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王船山“淮南子学”研究述评——以《读通鉴论》为中心

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对西汉淮南王刘长、刘安与《淮南子》都有所论述,其思想认识在明末清初的淮南子学中颇具代表性。王船山从正史立场出发,对淮南王刘长、刘安进行批评贬斥,但也对造成二者谋反事件的深层原因提出独到见解。王船山对《淮南子》一书褒贬兼具,深入揭示出后者与老子学说的思想关联。王船山的淮南子学研究表现出史论化、正史化、儒学化的特点,其思想内容虽然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但也具有丰富的学术启示价值。

“楚淮文化”特色栏目选题策划的价值及取向

试以《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例,论述其创设条件、缘起及运行三年的过程,以此总结无论学术出版形势如何变化,内容为王突出特色依然是评价期刊尤其是理工科类社科学报谋篇布局的王牌。作为高校教学科研成果呈现的平台,高校学术期刊如何谋求可持续发展之路。引入长板理论,从原理和方法论及实践尝试以求证特色栏目创设的价值。同时,学术期刊特色栏目建设既要有所侧重又需突破局限。

民国时期萧公权“淮南子学”研究述论——以《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中心

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从写作意图、理论宗旨、学派属性、著述体例等方面,深入阐论了《淮南子》的汉代黄老思想内涵、特点及影响。萧公权的《淮南子》研究,对其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有着充分的学术反映,既强调现实政治情势的历史探讨,也注重学术流变与思想比较的学理分析,始终表现出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相互观照、研究结合。尽管萧公权《淮南子》研究的实际内容较为有限,但却是民国时期"淮南子学"的重要组成,其关于《淮南子》的学术见解和研究范式,对现今学者仍具有可贵的启示价值及意义。

“淮南子”文化之于四维养生建构研究

《淮南子》不仅蕴含着丰富养生思想,并且主张正视养生治身之道与经世治国之方略关系处理。以《淮南子》为基本史料,在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界定"淮南子"文化并探究其养生之道,进而构建蕴涵自然、个人、社会、政治的养生四维观分析模型。通过研究,提出天人合一,绿色"养生";调和性情,适度"养生";顺应时代,和谐"养生";以民为本,法治"养生"的四维养生范式建构。

晚清时期曾国藩“淮南子学”研究述论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代儒臣,曾国藩对汉代道家论著《淮南子》兴趣浓厚,并且颇有研究心得。曾国藩对《淮南子》的研究主要采取文献校理和思想感悟两种方式。前者包括对书中文辞的校勘、释义、溯源,以及对原注的修正补充,反映出清代乾嘉学风对曾氏的深刻影响;后者则表现为曾氏对该书的思想解读和精神体悟,展现其作为晚清重要的政治家对《淮南子》思想的独特认知。总体来看,曾国藩对《淮南子》的研究尽管内容有限,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在清代"淮南子学"史上仍不失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论茅盾的《淮南子》研究及学术史意义

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在中华民国时期曾选注过一部普及性的《淮南子》读本,为该书的现代传播较早地作出了积极贡献。茅盾虽然并非专门研究《淮南子》的学者,但他对该书的学术认识却具有一定的价值,体现出文学上肯定、思想上否定的双重性特点。茅盾从思想矛盾性视角出发对《淮南子》内容“驳杂”的批评,在中华民国时期“淮南子学史”上颇有代表性。茅盾这种思想上低评《淮南子》的态度与认识既受到传统学术观点的深刻影响,也源于他主要身为文学家,缺少对《淮南子》思想进行更为系统研究的学术内因。茅盾的《淮南子》研究尽管得失兼有,但在中华民国时期“淮南子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应为现今学者重视。

安徽花鼓灯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模式创新

近年来,安徽花鼓灯学术研究工作蓬勃开展,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局面,热点集中于花鼓灯缘起与变迁、文化意蕴和保护与传承等方面,基本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研究模式,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明显不足。花鼓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实质是沿淮民众应对生态灾变的一种文化制衡与心理适应。因此,有必要在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下,从"人水和谐关系"的维度,开创全新的"生态灾变——文化制衡"研究模式。

魏晋南北朝淮颍流域文学家族研究的设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淮颍流域出现了大批以文学名世的家族,这些文学家族的出现及演变与该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密不可分,通过全面了解该地区主要文学家族的创作情况,可以进一步考察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兴衰变迁;同时,通过文学家族的个案研究,能够概括出文学家族的总体特色及其价值和意义,最后探讨他们对六朝文学及后代文学发展作出的贡献。

千里长淮 风光无限——《走读淮河——淮河南北过渡带文化考察》评析

生活于淮河流域的文化学者往往对这条自古以来就以“四渎”著称的大河有着亲近之情，对它绵延千里、东流入海的宏伟气魄由衷赞叹，也因此对研究和描写淮河的学术文化书籍产生极为浓厚的阅读兴趣，渴望从中不断发现淮河更多的自然、人文之美。

高似孙评《淮南子》及其学术史价值——以《子略》为中心

高似孙在《子略》中对《淮南子》的评价涉及文学特色、思想内涵、文献渊源、学派属性与历史影响等多方面,尽管文字简约,但却精当深刻,均触及《淮南子》学术评价问题的要害。高似孙对淮南王刘安及淮南宾客的积极肯定和称扬,使之成为宋代学术史上少数能够充分正视与评价《淮南子》思想文化价值的学者之一。高似孙的《淮南子》研究是中国古代“淮南子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学者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哲学家汤一介谈《淮南子》

汤一介先生(1927-2014)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曾担任《儒藏》编纂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撰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儒释道与中国文化》《佛教与中国文化》等书,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汤先生虽然对汉代道家典籍《淮南子》并无专门研究,但作为学养深厚、造诣精深的哲学家,却在为《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陈静著,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所作《序》中,精要阐述了自己对这部“绝代奇书”颇为独特的“哲学家视角”的看法,言简意新,启人深思.

《淮南子》道家生命哲学论纲——基于形、气、神、志的辩证考察

《淮南子》生命哲学关涉形、气、神、志四大要素,其中"形"为生命载体、"气"为生命动因、"神""志"为生命主体精神。《淮南子》从道家思想立场出发,对形、气、神、志在人类生命存在中的功能作用展开深刻思考,揭示四者与生命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和谐运变的内在规律。对形、气、神、志之间的特定关联,《淮南子》也从生命整体出发,进行系统化的辩证反思,试图通过"人道合一"的根本途径,克服前者所受自然与社会的桎梏,超越长寿延年的世俗追求,实现不死长存、神游天地的仙道化生命境界。

汉代黄老新“道治”的历史阐说——论《淮南子》著述意图、文本结构、思想体系及其政治理想

刘安及"淮南学派"对《淮南子》的思想著述,根本意图在于为"刘氏"立言,其中隐含着"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因此实际上表现为为"刘氏"天下立言与为"刘氏"王国立言的复杂意涵。基于此,刘安对《淮南子》展开以"道治"为核心理念与视野的文本结构规设,并将汉代黄老治国方略推向贯通天人古今、心身国同治的内圣外王新道学,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构建出一种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在《淮南子》文本结构的谨严安排中,刘安还表达出追求"道治良序"的深层的内在诉求,试图实现世俗性的政治秩序与超越性的心身秩序的交互融契,促使西汉统治者获得更为良好的政治主体发展状态,进而推动西汉王朝走向长治久安。

中国古代学派史上的绝代奇峰——淮南王刘安与汉代“淮南学派”综论

在汉代学术史上,以淮南王刘安为领袖、淮南宾客为组成的"淮南学派",是特色鲜明、成就突出的著名学术群体。"淮南学派"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文、景、武时期酝酿形成、成熟发展、盛极而衰等三个阶段,其成因既有汉初以来黄老政治勃兴、诸侯王国学术文化繁荣、以及淮南国都寿春的人文地理优势等客观因素,也有淮南王刘安的家世背景、才识习尚的主观因素,是二者综合作用的历史产物。从《汉书·艺文志》着眼,"淮南学派"的著述成果几乎遍及汉代学术知识体系的所有领域,并且都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与其同时代著名的吴、梁、楚、河间等藩国文化比较,刘安时期的淮南藩国文化,表现出十分显著的黄老道学化的历史内涵及特点,其历史存在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商君之法与亡秦之鉴——《淮南子》论“商鞅”及对秦政的汉代黄老治道省察

汉代道家经典《淮南子》中关涉"商鞅"的论述较多,具有丰富深刻的政治思想蕴涵。《淮南子》严厉批判商鞅政治实践的不义性、不德性,认为其代表的秦政发展重"具"轻"道"、重"君"轻"民"、重"利"轻"义",在"治道"理念上存在根本缺陷,实践中只能导致以法残民的暴政恶果。借鉴秦政治道的反面教训,《淮南子》深刻反思商鞅政治实践的历史弊端,从无为政治、仁义政治、民本政治等方面探索与构建汉代黄老新治道理念。《淮南子》对商鞅及秦政发展的治道省察,突显出西汉前期思想家强烈的亡秦史鉴、治道革新、汉政求治和民本复兴等历史精神,这在秦汉历史条件下,具有可贵的进步意义。

中国道家的汉代黄老新形态——《淮南子》为“淮南黄老道家”新论

对《淮南子》学派归属问题,学界主要有"杂家"说与"道家"说两种观点,其中后者自清代中后期以来,渐趋复兴,并流变衍生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但现有认识不论"杂家"说,抑或"道家"说,都有其显著的局限之处。从《淮南子》本有思想要义重新审视与探讨,可知其决非"杂家",不仅应被归为"道家"学派范畴,而且更应被视为一种先秦以来道家发展的特殊的汉代新形态,即贯通融铸老、庄、黄三种道家之学,形成"大道"哲学的理论核心与枢轴,进而秉持通变求治的汉代黄老理念兼采综用百家,构建起"心身国同治"的新的道家内圣外王思想体系的"淮南黄老道家"。

《淮南子》汉代黄老“治道”哲学思想论纲——兼与周、秦“治道”理念的历史比较

作为汉代道家群体化的著述成果,《淮南子》对先秦以来中国古代"治道"实践的历史经验,有着极为独到深刻的理论反思和总结。在汉代黄老新"道治"理念的基础上,《淮南子》试图以"大道"哲学为根本视阈,以西周与秦王朝的"治道"经验教训为重要鉴照,对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发展所需的"治道"思想展开极具民本精神的反思与重构。经由贯通天道、政道、君道等三个方面,《淮南子》深刻阐明其"无为而治"的总体性、根本性的"治道"理念,并进而从中突显出自身强烈的"天人合一"的道家自然主义政治诉求,以及"经世求治"的汉代黄老时代特色。

《淮南子》论“奢靡”及其黄老意涵

《淮南子》反对统治者在政治上贪图享乐、奢靡成风,在很大程度上视其为王朝发展走向暴政的分水岭。《淮南子》认为奢靡之习不仅无益于统治者自身,而且有害臣、民,根本上损害王朝发展的长治久安。《淮南子》在思想上强调统治者应"治身"为先、节制奢靡之行,实践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立足黄老思想,《淮南子》强调"奢靡"对王朝政治的有害性,主张统治者应深刻借鉴秦王朝"崇奢虐民"以致速亡的历史教训,秉持"民本"思想,以身治促国治,兼治身、国,在推行利民之善政中实现西汉王朝的良性发展,长治久安。

熊十力视界中的《淮南子》

熊十力是现代著名哲学家,在其著作中多次论及《淮南子》。熊十力坚持《淮南子》"本杂家"说,认为《淮南子》"无独创之见",且文句"肤浅浮泛"。但对《淮南子》的"法"思想,熊十力却又给予重视和肯定,视之为"晚周法家民主论派之遗说",是"法家正宗"的汉代思想留存。总体来看,熊十力对《淮南子》的学术价值持贬低态度。熊十力对《淮南子》的评议,虽有合理之处,但也存在较多偏见,这与其儒家本位主义的思想立场密切关联。熊十力论《淮南子》的得失,在二十世纪"淮南子学"史上值得反思和探讨。

《淮南子》对秦穆公的汉代叙事及思想阐释——兼与秦始皇形象的历史比较

《淮南子》对秦穆公史事的阐释,主要受道、儒两家的深刻影响,具有道儒融合、以儒补道的思想特色。与重在批判秦始皇不同,《淮南子》对秦穆公着力于积极借鉴,因此二者的政治形象及思想内涵均有差异,内在反映出《淮南子》对秦政治文化的双重汲取。对秦穆公史事的重视和阐释,使《淮南子》对待秦政治文化的历史理性,较同时期其他著作更为深刻丰富,充分展示出汉代黄老政治广阔包容的思想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