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城厢古城保护利用的再思考——以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为例

城厢古城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个地方城市特色与价值内涵的体现。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是四川省保存较为完整的县级古城,极具活态传承的样本价值。在系统梳理城厢镇历史文化资源、脉络基础上,针对当前古城保护利用中存在的发展定位不精准、格局不完善、文化体系不健全、文商融合不显著、宣传特色不鲜明的问题,提出城厢古城在保护利用中应明确古城发展定位、完善古城空间格局、构建古城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推进铁路港古县治完美融合、打造天府古城宣传特色标识的发展思路,为城厢古城保护利用提供参考。

抗战期间四川藏学研究概述

本世纪30-40年代．四川宗教界、学术界兴起了一股了解西藏、研究藏文化的热潮。因其“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增加汉藏团结、不为外人所用”的鲜明目标．紧扣时代主题．从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我国传统的藏学研究拓展了思路．推动了我国藏学研究这个古老学科和现代人文科学的接轨．意义深远。

丁宝桢与四川机器局及其历史价值

丁宝桢创办四川机器局坚持不用外国人,依靠本国的技术力量,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成绩卓著,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四川机器局是富有近代文明气派的新事物,它的建立在四川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有别于自然经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标志着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四川机器局以其自身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有力地推动了四川近代工业的发展。四川机器局陆续将生产的大量军用物资用于国防建设,在加强我国西南边疆国防建设和抵御外辱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丁宝桢以执著追求中国近代化的爱国精神投身于办近代工业企业,他为促进四川近代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开创四川近代工业的有功之臣,一位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

传统酿酒业对抗战社会经济的贡献——以四川酿酒业为中心的分析

1937年四川酒税约占全国酒税收入的1/4,从此奠定了四川酒业大省的地位。40年代,四川酒税一度占了全国酒税的2/3,是除关税、盐税、统税之外的第四大税源,是货物税中的最大税源。主产区的酒税往往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50%以上,非主产区的酒税也占到当地税收的前3名。同时,酿酒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农产品的转化、农民的就业、新兴城镇的建设,并有力地支持了国防建设及抗战需要。酿酒业因此成为了抗战时期发展迅速、表现突出的行业,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传统酿酒业对抗战社会经济的贡献——以四川酿酒业为中心的分析

抗战中,1937年四川酒税约占全国酒税收入的1/4,酒业大省的地位从此奠定.40年代,四川酒税一度占了全国酒税的2/3,是除关税、盐税、统税之外的第四大税源,是货物税中的最大税源.主产区的酒税往往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50%以上,非主产区的酒税也占到当地税收的前3名.同时,酿酒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农产品的转化、农民的就业、新兴城镇的建设,并有力地支持了国防建设及抗战需要.酿酒业因此成为了抗战时期发展迅速、表现突出的行业,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唐代巴蜀地区城市等级结构与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唐代是巴蜀地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城市数量大幅增加,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和完善。城市的空间分布也更为广泛,然其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自然地理环境的局限、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以及交通条件的变更,都成为制约唐代巴蜀城市空间分布的要素。

城市建筑体的历史价值和时间性要素保护

城市场所空间是由"不变的"纪念物与"可变的"一般性城市建筑体共同构成的,二者作为图底关系共同构成了城市场所空间的整体特性与气质,因此在对一般性城市建筑体进行维护与更替时也应当对其承载历史信息的时间性要素加以一定的尊重与研究,在条件的许可范围内保护期时间性要素,使其承载的历史价值得以延续。

西南民族地区面具文化的历史命运及其当代保护历程

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傩文化的的历史命运就是面具文化的历史命运。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经历了从早期的历史宠儿、中期的"弄潮儿",再到近现代的"弃儿"。改革开放以来,面具文化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照,又成为当代的"幸运儿"。30多年来,这个"幸运儿",得到了多方面的保护,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两套集成的编写工作;加快了傩文化遗产抢救、整理和研究的步伐;与傩文化相关的民俗活动、演出活动得到恢复,业余表演团体逐步建立,面具制作工艺的传承得到延续;充分利用博物馆的功能,采集和收藏各地遗存的面具,并向广大观众展示西南民族地区面具文化的风采;通过"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工作的不断开展和深入,一批与面具文化相关的傩戏、傩舞、傩祭等被列入国家级、省级、地区(市)级县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等方面。

“解手”的传说与明清“湖广填四川”

流传于全国各地的关于“解手”的民间传说 ,皆认为它的起源与历史上的移民迁徙有关。但在归源于哪一个具体历史时代上 ,却有较大的分歧 :四川以外地区一致认为 ,“解手”是明初强制移民政策的产物 ;唯独只有四川地区将其归于清初。本文从四川地区存在一个明代洪武大移民时代 ,毫无例外会出现强制移民现象 ,而清初四川不具备推行强制移民政策条件的比较研究中 ,认为四川地区把“解手”传说归源于清初 ,是由于混淆了发生在明、清历史上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的性质 ,是“附会”

离异与回归--从土客对立的社会环境看客家移民的文化传承

作者对客家文化研究者较少注意到的土客对立的文化根源及其突出表现形式作了较深入的分析,认为客家先民的"文化优越感"及严酷的土客对立客观环境,使得客家人实际上偏离了文化大融合的主流,选择了崇尚武化的道路,由此造成此后客家人社会落后于汉民族的主体文化进程,也使得他们在土客矛盾时多采取械斗的方式。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经济利益的驱动,土客对立逐渐消解,客家人向汉民族主体文化回归,这种回归在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试论宋代四川市场

宋代四川是四川历史上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黄金时期,其发达的经济培育了典型的封建市场。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探析宋代四川市场一、市场类型;二、市场等级体系与市场网络;三、市场发展趋势。

近30年来三省制研究综述

三省制是我国古代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我国古代中央官制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我国封建政治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隋唐的三省制度,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涉及到的问题广泛,研究的范围也随之而扩展,但形成热点争论的问题不是很多,有些问题仍需研究探讨,在引用史料方面还需进一步挖掘材料,在研究方法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取得更大的突破。

宋代四川市场与东南市场的比较

宋代的封建商品经济发达,形成了区域性的市场体系。四川和东南是宋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宋代四川市场和东南市场是当时最典型的发达的封建市场。因其各自的经济环境迥异及宋廷在两地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两地市场各自的特点彰显。比较二者的异同,能更好地探究宋代封建市场的历史演进轨迹。

抗战期间传统酿酒业的发展——以四川酿酒业为中心的分析

民国时期是四川酒业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发展阶段,抗战时期更是四川酒业发展的巅峰。1937年四川奠定了其酒业大省的地位,1944年产量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峰。酿酒业的发展使酒税成为国民政府货物税的最大来源,扩大了社会就业,解决了农产品的出路,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和城镇工商业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防动力酒精制造的需求,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应有贡献。

民国时期四川传统酒类的销售与市场

民国时期,四川传统酿酒业不仅生产发展较快,销售推广也有积极的作为,全省形成了几个主要的酒类销售市场,更因战时经济的繁荣及国防的需要而成为酒的消费大省。各类酢房根据自身规模大小,采取以销定产、前店后厂、与酒精厂约定销售等不同的销售方式,有的酒厂还主动派员外出联系销售,甚至在外地自设销售窗口;一些酒厂及酢房开始注重品牌、包装,并广泛参与各类评奖,形成了初步的酒类促销;而各类形式的物流商、坐商、行商、零售商、流动小贩及酒类期货亦相继出现,甚至出现了商业资本、其它行业资本向酒业渗透的现象。所有这些销售形式和手段进一步促进了民国四川传统酒类的销售与生产,扩大了厂家的知名度,增加了川酒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一批四川名酒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

四川保路运动:巴蜀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标志

四川保路运动是巴蜀文化性质发生裂变,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标志,是百年来中华文化由古典时代进入现代化时代的标志。它突出地表现在城市化意识的加速与市民意识的转换、巴蜀文化对西方民主意识的吐纳与民族革命精神的突起、巴蜀古史的救国主义新解读与巴蜀生活习俗和文化心理的转型三大方面。它为百年来的民族文化觉醒与复兴开启了大幕,也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将来的去向指示了路标。

民国时期四川的地方志修纂

修纂地方志是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历朝历代都把此事作为一件大事来做。民国时期仍承继其绪。民国时期的四川，纂修地方志一直是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虽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经费短缺，人员参差，纂修工作时起时辍，

三星堆—金沙商周礼乐文明研究——祭祀礼仪

本文讨论三星堆—金沙出土器物是用于古蜀国祭祀礼仪中的贵重器物,不同的器物及其组合,认为祭祀礼仪在不同时间,以不同内容和不同形式举行,每种仪式都按照规定的程序完成,整个祭礼活动是以动态行为进行的。主要形式如面具、神树、神坛、神殿等组成大型祭祀礼仪中心场景,表现出古蜀国已具备比较规范的礼仪制度,特别是乐舞的出现,代表着古蜀王国最高等级的祭祀规格。

民国时期四川酒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川酒的工艺成熟并定型,生产规模和作坊数量空前扩大,酒类品种丰富多彩,酒类品牌得以成长和发展。一些企业家总结出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的酒类经营理念,在民族危难时刻,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抗战期间,由于四川酒业一枝独秀,外省人大量来川,酒消费量的迅速增加及外省人返乡后对川酒的怀念和正面评价,使四川酿酒业及伴生的酒文化得以通过抗日战争这一独特因素而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