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欧亚一体化政策：目标、风险及影响因素

近几年来,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随着俄罗斯与整个西方关系的急剧恶化,俄罗斯的欧亚一体化政策重新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从中短期来看,俄罗斯的欧亚一体化政策目标聚焦在集中资源和建立灵活的联盟,防止地区混乱与无序,实现共同发展以及重建建设性伙伴信誉等四个方面;所面临的风险包括地区冲突风险、一体化项目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政治化"风险等;而俄罗斯相对"孱弱"的国力、令人疑惧的帝国"抱负"以及美国因素则构成了俄罗斯欧亚一体化政策的制约性因素。当然,俄罗斯推进这一政策也存在一些主客观方面的有利因素。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谨慎而细致地逐步推进欧亚一体化进程,乃是俄罗斯的明智选择。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述评

俄共在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召开了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不仅完成了选举新一届领导机构等既定任务,而且就党的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做出了相关决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规划了俄共近期的工作目标与任务。了解和分析这次大会的有关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俄共的未来发展动向。

俄罗斯学界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认知和评论

中国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在俄罗斯学界引发了持续关注,其态度经历了从质疑到谨慎接受再到肯定的转变。俄方学者对"丝路带"的内涵从历史和语言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意见,对"丝路带"的意图从经济、外交、地缘、战略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解读,结合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亚地区影响力等问题对由"丝路带"可能引发的中俄关系新变化展开了讨论,同时也着重评估了"丝路带"给俄罗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及时、充分把握相关国家的利益关切和诉求,将有助于"丝路带"构想的顺利推进。

适应造就国际制度的复杂性——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分析

国际制度复杂性的成因是制度复杂性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国际制度体系是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国际制度体系中行为体的适应造就了制度复杂性。适应作为国际制度复杂性形成的解释变量,根据不同的“刺激—反应”类型可分为压力回应型适应、竞争驱动型适应、合作促发型适应与发展导向型适应四种适应模式。无论哪种类型的适应都将导致国际制度复杂性的产生。本文选取压力回应型适应下金融危机的冲击与G20的成立与演变,竞争驱动型适应下制度竞争与亚太地区制度的重叠与嵌套,合作促发型适应下G20合作治理模式与机制复杂体的形成,以及发展导向型适应下“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制度涌现与发展四个案例,系统追踪各种国际制度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以揭示国际制度复杂性的形成逻辑,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所构建的国际制度复杂性的分析框架具有良好的解释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制度体系的本质属性及塑造因素,为国际制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俄罗斯与美国对抗根源的几点思考

以2013-2014年末岁初乌克兰危机爆发为契机,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新仇旧恨＂互相叠加并且持续＂发酵＂,此前两国仍有节制的＂暗争＂随即变成了赤裸裸的＂明斗＂,双方相互之间不仅有激烈的言辞攻讦,而且伴有前所未有的＂发狠＂举动,俄美的＂对抗模式＂已成现实;而双方在有关俄罗斯国家定位、俄罗斯民主、欧洲安全体系以及后苏联空间等问题上＂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原则立场,则是俄美两国对抗的主要根源所在。

美国新亚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地缘战略选择

以"重返亚太"或"亚太战略再平衡"冠名的美国新亚太战略,主要包括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四个方面,有多重目标、多个手段、多种方式。总体上讲,在美国新亚太战略中,军事战略最为显著,投入最大,其他方面则存在更多的制约因素,资源有限,前景不明。对中国而言,美国新亚太战略主要体现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其总体趋势是东进、西退、北防、南扰,对中国地缘环境的影响在各个方向上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应有多种选项,可以将其归结为东防、西进、北固、南稳四个方面。

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俄乌关系及前景

乌克兰危机爆发六年来,俄乌双边关系不仅未得到缓和,反而因为层出不穷的“热点”问题而“逐级”下落,各种冲突与矛盾亦愈发尖锐。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乌克兰方面的“频频动作”从宣布终止《乌俄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到确定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方针,再到宗教上摆脱对俄罗斯东正教牧首的从属地位,等等都让俄乌关系呈现出“剑拔弩张”的态势。从未来发展看,俄乌关系大致存在三种可能的前景:维持现状、陷入冷战或者乌克兰充当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桥梁”,而其中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居大。

从《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看俄外交的地区优先次序

2016年11月30日，普京批准通过了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俄对当今世界发展态势与国际关系重大问题的基本判断和立场以及俄外交政策的地区优先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此构想也成为当前我们研判俄罗斯外交走向的一把钥匙。

“代理人战争”:动因与运作方式

“代理人战争”的发生与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密切相关,是“赞助者”特别是核大国希望或者能够在不诉诸于直接军事冲突的情况下通过其“代理人”保护或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代理人战争”频发的原因在于其较高的“性价比”。作为一种政策工具,“赞助者”主要是通过向“代理人”提供人力、军事装备、财政援助和其他非军事手段等来维护和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是一场“代理人战争”。

斯大林民族政策及其实践再思考

苏联的民族政策及其制度设计是在斯大林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完成的。总体看,这一政策基本坚持了列宁的思想精神,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苏联各民族的平等,促进了落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加强了民族团结,有效巩固了多民族联盟国家的统一。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苏联民族理论的内在矛盾逐步显现,民族政策的某些缺陷日益暴露,民族工作中也出现了偏离政策和违背政策的现象,致使苏联民族关系中的负面因素不断积累。加之人口代际更替等因素的影响,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普遍强化,国家认同持续弱化。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失误主要不在于对某些政策的违背,而在于未能及时修订过时的理论和政策,致使差异性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长期固化。

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逻辑、领域与限度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新政府开始奉行新的外交理念并拟再次"重启"美俄关系,这不仅是其新外交理念的必然要求,而且是遏制中国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与俄对抗政策失效后的不得已选择。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领域包括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战略稳定与军备控制等。然而,虽然特朗普意欲"再重启"美俄关系的意愿明显,但美国国会、舆论界以及精英群体中明显占据优势的反俄情绪势必对其构成极大牵制;美国不可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双方在称霸与反霸、单极与多极、崛起与打压、遏制与反制等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此外,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围绕"东扩"与"反东扩"的矛盾与分歧不可调和,双方军事遏制与反遏制的激烈程度也难以缓和。所有这些因素都制约了美俄关系"再重启"的限度。本轮美俄关系即使实现了"再重启",最终仍有可能"重蹈"之前的"覆辙",美俄之间竞争及对抗的关系模式难以改变。

新“冷战”:臆想抑或是现实?——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美博弈透视

围绕2013年末岁初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制衡与反制不断升级,双方可谓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不过考量到俄罗斯的现实实力、俄美博弈的意图与内容以及时代环境等因素,俄美此轮争斗不会演变成为一场新的规模宏大的"冷战"对决;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俄罗斯与西方诸多几成"死结"的矛盾与问题,以乌克兰危机为契机,俄罗斯与西方的一场新对抗却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

对新形势下中俄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俄互为彼此最大邻国,30多年来,在良好和稳定的政治关系下,两国经贸关系虽有小的起伏,但总的来说呈不断发展的态势,这对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着重要作用。在出现复杂国际形势的2022年,中俄两国在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下,继续拓展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2022年俄罗斯提出远东大开发战略,并明确提出主要的合作对象是中国,这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不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区域层面来讲,两国在今后经贸合作进程中,既有不少有利因素,也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为了推进中俄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要努力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领域;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并梳理今后中俄经贸合作发展进程中可能存在的受制因素。

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逻辑、领域与限度

美俄关系“重启”的逻辑特朗普上台后选择“重启”美俄关系的因素较为复杂,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特朗普“孤立主义”外交理念的必然要求。特朗普政府对外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从一般意义上讲,意味着美国要消极参与全球治理,减少对外部世界的干预和国际责任担当,争取最优国际发展环境以服务于所谓的“国内优先”,从而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

“代理人战争”:动因与运作方式

“代理人战争”是指“第三方为了自身利益而间接参与策动另外两个行为体之间的冲突并为冲突一方提供军事、组织、资源、政治和其他支持”,或者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所言,“‘代理人战争’指两个国家之间发生的冲突,这两个国家试图利用第三国资源及其境内发生的军事行动以实现自身利益,发动这种战争的幌子是解决第三国的内部冲突”。

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不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都带来了诸多新的矛盾、社会冲突和全球对抗。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逐渐自我毁灭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苏联的经验;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终结。在"后全球化"时代,社会变革逐渐扩展到整个世界,作为一种社会革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正在获得其现实意义,它是制定正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战略进而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理论武器。

论世界大国的亚太新战略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外界也提升了对亚太地区"中国因素"的关注。但是美国的大国竞争力居于首位,在2030年前仍将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亚太地区的发展模式将继续呈现为多元化和相互间的竞争,中美关系不会转化为公开对抗,但竞争将成为常态;同时,在关乎世界稳定的重大问题上,中美双方仍将谋求建设性伙伴关系。特朗普提出的"印太新战略",尽管有可能激化多种非对称竞争,并引发俄罗斯对其亚太政策被边缘化的担忧,但它未必会加剧中美两国的地区冲突。东亚地区有可能形成两种功能型区域,一是强调自由市场式发展的印太地区,一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区。中国秉持的"道义现实主义"理念、"一带一路"经济区内有可能形成的一些新三角构架,可以降低外界对中国发展的潜在担忧。美国则奉行"基于原则的现实主义",针对亚太地区的不同国家实行不同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新政策可能为中国和俄罗斯提供契机,也可能使印度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