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冷门绝学系列之二:弦歌不辍、继往开来:跨时代的川大考古

公元前2世纪,汉帝国的西南边地兴学之风隆盛。汉景帝末年,文翁在成都创办了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成为后来和四川大学文脉一系的锦江书院的前身。1896年,奉光绪皇帝特旨,四川中西学堂建立,标志着近代西学东渐已蔚然成风。这一年,被走为国立四川大学建校之始。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近代西方考古学开始传入中国。

古礼今义: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墓葬排列及相关问题补论

蓝田吕氏对北宋中晚期的思想学术、社会文化乃至朝堂政治皆有较大的影响。本文认为吕氏家族墓地由家族“大”字辈成员甚至著名学者规划,清楚地反映了吕氏的礼学思想。墓葬排列中特别突出宗法的做法为目前仅见,而昭穆法则直接承袭二程的丧葬理念,祔葬之法也体现了当时儒学士大夫对于族葬古礼的理解。宁愿牺牲常礼也要特别突出嫡长的埋葬方法,不仅是北宋复兴宗法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或许也与吕氏的时政见解和表达有关。

古蜀文明探源系列之十二西汉成都权贵的生与死:老官山木椁墓

老官山汉墓位于成都市天回镇土门社区附近,地处凤凰山、天回山至磨盘山一线的浅丘地带,南距成都市城区约17公里。此区域的汉墓规格普遍较高,是古人心目中的风水宝地,为成都权贵的集中埋葬区。后世的后蜀国主孟知祥、明蜀藩王等也葬于此,直至今日仍有陵园分布于附近。

太阳神鸟升起的地方:成都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如同她的名字一样。是一个流金溢彩的地方,和四川广汉境内的三星堆遗址同为古蜀文明的“双子座”。如果我们打开一幅四川地图,可以看见在川西平原的东部坐落着成都这座千年古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就曾出现过距今4500年左右的宝墩古城等多座史前古城。

论西藏带柄铜镜的东、西两系

西藏发现过多面青铜带柄铜镜,近年来也有新的传世品被发现。这些青铜镜的发现,反映了西藏在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与周边文化之间多方面的交流。总体上看,可将现有的西藏带柄铜镜分为东、西两系,在流行时代、流行地域上各有特点。青铜带柄镜在北方欧亚草原文化、南亚及中亚地区青铜时代遗存中也多有发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也曾流行过不同形制的带柄铜镜,其背后隐藏着不同族群之间在青藏高原通过“高原丝绸之路”流动与交往的历史背景,也是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之间远距离、跨区域互动的一个生动例证。

源蜀慕楚——新都马家木椁大墓 古蜀文明探源系列之九

1980年3月,四川省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马家公社第三生产队修整晒坝时,意外地在其东北方向发现一座大型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圹平面近方形,长10.45米、宽9.20米,坑壁基本垂直。墓圹的西面有一条斜坡墓道,长8.82米、宽5.50米。墓圹内修建椁室,其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8.30米、南北宽6.76米(图1)。木椁与墓圹间有0.8~1.0米的空隙,靠椁壁填充厚约0.3米的青膏泥,其外则夯以夹沙黄土。

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西石羊空心砖墓发掘简报

2019年至202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西石羊村清理了一批汉代墓葬。其中发现有6座空心砖墓,时代集中于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圹、竖穴墓道洞室和斜坡墓道洞室等多种结构,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形制特征,对探索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神荼郁垒图像与东海信仰

两汉时期的神荼郁垒图像一般表现为高大魁梧之神人,手持苇索、桃木或刀斧兵器。苇索图案在川渝和河南地区的东汉画像砖中也多有发现,多刻画在门阙之旁。河南地区的汉墓中常常有持钺或刀剑武器的孔武力士和凶猛老虎形象出现在墓门位置。作者认为这些材料可能与文献所载的神荼郁垒辟邪除凶的观念信仰存在关联,与古代社会盛行的大傩逐疫活动密切相关,是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大傩不只是局限于为生人驱邪逐疫,也常常用来为死者辟邪御凶,墓葬中所见的此类图像和遗物的目的或许是为了保护死者,护送其安全地抵达东海仙境。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新思考

三星堆考古从1929年起算,已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近期以来,随着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考古发掘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公众对于三星堆考古的关注热度不断升温,学术界也对三星堆考古的相关学术问题重新开始新的观察和讨论。虽然目前三星堆新一轮的祭祀坑发掘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但从迄今出土的器物和各类遗迹、现象中,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三星堆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并由此掀起一场新的“头脑风暴”。下面以我对三星堆新发现考古遗存有限的认识,提出几点新的思考供大家讨论。

“透骨见人”考古现场人骨信息的提取与解读

人类骨骼考古学以考古出土的人骨为材料,提取研究所需的信息,进而尝试解决考古学问题,并试图复原人骨所代表的个体或群体在体质特征、人口状况、健康状况、行为模式等方面的信息。2014年8月14日,“中国考古学会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成立,自此,中国人类骨骼考古学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浅析考古所见多个体混合人骨遗存的分类

考古发掘中常见多个人类个体的骨骼共存于同一遗迹的现象。正常埋葬的通常被称为合葬、丛葬等,此外还有如地震、山洪等导致的多个体共存的埋藏。由于遗迹的产生、使用、废弃和埋藏过程中存在各种难以臆测的复杂因素,在发掘、鉴别其中散落的人骨遗存时很可能将之划分到多个遗迹单位,或归为某一单位内的多个体。

电子游戏考古:一种数字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

若追溯电子游戏这一数字文化遗产的脉络,应从它的前身——传统游戏说起。无论是马家窑文化多人舞蹈纹彩陶盆中的远古舞步,还是美洲密林中关乎生死祭祀的玛雅球赛,游戏不仅仅是一种消遣的娱乐行为,其背后亦有复杂的社会文化意义。故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认为“游戏比文化更为悠久”,“游戏是人类文明的基石之一”。

吐鲁番地区十六国墓葬壁画与纸画研究

吐鲁番地区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壁画和纸画具有相同的内容、功能甚至使用方式,整体上来源于河西地区的墓葬壁画,甚至直接延续后者往西变化的趋势,反映了河西尤其是其西端地区人口的迁入和文化的移植,同时也反映出较为复杂的文化因素和突出的地方色彩,说明以汉文化为核心和底色,各种文化向该地区的影响和汇集。其内容多现实、朴素,与丧葬信仰有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北斗为代表的司命信仰。

四川崇州市西五间唐代遗址发掘简报

2020年底至2021年2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四川崇州市西五间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沟渠7段(至少为两条水渠)、灰坑2个、柱洞3个及瓦片堆积1处。出土了大量碗、盘、盏、罐、钵、壶等瓷器和窑具,以及少量陶器和瓦片。瓷器基本为本地窑口烧制的邛窑系产品,虽未发现与窑场相关的遗迹,但不排除遗址周边地区存在着烧制这些瓷器窑址的可能。遗址年代为盛唐至唐中晚期。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川西平原唐代瓷业、民间社会生活和生产等提供了新资料。

史前绿松石镶嵌工艺的起源和发展

绿松石镶嵌工艺目前最早发现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表现为磨制圆形或其他形状的绿松石片,并镶嵌于骨雕筒、侧孔钺等器物的穿孔之内。类似的绿松石嵌孔技术及海岱形制遗物在距今4400~4300年左右西渐至襄汾陶寺、芮城清凉寺等中原地区遗址,并在中原及海岱地区进一步发展成为更为复杂的绿松石嵌面技术。通过中原地区,绿松石镶嵌工艺也在距今4300年左右继续西传至史前甘青地区,并在新石器时代后传承至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黄陂盘龙城等夏商时期遗址。

新疆地区出土覆面研究

本文对新疆地区出土的覆面进行了梳理,认为其使用可分为三个阶段:史前时期、汉晋时期、十六国至唐代。第一阶段覆面的使用是极个别的现象,并没有成为固定葬俗。第二阶段覆面数量较多,主要出土于塔里木盆地边缘。覆面形制较固定,覆面上的纹饰有较多汉地因素。第三阶段覆面数量多,集中出土于吐鲁番盆地。此阶段覆面形制十分特殊,纹饰带有明显的中亚风格。第二、三阶段覆面的出现当是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金属制眼罩应该来自中亚,非本地产物。通过覆面可以窥见,十六国至唐代吐鲁番地区的墓葬及葬俗是以中原文化为底色,吸收借鉴西方文化因素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地方类型。

三星堆青铜器:巴蜀系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苏秉琦先生指出,a从一个更高的层次看,四川古文化是中国古文化的中心之一,三星堆文化时期已经进入方国阶段b。虽然已发表资料仍不足以作为细致分析三星堆文化各方面特征的证据,但1986年发现的两座器物坑(K1、K2),以及2020年重启发掘的6座器物坑(K3—K8),都毫无疑问地表明三星堆文化的晚期或稍早阶段已经步入青铜时代,且达到巴蜀地区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再论吐鲁番出土景云元年联珠团窠对龙纹绫的渊源

吐鲁番阿斯塔那221号墓曾出土过一件唐景云元年(710)联珠团窠对龙纹绫,产地为“双流”。整理近20年来的新资料,我们可以在青海发现一批与之高度相似的丝织物。这些资料再次清晰地勾勒出丝绸之路河南道上的文化交流路线。联珠团窠对龙纹是典型的“陵阳公样”。一般认为,“陵阳公样”是窦师纶任益州大行台兼检校修造时所创。但成都地区南北朝时期的考古资料表明,实际上早在6世纪中叶,该区域的石刻造像上就已经出现了较成熟的联珠团窠对龙纹。从这一情况来看,益州是联珠团窠纹中国化的前沿阵地“,陵阳公样”应当是窦师纶在该地区南北朝时期即已基本成型的图样基础上进行总结、改良而来的。而这一时期益州石刻造像上联珠团窠纹的出现则应与入蜀的粟特人有密切关系。

晚期巴蜀文化的地区之别——以四川盆地战国时期铜璜形饰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盆地战国至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铜璜形饰与其他地区表现出大体同步的发展趋势。借鉴了广义中原文化体系中的铜璜形饰,但加上具有地区性特点的纹饰,甚至其形制亦被纳入巴蜀符号体系,使得四川盆地已发现的多数铜璜形饰都可以归入巴蜀系铜器范畴。这充分体现了巴蜀地区在物质文化交流上的超强吸纳与融合能力。因地理环境及对外交流上具有不同特点,成都平原和渝东地区在铜璜形饰的使用种类上也存在一定差异。西汉中晚期以后铜两头动物形饰的流行区域仅限于渝东区域,再一次说明了两地在丧葬习俗和文化发展特点上的差异始终存在,这也是巴蜀文化地区差异的缩影。

遗址博物馆展览与文物考古信息展示——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基本陈列的内容与形式

遗址博物馆如何讲好遗址的故事,是近年来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三星堆遗址于20世纪20年代被发现与发掘,遗址年代由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前期,祭祀坑出土器物使世人对中国的青铜时代有了耳目一新的认识,是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博物馆于1997年10月建成开放,展示了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六百余件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