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写作原理融入写作教学应处理的三对关系——基于安徽大学中文写作通识课教学经验的思考

理论如何融入写作教学实践的问题一向是写作教学的关键难题。针对写作课是否要引入写作理论以及如何融入写作理论的疑问,可以通过对写作理论加以细化来分类解决。在大学写作课程中,我们需要融入写作原理中的操作性原理而非研究性原理;在讲授示范性原理同时,兼顾培育性原理;并且对守制类文体和创意类文体所需的不同写作原理进行区别化教学。

应用型本科院校文学类专业人才培养误区及对策——以安徽科技学院为例

应用型本科院校文学类专业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和新闻传播学类等,共有基本专业72个,特设专业4个。应用型本科院校文学类专业人才培养存在以下误区：一是对应用型本科院校文学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二是对应用型本科院校文学类专业建设内涵认识有差异,三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文学类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四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文学类专业产教融合难。本文提出以下对策：＂注重应用、服务地方＂,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根据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设置专业方向,加强内涵建设;＂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三个课堂＂联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安徽高校海外孔子学院建设路径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安徽高校需要评估海外孔子学院建设的具体成效,检视孔子学院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借鉴长三角其他省市“先进孔子学院”的建设经验,在发展理念、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文化交流、学术研究、职业培训、构建互动平台等方面积极探索:提高办学质量,实现内涵发展;加强多方合作,实现协同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高安徽高校支撑能力建设;借助孔子学院建设,提升安徽高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

魏源澳港纪行诗的文学与文化新变

魏源为修订《海国图志》收集资料而作中国澳门、中国香港之游,留下了《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香港岛观海市歌》。这两首诗比较真实、客观地描述了“夷”人生活的富足与文化的优雅,表现出全新的文化立场,是《海国图志》杰出的“副产品”。魏源借鉴游仙诗传统,采用政治隐喻的方式,表达其深沉的政治关怀,开近代海外游记之先声。这种文学实践源自魏源的政治革新立场、今文经的学术思路和强调“比兴”寄托的文学观念。这两首《歌》的创新性实践是梁启超、黄遵宪后来发动“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诗界革命”之先声。

杏林名医与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春桃长篇纪实文学《国医》读札

长篇纪实文学《国医》记叙了杏林名医陈万举的传奇一生。陈万举是清末名医巢渭芳的再传弟子、针灸大师承淡安的门生,一生屡遭世变,历经艰难坎坷,幸得诸多医学名家大家为师,故而走出了一条师承有序、学有渊源的纯正之路。他一生坐堂行医,以医典医方立根基,以传古自创为路径,遂成一代名医。《国医》既是一部陈万举从医生涯的史传,还是一部反思中医近百年兴衰史的力作。期待中医重新出发,实现中医药的全面复兴,正是《国医》深意存焉。

论杜甫参政实践及其文学影响

杜甫入仕之路坎坷,疏救房琯失败,表明其实际政治能力不足。儒家“学而优则仕”为杜甫参政提供了社会基础,“致君尧舜”的儒家政治理想促使杜甫一生积极参政,从而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杜甫参政的失败,与盛唐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有关,而文学的浪漫与现实政治的冷峻功利的天然矛盾是杜甫参政失败的根本原因。杜甫的参政理想和政治理想代表着人类伟大而宝贵的良知。参政的经历乃至参政的失败,激发了杜甫文学创作的激情,并形成其独特的文学面貌。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以安徽大学为例

安徽大学文学院自2001年开始设置对外汉语本科专业,并于2002年开始招生,经过十五年的发展,至今已经实现了从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本科到对外汉语方向硕士、博士,以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全覆盖的多层次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目前正在实施＂卓越对外汉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1）。

论杨庆祥文学批评的主体性

杨庆祥作为当代80后批评家与人文学者的代表,其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具有显著的代际色彩、时代印记与个性特征。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其立论的基础与出发点,鲜明的批判精神切中了当代文学的病理与症候,宽广的思想视域使其文学批评高屋建瓴,“六经注我”的批评气象显现了个人的辨识度,对新时代前沿与现场的言说更是聚焦“人民性”“时代性”与“历史总体性”,这些都充分彰显了其批评与学术研究的主体性。杨庆祥以自己持续不断的书写,加入对时代精神的构建。凭借着获鲁奖的《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他的文学批评呈现出新的景观,抵达新的境界。

生命真谛、绿色吁求与诗性守望——论胡冬林的自然文学创作

自然文学流派于17世纪滥觞于美国,沉淀着丰厚的生态理念与人文内涵。17世纪至18世纪期间,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1616)、威廉·巴特姆的《旅行笔记》(1791)等作品面世,开辟了自然文学的文体风格及研究主题。至19世纪,科尔的《论美国风景的散文》(1836)和爱默生的《论自然》(1836)等著作的诞生确立了自然文学的思想内涵。进入20世纪,约翰·缪尔的《优胜美地》(1912)、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1949)等自然文学作品突破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限范畴,转向以生态为中心的广阔视域。

网络文学读者情感消费的发生机理、表现形式与发展效应

当前,情感消费与情绪传播日渐成为社交媒体连接和留住读者的关键元素,网站平台依靠读者的满足感维系读者,而读者通过情感满足与情绪宣泄来保持对网站平台的忠诚度。读者的情感满足与情绪宣泄背后隐藏着某种现实欲求,反映着该群体的现实境遇与意义焦虑问题。在此背景下,读者的消费活动伴随着劳动与生产,读者也成为“产消合一”的情感劳动者,在技术赋权与资本剥削下寻求自我发展。读者通过情感消费与劳动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创造价值,推动网站平台资本增殖,促进读者阅读与消费模式的升级,激发网文生产及IP产业链开发,丰富了读者线上线下社交方式,也助力了网文经典化、产业化发展。

《大望》:被误读的“忏悔文学”——评李凤群长篇小说《大望》

伴随着梁启超“自悟其罪,自认其罚”的应时而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开始思索中华民族的苦难史,自觉建立起“忏悔意识”。鲁迅先生开“忏悔文学”先河之作《狂人日记》带有启蒙意味地书写了“从头忏悔,改过自新”的时代议题。自此,“忏悔文学”应运而生,关于“忏悔”主题的作品贯穿整个近当代文学史。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北京西山游记研究——以晚明南方文人作品为例

晚明时期,旅游风气盛极一时,文人适意而游,寄情自然。南方文人好游北京西山,西山邻近都城且自然景观酷肖江南水乡,实为寻幽览胜、抒发性灵的绝佳之处。晚明各类游记专书和文人文集中载有南方文人执笔的75篇西山游记,在这些游记中,“江南”“东南”这类带有明确方向性的词汇出现40余次。南方文人游西山而生江南之慨,西山成为其传递思乡情怀的通道,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意蕴。

文学网站类型划分意识考察——兼论基于词频统计的女频类型困境

文学网站中网络文学的频道和分类,是类型文学在受众面前直观呈现的重要形式。首先,概括类型条目的构成,剖析文学网站分类中蕴含的层级意识和家族关系,并针对当下网站类型划分中存在的“标签爆炸”现象,提出“基础类型+亚类型+标签”的三层式分类逻辑系统;其次,深入文学网站的视觉呈现方式和商业运作系统,揭示网站分类的对象不仅是类型文,作为阅读主体的读者同样被视为潜在商品而被分流分类;最后,聚焦文学网站的男女频道创作分类,以词频统计方式总结十家大型文学网站男女频道的基础类型条目,得出男频各类型条目基本分布均匀,女频类型几乎全部集中于言情的结论,而这显然与当前女频实际创作的“无CP”“类型+”等潮流有所不符。这一切都表明,类型及其条目的固化难以包容溢出边界的文学创作。文学网站须借助前沿数字技术进一步升级大数据收集整理系统,建立更为灵活、更富有弹性的分类机制,以顺应文学的自然发展规律。

基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初中古代散文教学实施策略

古代散文承载了典范的文言句式、体现了古人的思维特点、凝聚了丰富的审美意蕴、表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初中古代散文教学是培养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手段,教学时应注重积累运用,建构学生的文言基础知识体系;在问题启发中发展与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揣摩文本,在文章情境中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引导学生感受人物形象,丰富课程资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袍哥/商贾家世的承续与克服--论郭沫若文学世界中的“侠”与“儒”

面对重建中国社会主义道统这一时代命题,如何打通传统文明与现代中国、处理好儒家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无疑需要慎重思考。郭沫若作为这个问题的早期探索者,显然是个不可忽略的存在。以家世作为研究途径,探索作家认同儒家文化背后的驱动因素,分析其逆势而行、大胆叛逆的性格成因,考察对创作之话语策略和叙述机制的影响,是极有意义的。袍哥家世催生郭沫若的“任侠”情愫,投射到文本当中,呈现“暴力性”、英雄化和抒情式特质。对侠士仗剑戡乱行为的向往积压心底,在商贾之家渴望改换门庭和母系书香门第熏染的联合刺激下,演化成“尚儒”意识激发下的积极入世。不同于一些作家的独立高标,郭沫若实则是位“有机知识分子”。若是按此定位,或可重新理解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趋附”之举。

安徽寿县方言进行体标记“来”的句法—语义界面研究

安徽寿县方言的“来”字是进行体标记之一。研究基于句法-语义界面探究“来”与不同类型动词的句法组合问题。“来”与状态动词、成就动词以及单次动词均存在明显的组合限制。[+持续]特征是动词行为类型能否与寿县方言的进行体标记“来”组配的关键所在。文章也进一步表明,研究句法-语义界面问题不应该忽视动词行为类型与语法体,这是对句法现象进行解释的重要方向。

安徽庐江方言语气词研究

研究根据语法意义的不同,将庐江方言语气词分为三类:事态语气词、情态语气词与疑问语气词。庐江方言语气词特色鲜明,有四大特点:数量总体多于普通话,十分丰富;用于陈述句的语气词少于普通话中用于陈述句的语气词,说明庐江人民不常用平调表达感情,易采用有变化的升调或降调传递语气;语气词和语气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同一语气可以用不同语气词来表示,不同语气可以用同一语气词表示,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语气词与其所在的江淮官话区保持较高的相似性,但是部分语气词较为独特,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研究考察了部分庐江方言语气词来源,并指出了其语法化路径。

文学笔法、考古学与历史哲学:福柯作者观与主体观之内在矛盾及成因探析

福柯论著中的某些论断,有时会呈现前后乖违的状态,比如不同时期对作者内涵的具体判定。不仅如此,甚至在同一文章中出现了创始性作者和功能性作者的矛盾。福柯作者观的这种矛盾,源自其主体观的内在矛盾。语言和主体,以及话语与作者、人与认识型之间的根本关系,福柯的断言未能始终如一,而是不断出现犹疑和转折。这一切,与福柯写作时跳荡多变、旨意难解的文学笔法直接相关,亦与其同时持守的考古学方法论难脱干系。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其思考的历史哲学立场。文学笔法追求语言技巧大于意义传达,考古学摒弃明晰连续的线性序列、转向四下弥散的空间状态,这两者造成了福柯作者及主体论说中不同论断并存的表层状况。历史哲学则放弃了超越性的总体存在,只认同历史性的存在,是福柯所论何以为此的深层根源。

论“陶诗的深度”——对陶诗一个重要特色及其文学影响的考察

陶诗有着独特的“深度”。陶诗影射政治,思想深刻而矛盾,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双重世界观念是其具体表现。“陶诗的深度”的形成,既源自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亦师承前代诗人应璩、阮籍之创作经验,更远则源于儒家比兴诗教传统与玄言诗写作风尚,本质上反映了陶渊明的政治处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矛盾思想、纠结心态。“陶诗的深度”自南朝至隋唐被时人普遍漠视,宋代以来,陶渊明其人其诗对政治的关注及其思想的矛盾性、丰富性与超越性才得到发现和推崇。“陶诗的深度”这一判断,从文学规律和艺术影响来看,反映出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思想的必然联系以及意境的创造、含蓄之美等诗歌美学问题,这也是陶诗能够经过时间打磨成为杰出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安徽地域文化融入大学语文课程的思考

安徽地域文化融入大学语文课程的思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域文化"与"安徽地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二是"安徽地域文化"融入大学语文课程的开发价值与可行性;三是安徽地域文化融入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和内容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