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又以乡村振兴为主题,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乡村"。建设法治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是乡村振兴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乡村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其建设的道路依然漫长。目前,法治乡村建设中还面临着乡村法律法规供给不充分、乡村干部法治思维欠缺、维稳压倒"法治"、村霸和混混横行等诸多问题。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要优化法治乡村建设的法制供给,提高乡村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调整维稳考核体系,依法打击黑恶势力。

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刑法全面性保护

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回应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管理的规范发展要求,《刑法修正案(十一)》专门增设第三百三十四条之一,但却仍不足以全面保障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究其原因,一是未规定单位犯罪,二是未全面规制非法提供和买卖人类遗传资源的行为,三是未同等保护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和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下,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前置法规制体系日趋完善。刑法全面保护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关键,在于填补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的规范漏洞,合理解释关联罪名则是当下最优解。具体而言,把人类遗传资源信息解释为公民个人信息中的生物识别信息,并将侵犯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行为解释为出售、提供或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从而借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全面评价自然人或者单位实施的非法采集、非法提供、买卖人类遗传资源材料、人类遗传资源信息的行为。

网络社会视域下政府公信力流失:缘由透视与重塑路径

政府公信力是执行力的基础和政治信任的前提所在。在网络社会高度发达与自媒体时代来临的背景下,政府公信力在"第五种权力"崛起、网络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网络舆论的负面效应以及社会信任缺失等多重因素下不断消解。为防止政府公信力流失风险,必须通过从管理向治理转向;拓宽行政问责渠道,提高政府的网络治理能力;规范网络生态秩序,实现责任政府;重建政府信任,强化公民意识;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等应对路径重塑政府公信力。这不仅有利于网络社会视域下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数据背景下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与构建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样也为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契机。以大数据技术为导向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实现了对传统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多重突破:转变了侦查场域、升级了侦查手段、转换了侦查破点、改变了侦查范式,这些变化可以有效地刺破职务犯罪的隐蔽性,提升职务犯罪侦破效率,降低职务犯罪黑数。构建大数据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应当从主体要素、技术要素、规范要素三个层面入手。在主体要素层面,侦查主体应当树立技术主导的侦查理念、培养"相关性"和"预测性"侦查思维、提升运用"数据技术"的能力;在技术要素层面,侦查机关应当建立大数据侦查部门、职务犯罪专属数据库、大数据共享平台;在规范层面:应当严格规范数据收集行为而保护公民隐私权、细化数据筛选工作来保障"数据源"的质量、规制算法歧视以保证分析结论的正确性。

新时代完善地方政府行政效能法治化的思考——以西安市行政效能建设为样本

站在新起点,再踏新征程,提高效能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西安市行政效能建设为样本分析,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行政效能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要实现行政效能的转变,需要从法治化的路径入手解决问题,这也是顺应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需要建立行政效能法律制度体系、完善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权力运行制度、在行政效能建设中深入贯彻法治理念,以期为行政效能建设的完善与深化提供路径选择。

生物技术风险不披露行为的刑法规制

掩饰、隐瞒生物技术风险的行为,致生物安全“不设防”地陷于危险境地,刑法却难以有效应对。在前置法已就生物技术风险披露做出明确规定的背景下,刑法应当基于预警原则指引而采取行动。当然,生物技术创新发展与生物安全保障不可偏废。鉴于生物技术风险不披露行为的行政犯和不作为犯属性,刑法赋予利益主体生物技术风险披露义务,并宣示“应当为之”的诫命,应当以违反前置法的生物技术风险不披露行为,达到刑事违法性程度为前提,以避免刑法肆意扩展。

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规则的适用异化及其规范路径

告知同意规则是基于信息化时代的人格权保障以及民法领域的古老原则“契约自由”建立起来的。目前,我国《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立法都明确确立了告知同意规则。但司法裁判数据显示,当前个人信息侵权纠纷层出不穷,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告知同意规则在落实过程中,过于形式化的先定性调整模式以及信息处理者天然的地位优势,导致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告知同意规则甚至沦为信息处理者的免责工具。因而,告知同意规则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一方面,要对其进行结构性实质化改造,无论是“同意模式”还是“调整模式”,都要进行模式转化,实现从一刀切的静态同意向灵活的动态同意转变;另一方面,要从个人信息利用过程中的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双方入手,缩小双方天然的信息差。只有告知同意规则在个人信息保护当中的地位得到充分保障,其平衡数据利用和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功能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我国刑法立法观的选择与协调——以对刑法及相关规范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晚近以来,我国刑法立法整体呈现三方面的趋势,即增设大量新罪、扩张个罪处罚范围以及加重个罪刑罚处罚。刑法学界就我国未来立法的应然走向,形成了积极刑法立法和消极刑法立法两派阵营。对两种观点的解读与评价,应立足于当前社会风险升级现状,并妥当分析刑法谦抑性的内涵和象征性刑法的价值。积极刑法立法观具有时代意义,应该给予肯定性评价,但积极刑法立法也应遵循科学立法原则。这需要刑法立法与社会风险有效衔接;减少犯罪标签给犯罪人带来的刑罚延续性效应;保证积极刑法立法与严而不厉的罪刑结构并行不悖。

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下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制度的完善

完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制度是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作为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与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制度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联系。在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制度在规划、土地开发利用及激励手段上暴露出诸多问题。因此要以空间规划制度与土地开发许可制度的完善为依托,规范建设用地指标从取得、分配到落地的完整过程。此外,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要求正确处理国土空间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市场交易为激励亦是完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制度的重要路径之一。

虚假诉讼罪的法益关系与司法适用

虚假诉讼罪的法益关系界定不妥当,会导致实务界在本罪具体适用上存在矛盾和分歧。本罪所规定的司法秩序法益与公民个人法益之间并非等同并列,而是呈现出主次之分的关系。虚假诉讼罪应当是以保护公民个人法益为中心,兼顾司法秩序的罪名。以此为基础,本罪具体适用过程中,在实质解释行为是否属于"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行为所引发的结果是否能够被评价为"妨害司法秩序"及"严重妨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时候,也应该以个人法益受侵害情况为核心判断标准。

县域治理的关键议题及善治路径——基于安徽五县的实证研究

自古至今县域始终是国家治理格局中基础性的地域层级单元,是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城市空间与农村空间、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接点"场域。以县域为核心的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与核心环节,探讨县域治理的关键议题具有高度的实践价值。基于安徽五县的实地调研发现:重视县域规划、加强制度建设、优化人才队伍、完善治理主体、促进城乡融合为县域治理五大关键议题。结合县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县域善治"是现代化语境下县域治理的最佳解决方案,坚持在调适央地关系的前提下,强化科学决策、推动协同治理与完善多元监督,并以创新制度体系为保障,从而建构县域善治路径,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

公益诉讼、能力壁垒与相对合理——基于某省C市毒地案二审判决的法理省思

C市毒地案为近年来环境公益诉讼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经典案例,目前二审已经告一段落,在二审判决中,法官合理地解释了污染者须承担侵权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巧妙地解决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巨额律师代理费的承担问题。但该司法判决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应注重环境保护领域的正义性,应站在不同利主体的视角寻找最接近公正的解决办法,应注重司法人员专业能力建设,应注重增进社会整体利益。

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合法性检讨与控制

失信联合惩戒措施作为一种新型的复合行政行为,在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运用,但其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存在张力,可能会不当限制公民的人格尊严、隐私权、平等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所以需要进行合法性控制。通过运用依法行政、职权法定、禁止不当联结、比例原则、平等原则以及生存照顾义务等公法原理加以检讨,可以发现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在形式与实质合法性两个层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为了防止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泛化与滥用,确保其制度发展符合法治国家的建设方向,有必要从立法设定、实施程序、权利救济三方面予以完善。

基于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法哲学建构

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理论,将人类权利寄托在生态环境保护中,主张提升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同时又以动态视角分析:当前人类仍处于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的状态中,需要有充足的物质资料保障,亦需要有美好的生态环境支撑,两者存在交叉结合点。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建立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平衡关系的双重法律关系之上,弥补了环境法理论应对生态灾难的不足之处,打破了现有环境法律规范仅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单一格局,拓展到人与自然生态平衡关系的领域。同时,调整传统法律价值原则、拓展生态环境法律规范制度,开创基于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类—生态关系模式,以建构全新的生态法哲学理论为人类永续发展目标的达成注入东方智慧。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衔接困境及其破解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困境,直接原因在于立法模式缺陷和法律规范缺失的立法层面,间接原因在于原告主体未明确、归责原则不明确和磋商程序不完善的司法层面。破解“两诉”衔接之困境,首先,必须明确“两诉”之间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且二者诉权都来源于生态环境利益主体的不特定性;其次,应当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中“两诉”衔接规定进行规范优化,并且应以在环境法典设立专章的方式统合“两诉”法律规范;再次,应当明确行政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原告资格的方式,建立证据共享机制和损害赔偿磋商公告制度。

虚假诉讼罪的司法证明问题

虚假诉讼罪的司法认定困难与其独特的证明逻辑不无关联。本罪兼具民事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双重属性、立案追诉的启动困难、证明内容纷繁复杂以及认知与心证机制的尚不成熟,综合导致本罪证明困局的形成,有必要完善本罪的司法证明体系,降低证明难度。在证明对象方面,着重把握本罪妨害司法秩序与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两大核心构成要件事实,正确认识构成要件事实与解释性事实的关系以及本罪与他罪的关系。在证明责任方面,公诉方应通过多种方式履行证明责任,法院应加强对虚假诉讼事实的职权调查,自诉方的诉求应被全面审查而非轻易驳回。在证明标准方面,应降低虚假诉讼行为事实的证明标准,使其与虚假诉讼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呈现一定层次性,同时尽可能降低自诉证明要求,增大法院的证明职责。

检察主导下的企业合规监管:模式、困境与优化进路

在企业合规制度改革中,应当强化检察机关在合规监管中的主导地位,厘清监管职责,规范监管流程,加强对监管环节的整体把控。在制度发展初期,各地区合规监管在实践中分化为联合监管、混合监管、第三方合规监管三种模式。随着2021年最高检《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的发布,第三方合规监管模式的主流地位基本确立。然而经实践检验,第三方合规监管模式存在第三方组织职责不清晰、监管成本分担方式不科学以及合规监管执行标准缺失等问题。为此,检察机关可以联合相关部门细化合规监管相关制度或标准,进一步明确第三方组织职责义务清单、规范合规监管费用分摊机制、确立第三方合规监管标准,不断优化合规监管机制。

竞而不争:村级选举的政治生态及其困境——基于安徽省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调查

村级选举是考察村民自治、村庄自主和乡村治理的可视化窗口。探究村级选举实践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中国农村研究的重要论题。通过对安徽省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实证性剖析发现,村级选举表现出"高票当选、低票落选"的弱竞争性样态。本文立足于政治系统论,以"制度-生活"为核心机制建构村级选举生态系统,深度分析该生态结构的生成逻辑、运行秩序与实践困境。制度权威影响下选举的规范化与乡村秩序中选举的生活化共同塑造"竞而不争"的选举生态。制度化选举赋予"竞"的生态属性与选举行为,生活化选举形塑"不争"的选举策略与乡土规则。"竞而不争"的选举生态反映了现代性的制度规范与乡土性的生活智慧,在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活三重维度上营造良性选举秩序。由于村级选举中制度性因素与生活化要素的共同作用,在一些选举场域中造成自治空间的消解、选举程序的虚置与选举运行的非均衡化等实践困境。对于如何化解选举中的困境,平衡制度化选举与生活化选举在基层实践中的矛盾性与差异性,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绿色民法典”时代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衔接制度研究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衔接存在受案范围划分不清、诉讼主体差异、审理程序众多不明、裁判溯及力扩张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绿色民法典”具备的公私融合价值取向;以诉讼法哲学和诉讼效益理论为基础,重构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关系理论和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之间的差别化理论;以既判力理论的精准适用为原则,处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既判力扩张的问题;以诉讼效益理论与环境正义理论的统筹适用为基础,处理两诉审理程序所需衔接部分的问题,同时为两诉赔偿顺位问题做理论支撑。应对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衔接程序规则进行启动、运行和保障方式三位一体的规范。

限缩抑或分化:准抽象危险犯的构造与范围

抽象危险犯处罚范围失当和具体危险犯司法认定异化是传统危险犯两分法无法克服的弊端。准抽象危险犯是在对抽象危险犯限缩解释过程中发展出的新型危险犯,主要包括适格犯、累积犯类型,"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行为客体、尚未出现具体危险状态"是其构成特征。中国刑法中的准抽象危险犯包括适格犯和累积犯,具有限缩处罚范围的机能,其中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部分足以型犯罪属适格犯,污染环境罪和非法处置进口废物罪属累积犯。除此之外,我国刑法中的传统抽象危险犯只剩下实质预备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