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中国城市新移民研究的理论思考

大规模的城市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迁移,从而影响到中国宗教的状况。移民和迁移的经验对于来自异乡的新移民会生成或加强个人与某种宗教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移入地原本处于稳定状态的宗教样态,值得进行社会学的理论探讨。本文在同某些已有的宗教与移民研究的理论和概念进行讨论基础上,指出从人群的流动作为＂神学化的经历＂的视角来认识当代中国城市新移民群体,以及各种宗教回应变迁时代出现的问题,希望能够在未来推动理论的拓展。

中国式领导力: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之道

古代中国在实践中形成了“皇”“帝”“王”“霸”等四种典型的治理之道。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领导思想和管理智慧,结合西方现代领导力理论,可创造性地提炼出中国式领导力。中国式领导力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核心的治理思想“内圣外王”之道为主体内容和框架,强调领导者“修己安人”,即内在道德修养(内圣之法)与外在治理能力(外王之道)两相结合、内外兼修、协调发展,并符合现代组织发展要求的领导和管理之道。中国式领导力是“内圣”与“外王”的阴阳平衡之道,要求领导者知行合一,强调“修己以敬”的内管理与“安人安百姓”的外管理相互结合,其整体模型为领导者提供了清晰具体的进阶次第。中国式领导力融通古今、中西结合,充分展现文化自信,凸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皈依心理学与信仰转换

本文从背景（动力场）、危机、探索、遭遇、互动、承诺、后果以及未来几个阶段模型出发，介绍了皈依心理学与信仰转换在西方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历程，期望这一领域能够得到学界的重视，尤其是为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者提供参考。

宗教皈信的情境

刘易斯·兰博对宗教皈信的研究强调两点:皈信是一个过程,情境在皈信过程中有着决定性影响。本文系统探讨了宗教皈信的情境,以及情境如何多方面影响宗教皈信的过程。作者强调多学科、多视角地综合理解和分析宗教皈信的过程,代表了20世纪末以来该领域的主流学术思想。

马克思主义宗教社会学与中国情境之认识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社会学古典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及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代社会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针对由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剧烈变迁,马克思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社会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对中世纪以来主导社会的神学及教会势力的解释、质疑和挑战的学说。

宗教信仰与城市新移民(乡-城)刍议--社会融入问题的另一个视角

本文将宗教信仰作为新移民能否实现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进行分析,试图说明城市新移民(乡一城)跟城市、城市本地人互动,并非是直线性、单向的融入。这一切都发生在新移民不断涌入的城市中,宗教信仰的因素在其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宗教信仰在个体层面、宗教实践在组织层面与新移民的互动,会使得新移民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充满丰富性。

从杨庆堃宗教社会学的功能主义视角看儒学的宗教特质

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至今仍困扰学术界,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本文通过梳理杨庆堃的宗教社会学分析中对儒学宗教性的阐述,来认识儒学在中国人宗教生活中的角色与作用。杨庆堃从功能主义的视角论证了儒学具备的宗教特质——儒学的道德体系与礼仪制度为中国人解决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以及社会秩序建构提供了宗教性基调;他引述了大量的地方志等文献资料来说明,儒学作为意义与信仰实践体系对于中国民众生活世界的影响;并通过对"以神道设教"与政治伦理之间的功能性互动的讨论,揭示了儒学传统参与并决定社会秩序建构的普遍而有效的方式。

加强中国宗教研究的本土化理论建设

近年来,随着对中国宗教研究之深入,学术界对中国宗教学的理论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宗教研究本土化理论的构建工作也愈发迫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做到从本土文化的视角出发,审视包括儒、道、佛以及民间信仰在内的中国宗教传统,探索认识和研究中国宗教传统的具体路径,并且回答社会各界提出的与信仰和宗教相关的问题,这些是中国宗教学者所面临的当务之急。

全球性的人口迁移与身份认同: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文明冲突论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加剧的全球化趋势带来了空前的人口大流动,突破了传统的国界和宗教/文化区域的限制,使世界历史版图发生微妙且持续的变化。本文在关注人口的全球性迁移如何打乱"文化断层线"的同时,指出由于不同族群和宗教的移民对自身文化的坚守,美国社会出现了认同危机;以WASP价值为主体的文化熔炉说受到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同时,基于族群和宗教认同的人口发展趋势使得美国基督教内部形成显著差异与区隔。

从滇黔地区“活的历史”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脉络

本文关注中华广土众民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脉络。中华民族不同族群共存于同一个生活世界中,关于不同族群在民间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共同性问题,长期以来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研究。本文在滇黔部分地区田野调研基础上,结合各类相关文献,以“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为方法,从当前处境的社会事实出发“追溯过去”,探讨中华文明的理想观念演化为社会文化“常道”的教化体系之过程,以及形成广土众民的行为逻辑和生活价值的路径。本文指出,中华教化是与中华文明/民族发展相伴随的动态存在,在以文化融凝民族的过程中,超越“中心”与“边缘”地理意义上的屏障,呈现出族群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社会事实。中华教化在西南的传播和发展绝非强权政治的工具,也非简单的“汉化”,更不是所谓的“同化霸权”;因其具有超越社会阶层、地域和族群的普世性,遂能具体为广土众民共享的知识和社会赖以维系的意义之网。其次,教化不是单纯的抽象理念,而是可以具体化并借助于特定载体进行传播的,而且中华教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随俗而定,以活态文化的样貌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第三,在政治、军事力量和官方兴教办学之外,民间的多元行动者以种种方式,推动着教化的传播和普及,使之常识化、民俗化和生活化,积淀为共享的文化—心理结构,造就了西南与中原之间山川相隔而文化相通的状况。

“文化断层线”的谬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再批判

自亨延顿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于1996年出版以来，尤其是2001年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就一再引起学界和媒体的热议，尽管也曾遭到多方批评，但仍被许多人认为是对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局面发展的预言性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些政府的政策制定。

文化的差异、错位与冲突——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再读

谢和耐在《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运用大量的历史资料揭示明末清初中国文化和基督宗教"首次真正的交流"的意义。谢氏强调的"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文化的差异,明显地表现在彼此互动的态度和期待的错位,而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双方交流的方式以及交流在社会文化中产生的结果。今日再读谢氏的著作,重温其理解现状"不能完全回避过去"的论述,对当代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和研究仍有借鉴价值。

宗教与族群：理论关联的综述

本文从美国的经验出发,对近年来有关族群、宗教以及移民因素之间互动关系的各种理论进行反思。在挑战既有的宗教世俗化与族群同化理论的同时,通过移民为美国宗教带来活力的解释,说明为何世俗的美国社会具有如此鲜明的宗教特征;指出宗教与族群的共生性有助于理解美国宗教群体中所体现的种族区隔现象。宗教在为移民提供归属感、价值和庇护所中,仍扮演意义建构的角色。

天主教中国化的赣南实践

进入赣南客家王母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淡黄色两层建筑,建筑西面外形是罗马式山形墙设计,南面则是客家马头墙式设计。走进这个建筑,一层为祠堂,悬挂一幅郑氏始迁祖文垣公像,下面的红纸条幅上写着“祖德流芳,宗功远长”;二层是教堂,祭台后墙上挂着十字围绕的耶稣像,周围墙上挂着“苦路”图片。

以中华本土信仰为根本实现宗教中国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他场合他也多次强调:“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2020年9月22日,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华传统摆脱百年困厄,正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回归对中华本土信仰的恰当认识及客观评价无疑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从而揭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的内在精神,以应对美西方利用意识形态操纵文化渗透和舆论战带来的挑战。

关于“儒”的宗教性与儒教在当代中国的复兴问题

一'儒'有几'性'英文的'Confucianism',在中文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概念来对应:儒家、儒学、儒教。刘述先也曾区分'儒'的三种不同层面:精神的儒家,指孔孟、程朱、陆王精神的大传统;政治化的儒家,指汉代以来作为朝廷意理的传统;民间的儒家,指三教流行在民间的价值信仰。

“利玛窦规矩”对天主教中国化的启示

一、“利玛窦规矩”的形成及其核心思想明代在江西南昌形成的“利玛窦规矩”,其核心就是天主教界主动适应、融入中国的社会文化,从而得到嵌入民众信仰生活的可能。当时的天主教界下功夫贴近社会生活现实,认识中国社会本身的文化特质,找到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以便在与中国社会“同在”之中实现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