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中的政府投入政策:美国经验对中国医改的启示

美国普通公立医院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为一部分低收入或无保险的民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由于美国没有实现全民医保,公立医院所提供的一部分服务不能获得医保体系的补偿。根据"欠费服务"的不同规模,政府部门对这些公立医院给予一定的补偿,以实现人人有病能医的公益性目标。但政府投入并不是公立医院日常运营收入的主要来源。美国公立医院主要是通过医保机构的支付获得日常运营收入的。美国的经验启示中国:政府投入仅仅是公立医院运营收入的一小部分,这是正常的。在中国,政府对公立医院直接投入的增加必须针对一些特殊的国情,例如,有效解决转型时期公立医院离退休者的养老保障等问题。

再思1949年分水岭--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对话

20世纪中国历史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帝制终结的1912年,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以及改革开放的1978年。这些时间节点,一方面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划分为不同阶段,有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变化性和阶段性;另一方面,又多少遮蔽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某些共相特征,使人们不易见到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其中最难逾越的是1949年这一分水岭,它又和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学科畛域交织在一起,使情形变得更加复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跨越时间界限、突破学科畛域对于全面、深入地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并作了有益的尝试。哈佛燕京学社为此举办以"再思1949年分水岭: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对话"为主题的工作坊,邀约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十余名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围绕相关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方法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鉴于工作坊取得的巨大成功,并为扩大跨时段、跨学科研究路径在中国学界的积极影响,特将会议纪要完整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结构及局限

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科学中的具体运用,构成了其蓬勃发展的基础。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对制度进行解释时倾向于将其看作外生性或内生性约束,分别对应外部给定的以及自我施加的博弈形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关注不同环境下制度呈现的结构性特征,以及不具结构性特征的规范和非正式互动模式,从而为结构性制度与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问题提供分析工具。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应致力于消弭自身同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性叙述之间的边界,积极突破源自理性选择理论的内在局限,不断汲取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论现代国家的非人格化:对马基雅维里“国家”概念的评论

如今，当某人或某政党执掌政权，人们会认为他（或它）接管了国家或政府。除了借助国家本身（thestate）以外，没有人有权要求推进其统治（itsrule），就好像国家明摆着不归权力争夺的胜出者所有，而只是暂时交由他代为管理。人们使用的术语也许会有所不同：

美国保守主义:渊源、近况与未来

美国保守主义的起源不同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应而产生的欧洲保守主义,它不存在对“旧制度”的保存,而是以支持美国革命以及联邦宪制的形式出现,这批支持者被称作“联邦党人”。哈维·曼斯菲尔德的保守主义不同于哈耶克式的自由至上的保守主义,后者不仅缺乏对平等的关注,而且不关心美国是否伟大。曼斯菲尔德的保守主义旨在保护自由主义不受自由派的侵犯,后者日趋背离自由主义的原则,趋向极端的民主与平等。之所以出现这种背离,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自由主义的精神被新左派所篡夺。出于一种对“自我”概念的狭隘认知,新左派忽视了人民管理自己的政治诉求,在此基础上,他们对身份政治的呼吁只能实现肤浅的一致性,无法缓解更深刻的差异可能造成的冲突。因此,曼斯菲尔德提倡重返美国的立国之本,回到联邦党人、柏克、托克维尔的思想深处,复兴一种“具有灵魂的自由主义”,将贵族制的元素添加到民主制的原则中,使共和主义更好地与政府的需要相协调。特朗普的当选,作为原始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彰显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的衰落。为此,曼斯菲尔德重申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要义,它是一种更精良的自由主义,它始终对自由主义的进步趋势有着清醒的觉察,是捍卫美国宪政原则的政治智慧。

儿子与情人:大分流之前中国与欧洲的政治稳定

利用君主退位方式,本文比较中国与欧洲在19世纪之前的政治稳定.之前的文献强调代议制弱化了精英反叛的动机, 保证了欧洲君主的权力稳定,从而实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 欧洲 奇迹”.但中国帝王在没有代议制的情况下却超过了欧洲的政治稳 定.本文认为继承制度是解释中国与欧洲差别的重要因素.中国的 后宫制度使得帝王拥有多个男性继承人,而基督教会对皇室婚姻的 控制导致欧洲君主只有屈指可数的男性继承人.中国的储君制保证了太子对皇帝、精英对皇帝的忠诚,是实现古代政权稳定的关键. 通过考察公元1000年到1800年间中国与欧洲所有统治者的数据,本文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

国家贫富在于制度创新

数据显示，进入现代时期以来，不同国别经济发展的差异与其制度创新相一致，无论穷国富国，其经济改变与政治改变基本吻合。英国在现代早期的崛起，缘于其“光荣革命”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改革；而由于殖民历史，撒哈拉以南非洲与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政治制度不利于产权保护，反而有利于特仅阶级的剥削，

中国与印度高等教育改革中的国家角色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既是衡量国家发展现状的合理标准，又是对未来经济发展进程具有借鉴性的指标。因此，中印两国为人津津乐道的“崛起”引发了对两国高等学府现状的同等关注，并不奇怪。两国政府在国家支出（尤其是中国）的巨额增长及扩大的大学入学率推动下，通过近年来中印两国的教育改革表明，他们意识到了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而且在中印两国，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是国家发展目标明确强调的。

1996～2010年中国城市地区的教育回报、劳动力结构和收入差距

在过去的20年,中国城市地区的收入差距扩大迅速。与此同时,城市的劳动力结构在三大结构性变化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它们分别是:高等教育的扩张、国有部门就业的减少、农村到城市人口迁移的激增。本文将检验这些制度上和人口结构上的变化是如何导致近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的。本文基于两项全国普查数据,使用方差回归将1996~2010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解为四个部分:群体间收入差距的变化、群体内收入差距的变化以及两类结构性影响(分布效应及分配效应)。同时,本文也使用了反事实分析来评估不同解释的有效性。结果显示,其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近一半归因于教育回报的提升,而另一半则是出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而结构性影响主要来自高等教育的扩张和国有部门就业的减少。

文化帝国主义的回潮?--重估民国教会大学的历史遗产

在当下中国,随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民国教会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也重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教会大学究究竟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先驱,还是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本文试图将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改革的两个案例(上海纽约大学与燕京学堂)与民国两所顶尖教会大学的本土化实践(圣约翰大学与燕京大学)进行制度、文化以及学术层面的比较,以重估民国教会大学的历史遗产。

贤能、分配正义与公民共和主义——访迈克尔·桑德尔教授

一民粹主义与贤能主义朱慧玲(以下简称“朱”):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十年前,我们曾就公民共和主义的核心观念,以及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共同体主义之间的异同作了深入探讨。参见桑德尔、朱慧玲:《共同体主义、共和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区别》,《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11—223页。十年来,您又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进一步启发和推动了公共领域的哲学讨论。我注意到,您近年来一直在思考和谈论民粹主义(populism)和贤能主义(meritocracy)这里将meritocracy翻译成“贤能主义”,是为了避免与中文语境中通常理解的“贤能政治”相混淆。

学术竞争的风险:过去与现在

当下的教育全球化与近代教会大学有相似之处,即存在着大量的学术竞争。由于缺乏明确的学术评价标准,学术竞争并不一定带来学术增长,反而可能导致资源浪费以及冲突。本文以早期的齐鲁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和目前的北大燕京学堂为例,进行了相关分析,指出学术标准的重要性、多样性是高等教育系统持续发展的保障。

略论新中国政治体制的活力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它具有很大弹性，是一种高效管理，也有观点认为这只不过是外资支撑下产生的幻觉。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即中国这个国家的体制远比某些人想象的更具活力。

当代中国的毛主义辩论——反思本杰明·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

习近平对毛泽东的频繁提及,以及他自己对意识形态创新的主张,引发了关于毛主义在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意义的争论。这个讨论追溯处于冷战高峰期时关于毛主义自身意义的早期辩论。本文将重访这次早期辩论的场景,并在其与当代相关性的视角上,反思本杰明·史华慈与卡尔·魏特夫之间的这场争论。

中国与印度高等教育改革中的国家角色

近年来,关于中国和印度"崛起"的讨论声势愈烈,两国在各方面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其中便包括高等教育。中国和印度的高等教育均具有悠久历史,但其发展却呈现出不同轨迹。在此过程中,儒家文化和教会学校起到了什么作用?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两国推广的历程为何不同?大学的性质及行政权力分配如何决定了高等学府的发展道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和种姓制度产生了什么影响?两国高等教育应该如何达到国际化,实现创新?本文以中印两国国家角色为立足点,采用比较视野,从历史、政治与社会三方面对两国高等教育现状进行了考察。

孩子,拒绝订做

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 几年前，一对双耳失聪的伴侣想要个孩子，并决定孩子也是聋人。两人认为耳聋是一种文化认同，而不是需要治疗的疾病。后来，两人成功孕育了一个高度天生失聪的孩子。他们的故事被报道后，受到了广泛的谴责。责难集中于他们蓄意把残疾加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指责他们太残忍。那么，事先设计孩子是聋人这一行为是错误的吗？是设计这个行为本身？还是因为设计成了耳聋？有不少人告诉我，是设计这个行为本身有错，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那个孩子的自主选择权。真的是这样吗？

民主衰退的迷思

'民主衰败'近乎成为对当今世界政治现状的一个共识性判断,但这是对现状的一种误解,因为它并无经验记录可供佐证,过去十年里,民主的格局仍保持着稳定态势。'民主衰败'的认知导因于对后冷战初期转型所持的过度乐观态度和唯意志论,由此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即便近年来不利因素正在全球不断增长,但新兴民主国家依然非常稳健。民主衰退只是一种假象,过去十年所发生的真实故事并非民主的'崩溃',民主制度在面对黯淡的地缘政治局面时展现了其惊人的韧性。

血浓于水:精英亲缘网络与古代中国的国家建设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认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制度会阻碍国家建设。文章指出,当精英网络在地理上遍布全国时,亲缘网络就能跨越地区间的差异,将利己的精英团结起来建设一个强国家,这是因为国家能在广阔的领土上提供保护与正义的规模经济。对此,文章以北宋熙丰变法期间官员对变法的偏好为例进行了讨论。文章利用官员的墓志铭建构了他们个人的亲缘网络,并从档案中搜集了有关他们政治态度的数据。在控制了官员个体、家庭与地理特征后,统计分析表明,官员亲缘网络在地理分布上的跨度越大,官员就越倾向支持变法。文章的发现强调了精英的社会结构在促进国家建设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对以往欧洲中心主义文献中未充分研究的对象也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活跃的国家开发性银行:以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例

本文认为,国家开发性银行不是被动的主体,它们能够积极地与公共和私营部门互动,扩大政府支持项目的政策空间。具体而言,我们使用政策周期的启发式方法——政府制定政策的迭代过程——来阐释德国的国家开发性银行复兴信贷银行(KfW)在政策各阶段与德国政府的互动。我们认为,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之所以能够成为重要的政策主体,是因为具备三大特点:(1)基于政府的支持,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参与金融市场活动,追求的是经济发展,而非单纯的商业利益;(2)作为政府机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有接触政府官员和监管机构的特别渠道;(3)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本身具备丰富的技术和管理专长,因而可在政策过程的五个阶段(议程设置、谈判、实施、监控和执行)深入影响政策的实施。这一概念模型被用于对两个案例的分析中,即促进德国向绿色经济转型(能源转型)以及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在每个案例中,我们将详细介绍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是如何利用其经验、知识和能力影响新项目从概念提出到评估的每一个环节的。最后,本文提出,尽管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模式在国内取得了成功,但在国外,尤其是在金融市场和法律环境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其可复制性也许比较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