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课标下高校历史师范生的教学技能提升策略——以吉首大学历史师范生为例

高中历史新课标对高校历史师范生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是历史师范生在教学技能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和不足,不能适应新课标对教学能力提出的新要求。这就需要提升大学通史课程的"贯通"性,转变大学课堂的教学方式,开展多种多样符合历史学科性质的教学竞赛,改进教育实习模式,让高校历史师范生将高中新课标的教学新思维贯彻到教学实践中,使其教学技能获得内在性的发展。

新课改下师范专业课程模块化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以吉首大学历史师范专业为例

新课改教材内容的模块化特征,要求为中学培养合格师资的师范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框架作出相应调整。通过修改本科生人才培养计划,调整师范专业课程结构以增加专题化讲授的专业选修课的设置,切实推行本科生导师制,最终实现师范专业课程的模块化教学,以提升师范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永顺老司城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湘西自治州永顺县老司城是中国唯一保存较完好的土司古城,有悠久的历史。近年来,从历史学角度对老司城进行研究的论文很多,而对其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却很少。我们对老司城进行了实地调查,颇有些感触。衷心希望老司城独特的历史文化能得到有效的开发与保护。老司城的历史文化资源极有旅游开发价值和开发的可行性。

论校园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高校校园文化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感染熏陶功能、价值导向功能、约束规范功能。为了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必须大力加强校风、教风与学风建设,加强校园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积极组织开展文明健康的校园文化活动,坚持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传统文化的历史生成及其价值评价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是小农经济、专制主义和血缘宗法关系"三位一体"的结构;它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三个方面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历史生成;传统文化价值评价的尺度是社会历史实践;传统文化的转型是文化特质的变化,而其变化的基础是传统社会结构的改变,前提是人的文化自觉。

浅析湘西苗疆文化的历史生成——以明清时期苗疆边墙兴废为例

明清两代在湘西苗疆修筑起来的边墙是苗疆文化生成的两个不同阶段。明代边墙的修筑是湘西苗疆汉族儒家文化与苗人土著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的时期,由明入清之后,边墙的修筑是湘西苗疆特质的历史文化现象正式开始形成的时期。明清两代边墙的修筑,也是湘西苗疆多元一体文化形成的过程。

旅游发展中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以凤凰县为例

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持有者是当地人民,旅游发展中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离不开文化持有者。民族文化旅游应建立以文化持有者意愿和权益为中心的发展机制,在开放环境下动态保护中开发,实现历史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

论历史学专业文化素质教育的途径——《历史人类学》课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大学生的素质教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旋律,历史学以其丰富的内涵在文化素质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文章以《历史人类学》为例,结合《历史人类学》课程的特点,通过课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对历史学文化素质教育的途径与方法进行探讨。

重返历史现场:大学历史实践教学刍议

实践教学是历史学本科专业培养人才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但目前许多高校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流于形式,存在诸多共性问题,以致难以收到成效。通过考察发现,部分高校通过加强历史考察、开展田野调查、实施导师制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此基础上,还应采取打破学科分割、完善师资队伍建设、增加经费投入措施,促使历史实践教学真正做到重返历史现场,进而确保历史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

民族地区高校商科类课程体验式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构建研究--以吉首大学为例

教与学的模式创新是商科类专业课程教学必须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在教学方法的改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分析了目前吉首大学商科类课程体验式教学现状和体验式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现状,探讨构建了目标明确、理念先进、方法科学、措施合理的商科类课程体验式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

硕士研究生"校地合作"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研究——以吉首大学民族学为例

近年来,研究生培养质量已成为教育部对高校教育教学评估的重要标准之一,高校越来越重视研究生人才培养创新模式.吉首大学民族学在研究生人才培养中,实施了课堂教学、 专家讲座和田野实践"三位一体"合作培养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研究表明,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生培养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理论知识,还实现了理论知识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学科目标.

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以吉首大学生态扶贫博士人才培养为例

吉首大学生态扶贫博士人才培养,坚持“需求导向、联合指导、强化实践、突出能力、重在应用”的理念,把国家急需的博士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有机统一,既注重人才的理论修养,更注重人才在扶贫工作中的实践能力,以达到生态扶贫博士人才“重在应用”的本质要求.

理论与实践并重:吉首大学生态扶贫博士培养的实践与创新

吉首大学生态扶贫博士人才培养以"理论和实践并重"理念为引领,按照"需求导向、联合指导、强化实践、突出能力、重在应用"的要求,制定针对性强的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了博士培养过程中理论学习、研究与实践的有机融合。

聚落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研究

对于资源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其内涵绕不开对文化的阐释,为人类所利用的资源是基于文化意义上而得出的。无论是封闭隔绝的聚落社会,还是身处都市的人们,总会产生一系列资源分配方式,由此获得自身所需要的资源,形成对资源的多样化利用,让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另外,文化分野下的资源所形成的文化序列,模塑出的文化事实,又组成了资源关系网络,将人们嵌入到关系网络中,通过约定俗成的规则约束人们的行为,保证资源的再利用,进而实现社会群体的稳定延续。

摆手舞非巴渝舞论——土家族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系列研究之五

摆手舞是土家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该文通过对摆手舞和巴渝舞各自不同的产生年代、产生地区、民族属性、主要内容、艺术风格几个方面进行比较、论述,得出摆手舞源于土家先民原始社会的劳动生活,并非巴渝舞在民间流传发展的产物,即摆手舞非巴渝舞的论点。

明代永顺土司的婚姻习俗及其特点——以湖南永顺老司城碑刻为中心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明代永顺土司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明王朝"以夷制夷"的政策下求得自身地方权力的巩固和稳定,联姻成为永顺彭氏家族势力扩展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基于建构权力网络的需要,永顺土司形成了土司等级内婚、姑舅表婚、同姓为婚三种特殊婚俗。尤其是永顺土司为应对局势变化在婚姻对象选择上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凸显出土司婚姻极强的政治功利性的特征,且围绕着政治婚姻特点又派生出婚姻交换圈的有限性、女性不拘辈分、成婚年龄小及妇女在家庭中地位高等特点。在某种程度上说,土司婚姻是多种社会关系综合与权利平衡的结果,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创造行为。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产业发展的价值研究

由农牧民创造并维护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其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蕴含有丰富的生物、技术和文化等因素,深入认识这些因素在乡村产业中的地位和价值,不仅可为乡村产业发展奠定基础,而且还可推动乡村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其二,充分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本途径。这集中体现在传统品种和知识技术的保护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利用,生态产品和现代社会消费群体的有效对接。其三,创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些创新主要包括:创新消费对象,明确目标消费者的界定;创新服务功能,强化生态维护的价值;创新服务内容,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创新服务空间,推广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各种资源;创新服务手段,发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国家政策充分结合的优势。总之,借助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创新,时下的乡村产业发展可选择不同途径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可持续性。

旅游开发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以土家族为个案

民族文化旅游进程往往在空间和时间上表现为旅游开发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而其中的深刻原因是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民族文化多样性表现为各民族文化遗产的存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遗产的活体形式。旅游开发的历史效果必然地包括民族文化遗产特别是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要把握旅游开发的三个维度,从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和资源属性的关系处理上寻找保护与开发的路径。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完整把握其历史环境遗存、传承载体和精神内质三个内涵层次;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土性、民族性、整体性和传承性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区域开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有效性、保真性和系统性三个重要原则及保护存续空间、优化传承机制和增效社会价值的路径模式。

图腾文化转型与民族传统体育价值特性的关系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民族图腾文化转型与民族传统体育价值特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如今人们认为的很多具有独立文化形态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原来仅仅是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仪式,是图腾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图腾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具有传承、聚合作用,并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多样化;图腾文化的转型将为民族传统体育构建一个开放、多元、具有自我组织能力、世俗化、理性化的价值特性。

论文化适应的主体、客体及场域

生态民族学既然要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去应对人类所面对的生态问题,那么该学科就得从人类的视角出发,与生态环境进行互动。于是,“适应”也就成了绕不开的话题,但人类又具有不容置疑的文化分野,人类对生态环境做出适应,显然不是“齐步走”,而是借助不同的文化分别对所处的生态环境做出适应。适应的主体、客体与场域就不得不认真加以考量,而时下谈到文化适应的研究者在这一根本问题上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如此下去,最后的结果会导致人们无法有效地对话与交流,不管是出于主观意愿,还是客观需求,都需要对文化适应的主体、客体及场域做出基本的澄清,以此避免在这一学科领域内的对话流于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