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年人社会参与现状及对策研究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扩大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日本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老年人利用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参加符合自己情况的生产性、创造性活动,以提升老年期人生价值。日本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一般分为就业活动和非就业活动,对那些因经济问题而参与社会的老年人,主要是增加其就业机会;而对那些希望保持健康及发挥自我价值的老年人,主要是增加其社会参与机会。日本政府政策中贯穿的积极老龄化理念,以及将老年人从以往的"需要保护及抚养对象"转变为"社会参与主体"的做法,对于我国制定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比较研究——以日本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为例

日本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经历了初创期、扩充期和转换期的三个不同发展时期。其间,先后颁布了《生活保护法》、《国民健康保险法》、《国民年金法》、《老年人福利法》、《老年人保健法》、《护理保险法》等六项法律和法规。这些法律、法规较好地满足了老年人的经济需求、健康需求、情感需求、生活需求和其他需求等。较为成功的日本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发展史告诉人们,无论是养老事业,还是养老产业,都要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障;满足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必须实现老年人福利社会化。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满足老年人不断变化的不同需求,才能全面提高为老年人服务的水平。

日本社区综合护理体系研究

应对2025年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日本政府为了方便老年人在自己住惯了的社区接受医疗护理服务,对原有的护理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加强了医疗与护理的联系。在护理保险制度中引进定期巡回随时应对型上门护理和复合型护理服务两项新型护理形式;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通过病床的分化与合作,促进居家医疗;住宅政策中创建附带服务功能的老年住宅。过去的医疗护理政策主要考虑护理供给方的立场,积极建设护理设施,而此次的社区综合护理体系考虑更多的是老年人的立场,将医疗、护理、预防、居住、生活支援有机结合起来方便老年人接受社区综合护理。在市町村主导下,日本正在构建自助、互助、共助、公助相结合的,由全社会共同支撑的社区综合护理体系。

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现状、法律环境及社会贡献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改变,日本政府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转变了社会管理职能,将很多职能移交给民间非营利组织,使这些组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尤其1998年《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NPO法)》的制定及颁布,从法律层面上规范了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运行环境,使非营利组织所关注的社会领域不断拓宽,其社会贡献越来越重要。那些活跃在国外的民间非营利组织通过民间外交及社会教育活动提升了国际影响力,而在国内从事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则通过社会公益活动,增强了国民凝聚力。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蓬勃发展越来越成为日本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日本提升软实力路径的案例研究——从污染大国到环境大国

软实力的转化过程一般为:"软实力资源—政策手段—软实力提升"。日本软实力的转化过程也大体一致:通过推广清洁生产,在防治公害及克服石油危机过程中获得环境治理优势与技术优势;通过环境外交等政策手段,将环境领域的优势资源转化为国家软实力,争取国际话语权,实现其战略意图。日本利用在环境领域所获得的软实力资源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案例,可以为中国制定与实施国家软实力战略提供借鉴。

日本老年社会保障模式的解析

日本的老年社会保障由老年收入保障、医疗护理保险和老年福利服务三大系统构成。日本模式具有"国家、民间互补型"制度特征和福利保健服务为主的生活保障型制度特征。同时也存在着如何通过福利资源的有效整合,发展福利混合经济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积极老龄化"政策,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问题。日本老年社会保障模式对中国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中小风险企业资金来源的多样化研究

日本采取资金供给的多元化和政府的积极参与来解决日本中小风险企业的筹资问题。这种解决方案是其在间接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不成熟条件下的必然的制度选择。本文以"信用补完制度"为基础,从日本间接金融、完善中的资本市场和过渡期的市场型间接金融等方面对日本中小风险企业资金来源的多样化进行了梳理。

日本社会转型与青少年蛰居问题的演变

"蛰居"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病理现象,是一种丧失社会行为、自我封闭的消极生活状态。在当代日本急剧的社会转型中,蛰居经历了从萌芽、增多到社会问题化的演变过程。青少年蛰居萌芽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后已步入富裕社会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伴随着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和"不登校"问题的凸显,蛰居现象不断增多。90年代,日本进入泡沫经济崩溃后面临全面转型的多元化时代,蛰居逐渐由隐性现象向显性社会问题转化。21世纪以来,随着"格差社会"的出现及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愈演愈烈的蛰居现象已成为关系到日本社会未来发展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

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研究综述

日本是青少年蛰居问题的发源地,目前蛰居者已高达数十万人。日本对该问题的研究视角以精神分析为主,实证研究为辅,少量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多侧重于案例分析、援助对策的考察,从而忽略了对蛰居问题根源的探讨。中国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多为现象描述、原因概述及对策简介,缺少宏观架构、理论支撑及深入的原因解析。因此,有必要从日本社会变迁中探寻蛰居问题的演变过程及其产生的社会机理。这对于中国青少年蛰居问题的研究和预防具有重要的警鉴意义。

日本应对认知症政策及照护体系研究

2015年,日本政府将认知症政策提升为国家战略,制定“认知症政策推进综合战略”(新橙色计划),并于2017年进一步完善该计划。地方自治体根据新橙色计划,因地制宜构建认知症社区综合照护体系,为认知症老人综合提供医疗、护理、预防护理及生活支援服务,使其在自己熟悉的社区安度晚年。为了维护认知症患者的权益,日本政府建立成年监护人制度,积极培养市民监护人,保障认知症老人安心接受医疗和照护。认知症家属自发组织“认知症家属会”,民间组织在政府支持下开设各种“认知症咖啡屋”,促进认知症患者及其家属间的交流,缓解照护负担,形成认知症患者及其家属、政府、民间组织、医疗护理机构共同参与的社会支持网络。

日本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日本人口结构的特点为人口减少及超老龄化。日本现有的经济体系是以人口增长为前提,因此人口结构与现有的经济体系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对经济持续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尤其日本社会保险实行现收现付制,而人口减少及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能够承担社会保险费的现役人员减少,领取社会保险给付的老年人增加。这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营也带来负面影响。如何解决人口减少及超老龄化问题是日本长期的课题。

战后日本老年社会福利政策简析

二战后,日本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变化,传统的单纯依靠家庭养老或靠国家养老的模式已不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福利需求。日本政府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及老龄化的进展,先后颁布了《老年人福利法》(1963年)、《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1995年)、《护理保险法》(2000年)等一系列法律,多次对社会福利结构进行了改革,着手建立和完善了老年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实现了老年社会福利法制化、福利服务社会化,使老年社会福利模式由原来的"国家包办型"向"国家、民间互补型"转型。老年社会福利政策变迁过程中通过明确公共责任、实行地方分权、实施社会福利计划、统一行政职能等举措来不断完善老年社会福利政策。

老龄社会发展思考——以日本构筑“无龄感社会”为例

按照新的人口结构变动趋势,依据过去人口结构及预期寿命所构筑的社会模式已无法对人生未来进行有效的保障,需要构筑具有可持续性的新型社会体系。日本政府针对老年人普遍具有强烈工作意愿、体力与运动能力持续提升下却不容易获得工作机会的问题,在新修订的《老龄社会对策大纲》中提出了构建"无龄感社会"构想,并制定了有利于老年人工作的相关措施,以缓解老龄社会问题。日本政府"无龄感社会"构想的提出标志着日本政府已开始从改革社会体系入手为未来的人生做好准备。

对天津在首都圈发展中的建议——基于日本横滨与韩国仁川在首都圈发展中的经验

我国对首都圈建设的重视为天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天津作为北京首都圈的门户城市与东京首都圈的门户城市横滨、首尔首都圈的门户城市仁川在地理位置上近似、在首都圈发展中的作用大体相似。笔者通过分析横滨、仁川在日、韩首都圈发展中在吸引首都产业转移、发挥区位与港口优势两个方面的经验,为天津在首都圈发展中如何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打造国际航运核心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日本的灾民居住重建无偿救助制度研究

灾害救助关系社会和谐稳定、体现社会文明程度。日本对于自然灾害造成居住困难的家庭给予与损坏程度相应的无偿援助,国家层面有应急临时住宅、公共住宅、灾损住宅的应急修理这类实物给付,或者至多300万日元现金给付。此外还有地方上各具特色的支援措施。3·11东日本大震灾后灾民可获得多达1000余万日元的援助金用于购买或建造住宅、添置日用品等。赈灾救难不仅源于人类天然的怜悯之心,也源于对国民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在损失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只有国家具备帮助灾民克服困难重建生活的资源和能力,援助灾民是国家应有的责任。

日本社区老年住宅建设经验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独居老人和老人夫妻家庭急剧增加。老人希望在家得到送餐、安全确认、医疗护理等服务。日本修改后的《高龄者居住法》(2011年)提出要建设附带服务功能的老年住宅,2012年修改的《护理保险法》、2014年颁布的《医疗护理综合确保法》明确提出构建社区综合护理体系。这三部法律为附带服务功能的老年住宅建设奠定了法律基础。日本通过推广附带服务功能的老年住宅,方便老人在自己熟悉的社区有效利用社区资源和公共服务,实现了居家养老,减轻了家庭负担。笔者分析了附带服务功能老年住宅类型、相关法律、建设模式,并对具体案例进行剖析,有助于我国老年住宅建设。

困境与发展:日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

日韩两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进入新的阶段。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正在从“20世纪70年代模式”向“21世纪(2025年)日本模式”转换。日本政府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与税收一体化改革,解决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构筑可持续的“中福利、中负担”的社会保障制度。而韩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入整合提升期,指导思想由先(经济)增长后分配(福利)转向增长与福利同步推进。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时间短,今后还需要加强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和责任。本文通过对日韩两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探讨,提炼出日韩两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地域福利体制研究

二战后,高速经济增长促进了日本福利国家体制的形成。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发展停滞与人口老龄化加剧,使福利国家体制面临严重挑战。地域福利作为代替福利国家的新的理念登场。日本开始探索从福利国家体制到地域福利体制的转变。地域福利以居民为福利主体,调动社会福利协会等福利组织,形成新兴的"地域共同体",及时有效地为地域社会中需要帮助的对象提供多样化的福利服务。本文主要分析了地域福利的形成过程及地域福利的理念及内容、地域福利实施体制,并对地域福利的核心老年人地域福利进行了阐述。地域福利作为一种协作模式,将对中国发展社区福利也具有启示作用。

日本智库经费来源渠道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程永明经费问题对于智库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经费充足与否将直接影响智库调查研究活动的开展和智力支持作用的发挥。此外,智库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的,除智库的设立背景、宗旨外,经费来源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智库的立场取向和独立性的强弱产生影响。受政治体制、决策机制等具体国情的影响,日本的智库在经费来源方面具有许多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智库不同的特点。

日本借力“第四次产业革命”构筑“超智能社会”

推动“第四次产业革命”与构筑“超智能社会”(Society5.0)具有相乘效果。通过构建“超智能社会”,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创新成果应用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可以解决日本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而且会创造出许多新的机会,支持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日本政府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借力“第四次产业革命”,构建“超智能社会”,提升国家竞争力与国民幸福感的政策思路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