互衔接司空见惯,反映当时门阀大幕虽已拉开,但对流孔道尚未完全封闭。从事中郎仕途的末段普遍跻身三品官,反证乡品对仕宦前景具有等位的预期功能。中正主观评议的乡品不同于单纯核算世资的门品,这是研究从事中郎及其他职官必须加以细致区分的。

地方官府简牍的日常供给、分配与秦汉中央集权

简牍是政府行政书写的基本载体。秦汉时期官府有稳定的简牍供应途径。秦代由司空管理的刑徒直接制作简牍,西汉时期市买成品与自行加工相结合,东汉时期以财用钱专门购买,到了孙吴时期财用钱只是税收名目之一。这个演变过程与简牍制作趋于专门化以及国家对社会资源赋敛形式的变化有关。西北边地不同层级军政机构分配简牍的种类、材质、数量皆有不同的标准。有特殊需求则需要特别申请。民政系统简牍分配机制更复杂。简牍供给表现出国家对地方官府控制加强的一面,分配规则显示出集权体制的森严层级。简牍的特点,客观条件的变化,限制了集权目的之实现。书写载体等行政技术条件变迁是考察制度演变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新出北魏《薛怀吉墓志》补释探究

2017年,考古工作者抢救性发掘山西万荣西思雅北魏薛怀吉墓,出土完整墓志一方。该志翔实记录墓主的家世背景和仕宦履历,内容可与正史互相补证,对研究中古河东薛氏家族和北方民族、社会史极具参考价值。志主薛怀吉出自降臣薛安都之南祖房,依靠先世的功勋业绩、阀阅等第达到一流高门的层级。其政治归属系代人集团中的上客,备受恩典荣宠,仕进以五品释褐、三品终结,仕途飞黄腾达。且作为皇帝心腹重点培养,内充近侍、外镇方面,显赫一时。志文流露华夏认同取向,与河东薛氏借助祖源记忆荡涤蛮夷色彩的努力如出一辙。阀阅等第、政治归属和文化认同,乃扫描同类墓志三位一体的思考维度,代表内徙戎夷演进大势所趋。

北魏赐客制及其对民族交融的影响

拓跋珪恢复代国之时,实行使归顺者能够获得客身份的做法。北魏建国后,道武帝拓跋珪使赐客的规定制度化。北魏国家使“归国”少数族首领能够成为授客对象;而对“归国”汉人而言,只有上层群体,可以获得“客”身份。北魏国家对客实行了优待的措施,使少数族和汉族的客能够受封爵位和受任职官,并且,还能获得物质赏赐。尤其对少数族人的客,北魏国家实行赐婚的做法。因为北魏赐客制的实行,使客阶层与拓跋鲜卑统治者建立起牢固的君臣关系,并在“归国”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也就促使“归国”群体的独立性逐渐泯灭。而且,随着孝文帝汉化措施的推行,使代人与汉人的交融不断深化,从而在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取向上日趋一致,因此,北魏实施的赐客制对促进北方民族交融,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推动作用。

战国中期魏国兵器断代研究

通过对战国中期魏国兵器资料的综合考察可以看出,魏惠王时期的铭文中开始出现了纪年数字,当时"地名"、"地名+库(府)"、"工帀+冶"和"令、工帀、冶"等不同形式的制度并存,监造者中既有都城(安邑、大梁)的司寇,也有地方县邑的令、啬夫。可见魏惠王时期是战国中期魏国兵器监造制度的重要过渡阶段。文中对战国中期多件魏国兵器的断代提出了新的意见,文末列有战国早中期魏国兵器表以供参考。

周代“工商食官”制度再研究

周代的“工商食官”制度是研究中国古代早期商业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 ,也是长久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却又悬而未决的难题。本文以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马尔克制度与商业公会的相互关系理论为指导 ,认为中国周代的“工商食官”制度是由当时的井田制度决定的 ,工商业者的组织形式正是井田制下农业组织在城市工商业中的翻版。正因为如此 ,战国时期井田制度的彻底破坏导致了“工商食官”制度的最后解体。

近代日本知识人的满蒙史观研究——以稻叶岩吉的“东亚史观”为中心

稻叶岩吉是近代日本重要的东洋史学家之一,主攻中国的清史、东北史和朝鲜史。他师承内藤湖南和白鸟库吉两位学术大家之长,积极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提供所谓的"历史依据",先后提出"满鲜不可分论""中国衰亡论""中国革命无用论"和"外族统治中国进步论",晚年积极为伪满洲国论证"满洲独立发展论",其研究方法和学术主张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两晋、萧梁、北魏宗室起家制度比较研究

六朝为适应门阀政治,普遍奉行重用宗室的策略,并积极推进其士族化进程,宗室顶级贵胄的地位突出表现在初仕意义的起家问题上。截取中古制度传承链条的关键节点两晋、萧梁和北魏,比较其宗室起家状况,有助于捕捉时代特色。结果发现三朝宗室起家年龄均未及弱冠,且有提早到成童之年的趋势,起家品级完全跨越旧令六品士族线,部分跻身四品以上宗室选,起家官类型频繁抢占清显职位,整体水平凌驾庶姓高门,彰显第一家族的权势气派。萧梁和北魏宗室起家制度基本翻版晋制,但在铨叙实践中又自成一系,分处不同的发展线路,中古南北形势之梗概由此可见一斑。

平安君鼎国别研究评议

学术界对平安君鼎的国别尚有不同意见。通过对已有意见的分析可以看出,官庄M3所出漆器上的"三十五年"等纪年刻铭实为秦文字,《战国策》中的"卫必效单父"也不能作为秦昭王时单父一定是卫地的依据;单父归魏的时间不在魏囚杀卫怀君之时,卫嗣君"独有濮阳"是指卫君只掌控濮阳,并非说卫国的领土范围。产生分歧的关键在于学者对单父在战国时期的归属存在争议。钩稽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战国中晚期单父的归属大致经历了"卫(或魏)——宋——齐——魏"的变化。平安君是卫或魏国贵族的可能性都存在。

尖足布币铸造地及相关问题研究

尖足布币是流通于战国早中期的赵国铸币,学界对部分尖足布币铸造地的地望考订尚有分歧。结合史书记载与出土战国文字资料,我们认为战国中期秦惠文王侵夺魏国上郡地之后,始与赵国在今陕北地区正面交锋;魏国上郡的北界止于今无定河一带,肤施等地原为魏地,后被秦、赵所据;结合张家山汉简《秩律》等资料可以判断,"平州"尖足布币的铸造地在今陕西米脂县,"平州、中阳、襄城"尖足布币、"言阳"直刀币、"干关"方足小布等都是赵国占据陕北地区之后的铸币,时间上不早于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的公元前306年;实行大、小二等制的尖足布币"虑虒"的铸造地仍以定在今山西五台县境为妥。

商周时期“百工”研究

晚商及西周时期手工业者的组织模式是家族式的,其家族长拥有较高的地位。这个时期的"百工"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手工业生产家族,二是代指百官。东周以降,手工业者的家族组织逐渐变得松散,工师成为新的领袖,这个时期文献中的"百工"多用来泛指手工业者。

《论语·颜渊》“克己复礼”章辨析——《论语》及孔子思想研究之一

"克己复礼为仁"一章,是《论语》一书中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尤其表现在"克己"、"复礼"、"归仁"的训解上。但是,诸说多有不通,且有在逻辑上混乱之处。此章大意应该是:孔子说:"能够做到自己胜过自己,并且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依礼而行就是仁。如果有一天,人人都能自觉主动地‘克己复礼’,人人亦皆受惠其中,也就会出现‘天下’之人皆以仁为价值取向、并且身体力行于仁的效果。‘为仁’应当主动自觉地从我做起,难道指望从别人开始?"颜渊问于孔子:"请问为仁的具体条目。"孔子说:"视、听、言、动皆依礼而行。"颜渊说:"我虽然不聪明,但是我会致力于老师所说的话。"

论春秋时期的商人——“工商食官”制度与先秦时期商人发展形态研究之二

春秋时期的商人仍属于“工商食官”制度的范畴。春秋时期的商业组织以及与之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这一切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中最根本的经济制度———井田制的变化所决定的。此外,政治关系、血缘关系等非经济因素对于春秋时期商人的发展形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古代私人工商业在战国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大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井田制度的破坏。

汉语史研究基本理论范畴问题

汉语史研究的事实发掘成果卓著,令人目不暇接,但理论滞后于实际的状况却愈显突出,主要症结在于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还没有确立起来,所以导致我们连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的认识都十分模糊。范畴的概括化与系统化是一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确立科学的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当遵循下面的一些原则:以汉语史研究科学体系为构建框架,突出汉语史科学范畴体系的特点,按相对稳定的定型化思维样式来表述。无论是从汉语史研究范畴属性、汉语史研究范畴认识类型,还是从汉语史研究范畴视野来看,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包括基本概念、分期理论、史料科学、理论模型、方法论、学术视野、学术评价、学术演化、学术关系、学术价值等。

里耶秦简债务文书研究

里耶秦简债务简中的欠债戍卒不是居赀赎债者,他们屯戍迁陵是正常的徭戍义务。阳陵司空向迁陵方面索要这些戍卒的服役时日记录,是为了从戍卒的生活费用中扣除欠款,或者把握其服役返乡的时间,以强迫其居赀抵债。

日本学者的《韵镜》研究

《韵镜》传入日本700余年来,已经形成内涵非常丰富的"《韵镜》学",故有《韵镜》产生在中国,而"《韵镜》学"则形成在日本的说法。本文从七个方面对日本学者的《韵镜》研究情况进行详细总结,比较全面地介绍日本学者研究《韵镜》的实绩。有资料的大量汇集,也有一定的客观评述,还有对日本"《韵镜》学"发达原因的追寻,力图使研究《韵镜》的学者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