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铁路外交:历史演进、类型特征与路径创新

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全方位多领域的互联互通,而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铁路建设是设施联通的关键一环。“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铁路外交,经历了准备期、初始期和加速期三个时期,包括战略援建型、战略投资型和战略互动型三类项目,在理念、机制和方法三个层面上都有所创新。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铁路外交,为沿线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深化了与沿线国家的战略互信。铁路外交承载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联通世界的愿景,谱写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彩篇章。

“一带一路”海外重大项目的地缘政治风险与应对--概念与理论构建

地缘政治风险由地缘因素引发,是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对海外特定地理空间的开发、塑造、竞争或控制造成该地区既有地缘利益结构发生变化而引发的国际政治风险。其生成机制主要包括大国间的战略竞争、海权与陆权力量的斗争、地理敏感地带引发的博弈、地缘经济竞争等。海外重大项目也会改变各种地缘因素,打破原有地缘利益结构的平衡,从而引发地缘政治风险。其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观念、思想之争,以及时代变迁所引发的时代精神、国家心态的变化。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地缘政治风险已对中国和平崛起和企业"走出去"构成实质性障碍,为此亟须提升地理安全意识,要客观评估地缘政治风险,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设立地缘政治风险评估标准,制定防范和管控地缘政治风险的有效策略。

百年变局下中美全球贸易治理的竞争与合作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面临再平衡压力,既有贸易治理体系陷入困境,贸易治理结构和规则严重不对称。中美双方正围绕全球贸易治理展开激烈博弈,尽管双方均有改革全球贸易治理规则体系的意愿,但在改革方向上存在分歧。中国主张更新WTO规则体系,使之更好服务发展中国家利益,美国则希望继续主导WTO规则体系。中国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系,主张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美国贸易政策则趋于保守化,强调"美国优先"。对中国而言,应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治理;团结发展中国家力量,同美国开展规则博弈;深耕周边贸易网络,推动"一带一路"与周边经贸合作对接;布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亚洲为支点撬动全球贸易治理。

“选举大年”全球政治局势前瞻

2024年,全球的政治极化现象将在选举政治中得到集中体现。美国大选当前,两党在移民、堕胎、枪支管控等议题上差异明显,政党精英和大众选民都出现了议题极化和情感极化的现象。欧洲议会选举预期将“向右转”,在欧盟各国国内极右翼政党崛起的背景下,欧洲议会极右翼派的席位呈现增长趋势。印度大选中反对党首次组成28党联盟来对抗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而莫迪则大打“宗教牌”和“民族主义牌”,不断加深着印度国内的政治极化程度。墨西哥大选恐将成为又一次“暴力选举”。政治极化与选举政治相互强化的趋势,将给当前的国际政治、大国关系以及全球治理带来深远影响。

全球治理视域下金砖国家机制化建设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于2022年6月23日成功召开并达成新的共识,金砖五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以“金砖+”的合作模式来扩大金砖组织的成员,并讨论了有关扩员的标准和程序。金砖扩员进入了一个机制化、程序化的新阶段,体现了包括金砖外围对话和“金砖+”合作在内的金砖伙伴关系的开放包容性。这是全球治理体系创新发展的重要节点,也是金砖国家发展壮大的重要标志。

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国际传播研究:理论建构、议题拓展与方法升维

回顾和梳理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发现该领域越来越倾向于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区域国别研究交叉融合。在区域国别视角的指引下,国际传播研究正在经历理论视角与价值取向的转型、学术研究议题的拓展和方法论的进一步升维。基于此,区域国别研究启发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者勇于深入情境化的域外田野中,不断挖掘新现象、发展新问题,拓展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想象力,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为崛起中的中国校准时空坐标,推动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有效提升。

新时代下港澳引领式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安全环境、发展条件与实施路径

新时代下地缘政治经济开始重构,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这一重构过程中的重要动力。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有着“引领式参与”的独特功能,这也是激发港澳自身潜力与“一带一路”提质升级的关键所在。在引领式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港澳应充分发挥其在地理区位、政治制度、金融合作、航运软硬件等方面独特的优势条件,并突破自主决策权相对有限,缺乏完整产业链,面临其他省市有力竞争,以及智库与人才建设培养不足的内在瓶颈。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研究--基于“制度-技术”的分析框架

基于技术手段应用于疫情治理的成功实践,探索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技术路径,采用“制度-技术”的分析框架,关注我国疫情治理中制度如何吸纳技术应用于治理实践以及技术嵌入对于制度变革和治理效果的影响。制度与技术的双向互动推动疫情治理:一方面,党政机构通过吸纳先进技术工具以完善疫情治理程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党领导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等转化为疫情治理的实际效能。另一方面,在人民至上的制度价值引导下,技术发明、运行、应用的逻辑及其内在的规范性、程序性要求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有效嵌合,推进民主制度优势和文化制度优势转化为疫情治理的民主实践和有效的全民抗疫动员,最终形成了制度与技术的良性互动,由此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强化制度优势。基于“制度-技术”的分析框架,提出坚持技术创新与治理变革,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变革;完善制度法规,加强技术治理风险防范等对策建议。

技术鹰派、国家安全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地缘政治对抗相互叠加的背景下,技术因素对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塑造作用越发突出,科技界与国家安全战略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对华“科技冷战”,与美国在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对华施压相互关联。美国科技企业、风险投资机构等社会性力量和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日益密切,涵盖商界、政界和学界精英的技术鹰派势力逐步成形。技术鹰派认为,美国须牢固捍卫自身技术领导地位,推进对华技术“脱钩”,甚至设法令中国的技术水平倒退,进而以强大的美国技术实力实现对华“竞而胜之”的目标。美国政府着眼对华战略竞争,加快推动构建国家安全创新网络,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与高科技企业的合作更趋深化,美国创新生态的国家安全导向更为突出。加大对华科技竞争已经成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共识。考虑到美国科技界精英对特朗普的支持,以及副总统万斯、特朗普家族等与硅谷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科技施压力度或将增强,技术鹰派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将更为突出。

“全球南方”在多边主义实践中面临新机遇

近年来,由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构成的“全球南方”备受关注,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推动共同发展、合作发展是“全球南方”维护多边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全球南方”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的关键支撑。“全球南方”坚定倡导发展优先,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全球南方”合作植根于对多边主义的维护,有助于使国际关系范式从对抗转向合作,用更大的包容性对冲基于阵营的排他性,从而为世界的长期稳定、共同繁荣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

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对个人、区域及全球发展的影响——从ChatGPT发布说起

ChatGPT3.5和4.0的发布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革命进入实质性应用阶段,预期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颠覆性影响。以ChatGPT的发布为起点,讨论分析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对个人、国家或区域乃至全球局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在个人层面,它会逐步取代大量劳动力,对教育和学习提出新的需求;同时,它会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在国家或区域层面,人工智能将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以低廉的价格提供极其丰富的产品和服务,然而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极有可能带来贫富差距的恶化,还可能加剧人口老龄化。在全球层面,技术竞争将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石并将冲击贸易与投资格局,甚至可能改变二战以来东升西降或亚洲崛起的历史进程,给百年大变局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需要对人工智能技术革命的影响(尤其是短期影响)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就个人而言,需要调整人力资本的积累目标,尽量避免或推迟自己被人工智能替代;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完善制度环境、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增强知识共享,以应对核心技术落后和被卡脖子的发展困境,最终赢得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这场竞争。

湄公河委员会本地化与湄公河国家的水治理合作

湄公河委员会是湄公河区域水治理的先行者与重要推动者之一。1957—2015年间历经“湄公河下游调查协调委员会”、“湄公河临时委员会”和“湄公河委员会”三次重大变革,湄公河委员会最终形成了带有“弱制度性”和“域外影响”特点的系统性运作模式。随着自身水治理“自主性意识”的提高、多元化水资源开发需求的增加,以及与区域内新兴水治理机制竞争的加剧,湄公河委员会于2016年正式开启“本地化”战略转向,并在战略规划、决策机制、资源配置、知识生产等方面进行调整,以增强对湄公河水治理的主导权与话语权。在“本地化”进程中,湄公河委员会也转变了与对话伙伴、域外国家、区域组织的合作模式,其与中国的合作从呼吁加入到机制合作,与美国的合作从交流互动到伙伴关系,与东盟的合作由束之高阁到议题内化。这种由“本地化”催生的地区与国际合作模式转变,为湄公河委员会强化自身在区域水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与对冲大国水博弈带来了积极成效。这一案例也深刻反映出当前国际机制“本地化”的需求、可能与价值,及其与“国际化”相融共处的发展趋势。

空气污染与人力资本的空间配置——基于高校招生视角的研究

人力资本的空间配置影响中国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均衡性,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在高校持续扩招和大学毕业生返乡比例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本文从高考招生视角研究了空气污染对高水平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影响,为解析空气污染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渠道。基于显示性偏好理论,本文实证考察空气污染对高校录取分数的影响,发现了显著的负向效应,而且该效应对于综合类院校和非重点高校,或在空气污染更加严重的生源地,以及国家更加重视空气质量监管之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对于高考试题中更多提到空气污染问题的省份或年份以及互联网更为普及的生源地,空气污染对高校录取分数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强化对空气污染、人力资本空间配置以及经济发展不均衡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也为政府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

大国竞争与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新趋向

随着美国不断推进对华战略竞争进程,其"以台制华"策略也在发生深刻演变。美国从内嵌化、军事化、多边化等维度干涉"台湾问题",将"台湾问题"嵌入其针对中国实施的大国竞争战略,并将"以台制华"与"拉盟制华"等策略相结合,还有主张认为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路径需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美国宣扬所谓"2027年前大陆武统论",推动了"台湾问题"的军事化,其对台政策基点向应对中美在台海地区的直接武装冲突转移,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武力阻统"之势愈加突出。在美国打造制衡中国的盟伴体系、深化印太和欧洲地缘板块联动背景下,"台湾问题"在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多边化态势日益明显。但美国以新手段操弄"台湾问题"也面临局限,它难以承受与中国"破局摊牌"的巨大代价。

中欧经贸投资合作现状、问题及前景

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下,2023年中欧贸易往来呈现一定收缩,投资模式发生转变,汽车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化,以产业创新园为代表的合作新模式已经起步。目前,中欧经贸合作虽受到全球经济低迷、欧盟“去风险”以及相关政策影响,但可以预见,未来双方合作仍有较大潜力,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技术-安全复合体与美国对华战略

在美国推动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科技领域的博弈被美方视为中美较量的核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部门与科技界的联系更趋紧密。高技术企业、技术产业协会、研究科技竞争问题的专家和智库等在防务采办、情报分析、战略咨询等多方面为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提供关键支持。在“经济鹰派”“意识形态鹰派”之外,“技术鹰派”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具有越发重要的影响力,国家安全精英与科技界之间的“旋转门”现象突出,为技术-安全复合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美国国务院围绕“技术外交”强化机制和能力建设,促进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美国外交的赋能,推动构建多层次、相互嵌套的技术联盟;美国军事部门通过防务创新小组等机制加快新兴技术与军事能力的融合;美国情报界与高技术企业、风险投资机构等社会性力量之间的协作也在不断拓展。作为军事-工业复合体在地缘技术时代的新变体,技术-安全复合体成为美国霸权护持的关键支撑,其对中美博弈的影响值得高度重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研究

资金融通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五通内容之一,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因此中国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在项目建设和资金融通方面的金融合作。阿拉伯国家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对象,中国与其开展金融合作,不仅能够为"一带一路"海外实体项目的开展提供金融支撑,促进阿拉伯国家经济建设和金融发展,也有利于中国金融"走出去"。本文从"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政策背景出发,结合阿拉伯国家金融发展的特点,分析了中阿金融合作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在总结中阿金融合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的政策建议,分析了疫情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金融合作。

中美气候竞合背景下中国的“碳权力”及其维护

中美两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进行良性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到全人类的未来。中国也需要通过“碳权力”护持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碳权力”是一种国家持有的、基于已有气候治理和碳排放制度、合法且渐进的间接制度性权力。它有着特定的类属、发生机制、内涵及其性质。中国维护“碳权力”的路径分为四个层面。首先,要通过与美国进行良性的新能源技术竞赛维护“碳权力”。其次,努力构建“碳联盟”,积极拓展海外关键领域投资规模。再次,针对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碳正义”施压,中国应防范化解“碳正义”的政治宣传性质,实施稳健的环境和能源政策,维护“碳权力”。最后,中国应主动推进中美两国气候治理合作,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

躁动的霸权: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及其影响

近年来,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极右翼政治运动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重大威胁,进一步加剧其内部的不稳定。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不断壮大,主要由国内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族群矛盾加剧、政治传播手段变化、政治制度顽疾难除等因素所致。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注重向外扩展自身影响,与欧洲等地区的极右翼政治势力紧密勾连,力图编织极右翼政治运动国际网络。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仇华反华情绪强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的稳定。

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同盟化

近年来,美国不断推动其联盟战略的现代化,力图构建多层次、嵌合式的盟伴体系,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同盟化是这一态势的体现。美日、美韩是正式的同盟关系,日韩之间没有签署同盟条约,美日韩三边关系并非正式同盟。然而,其“同盟化”趋势体现在三方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它们不仅聚焦传统军事安全问题,还越发注重在经济安全、技术安全等领域的联动。拜登政府试图将美日韩三边同盟与美日菲、美日澳、美日印澳等小多边机制相互连结,在中国周边地区编织更为紧密的盟伴网络。这将强化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影响中国在国际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地位,加大亚太地区“阵营对抗”和“集团冲突”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