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挺归蜀与南宋中期四川的边备调整

淳熙元年(1174年),在孝宗践履恢复的战略规划下,吴氏家族第二代领军人物吴挺回归四川,出任兴州都统制。此后数年间,针对蜀口防务,宋廷集中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孝宗一方面为吴挺建节、废罢四川宣抚司、予其军中人事与财权、令兼利州西路安抚使,示以极大的倚信,“放权”意味明显;另一方面,关外四州守臣的文官化、兴州屯驻大军建制改革、凤州防务划归兴元都统司等边备措置,又都或隐或显体现出防范吴挺的意味。这些紧密围绕于同一时间节点又明显自相矛盾的举措,深刻反映出南宋君主对于吴氏世将“既用且防”的矛盾心态,并对南宋后期蜀口防御体系的边防效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元代四川士人文如玉事迹钩沉

四川历史上人才辈出,光耀史册,元代是其中相对沉寂的一段,人物宦迹不显,严重失载。如官至二品御史中丞的赵成庆,官至三品顺庆路总管的文如玉,官至翰林侍读学士、云南行省参知政事的李源道,以及四川万户侯、有“诗书帅”之称的述律杰等,《元史》均未立传。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与宋代四川方音

本文通过对史炤反切与《广韵》、胡三省音切异同的比较研究，讨论了宋代四川方言语音演变的四个方面：浊上变去、浊音清化、平上作去、韵尾混并。这些音变现象反映了宋代四川方音在历时演变过程中的一些特征，从中可以看到宋代四川方言语音的演变与共同语语音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但同时也具有自己独特之处。

四川历史上农业土地资源利用与水土流失

本文探讨了历史上四川 (含重庆 )农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水土流失情形及农地垦殖与水土流失的关系 ,认为水土流失与耕作方式有关 ,水土流失程度与农地垦殖面积、垦殖指数之间存在函数变量关系。

历史时期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

四川蚕桑事业在中国经济史上曾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民国以来趋于衰落。本文从多学科角度全面审视了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过程 ,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根本原因 :明清赋税内容的改变及江南丝织业的兴起 ,使四川蚕桑事业由宋以前的自蚕自织转变为以生丝产销为主 ,过分依赖外部市场 ,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 ,四川生丝出口受严重打击 ,从此一蹶不振。

全编辑——古籍编辑理念新探讨

当今的古籍编辑活动已发生根本性变革,古籍编辑不再是单一部门的职能,而是与整个古籍编辑机构上下游相关的工作。变化要求古籍编辑探求新理念——全编辑理念。古籍全编辑理念的思维有几个要点:编辑战略的灵活性、创造性的读者和社会导向思维、古籍出版资源的开发与占有及竞争编辑思维,但建立全编辑理念的古籍编辑机构只有关注读者才能更好地辨别新的机会和建立具有长远意义的出版战略方案。

古籍校勘的路径——以《宋会要辑稿》为例

古代书籍,在刊刻、翻刻、抄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错讹衍倒脱,自汉代刘向对校法之后,校勘也随着书籍的发展而兴盛。有的书籍,只有抄本流传于世,"舍此无他,研究者只能在忍耐中辨别使用,其中因错讹而误导之事亦所在多有。"《宋会要辑稿》就是典型一例。大凡古籍校勘中错讹衍倒脱各种类型,《宋会要辑稿》皆具有之。将此归纳成文,并运用本校、他校、理校多种方式,按原书之体例出校,旨在探索文献校勘之路径,为今天的文献校勘提供些许借鉴。

二十世纪以来宋代古籍整理述评

回顾20世纪以来现存宋代古籍的整理概况,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其特征与规律加以总结,旨在把握宋代古籍的整理现状,为今后的整理规划提供参考。

古籍整理学学科体系的正式搭建——评刘琳新作《古籍整理学》

刘琳先生是四川大学的一位资深古籍整理学者，长期以来，主要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和魏晋南北朝文化研究，尤其在古籍整理方面堪称成就卓著，有《华阳国志校注》面世，是国家古籍整理大型项目《全宋文》两主编之一，参加了《中华大典·文化典·辽宋金元典》、《三苏全书》

阆中仙苑 志书之珍--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藏《阆中县志》手稿价值初探

民国38年所撰《阆中县志》是反映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阆中历史的珍贵文献,目前仅以稿本形式保存于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该方志填补了现在文献著录的缺失,包括补充了新中国成立后所撰新方志所缺的民国16年至37年的相关历史资料,成为研究阆中历史的重要文献。

王柏改定《大学》驳议

宋儒王柏是学术史上一个颇受争议的代表人物,争议的焦点就在于王柏"奋笔而改经",其主要表现就是对《诗经》、《尚书》进行了大量的移易改动。清儒毛奇龄在《大学证文》中还认为王柏曾经改定过《大学》,列"王氏鲁斋改本"于"朱氏元晦改本"之后。王柏究竟有否改定过《大学》?文章认为,王柏改定《大学》的观点是不可信的。

一簑烟雨任平生——《四川省委党校图书馆藏线装书图录》序

《四川省委党校图书馆藏线装书图录》是在文化强国背景下推出的目录著作。其所收线装古籍,多为珍本、善本,既摸清了家底,又方便了读者,从而为加强文化自信,推进四川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巴蜀書院文化的回顧与前瞻芻議——讀胡昭曦先生《四川書院史》的體會

巴蜀地區自古崇文重教,文翁石室開啓郡學先例,周公禮殿肇興廟學合一之先,蜀刻石經形成"十三經"之規,斯三者實中國教育史之三大壯舉。自漢以後,蜀中私人講學風氣亦漸成氣候,嚴遵、趙戒、向朗,皆其傑魁。唐代書院制度形成之後,巴蜀書院建設,亦漸次發展,呈現"校院互補"格局,是故歷代英才辈出,人文鼎盛。據胡昭曦先生《四川書院史》研究,巴蜀歷史上曾經建有680餘所書院,這些書院規模或大或小,辦學或長或短,但其總體趨勢是講學、供祀、藏書三者俱有,在歷史上曾經起到了作育人才、創新學術的作用。認真借鑒史上書院辦學經驗,賦予時代精神,對補充或糾正西學教育之不足,是我們當下文化建設的重要使命。

“蜃炭”详解——兼及《左传》“书法”与商周文化之异

历代人士对《左传·成公二年》所说“蜃炭”有不同的理解。结合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和生活阅历考察,“蜃炭”当指蜃灰与木炭。蜃炭用于墓葬时具有杀菌、防潮和防盗的功能。考古资料显示,墓葬之用蜃炭,产生于西周中期,流行于东周以降,而商人与殷遗墓葬则不见使用蜃炭的葬俗,反映了商周文化之间的差异。《左传》关于宋文公丧礼的记载,实则具有“微言大义”,隐含着对宋文公的贬斥,除从历史角度揭示其事实外(“秉笔直书”),尚可从经学角度分析其“大义”(“蕴含褒贬”)。

惺惺相惜:贺麟与缪钺的交往与共鸣

作为20世纪杰出学人的贺麟与缪钺,虽然分属不同的学科与领域,但因缘际会,由相识而相知,以至惺惺相惜,双方深挚的友谊长达半个多世纪。贺麟与缪钺不但有着亲密而真诚的人生交往,而且有着深刻而真挚的思想共鸣。缪钺在《评贺麟译斯宾诺莎〈致知篇〉——兼论翻译》中所表达的文化观(中西文化观)、翻译观、科学观、语言观等,与贺麟的看法可谓深相共鸣。人与人的相识与相知、交往与交流,“思想的共鸣”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并且似乎也是最为根本的。

同异相济:杨慎对朱熹的评议

在朱子之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杨慎仍然坚持真理,一方面对朱子的文章、卓识表示肯定,甚至推崇,同时又指出他从性格到人品、学问到思想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并用考订的方法,给予了客观认真对待和求实创新的讨论,体现了“君子和而不同”“敢冒天下大不韪”的儒者风格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人本、情本、民本:苏东坡的家国情怀

苏轼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仁人志士,具有鲜活的家国情怀和高尚志趣。他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与奋斗中,以伟岸的人格承接使命担当,以家国情怀托举利民使命,以短暂一生铸就千古英名。从宇宙观考虑,苏轼继承了夏禹以来“敬鬼敬神而远之”的传统,在天地人神之间,他主“人本”说;他承认人生而有欲,感物有情,教化的功能端在于对人情的节制,因此在人性论方面,他主“情本”说;他认为“民可亲而不可疏,可敬而不可愚”,于君臣社稷之间,他主“民本”说。通过这些方面,可以完整地透视出苏轼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

巴蜀山水之画 万卷天府之画——读管苠棢《巴蜀山水画叙论》

管苠棢著《巴蜀山水画叙论》是一部知名画家从文献学角度研究美术史的力作。其以实物证文献,以文献明实物,史料丰富,考评严谨,既源于旧学,更有创新,从而为巴蜀山水画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学海类编》所收蜀人著述丛考

旧题清代学者曹溶编、陶越增订的《学海类编》,广收唐宋至清初人著述430余种,800余卷①,总430余万字,分为经翼、史参、子类、集余四类,集余类下又分列行诣、事功、文词、纪述、考据、艺能、保摄、游览八目,是一部在《四库全书》之前,即以四部分类的大型综合性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