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意愿与绿色创新绩效——数据要素内生化的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框架,将数据要素引入生产研发过程,在理论上刻画了数字产业化的替代效应和产业数字化的渗透效应,构建了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模型,并分析数字经济驱动清洁型和污染型研发相对收益变化,探寻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绿色创新意愿的机制作用;进一步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我国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绩效,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意愿进而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绿色创新意愿是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影响机制。本文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绿色偏向性,为数字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方言经济研究

方言经济是中国语言经济的一大特色和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的方言经济为主题,对方言资源、方言经济价值、方言经济以及方言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明,介绍中国方言经济的各项基本业态及其发展情况,对方言经济的需求和供给要素进行分析,阐述方言经济的社会经济功能,提出促进方言经济健康发展的建议,指出发展方言经济必须服从于推广普通话这一语言统一趋势,在接受语言一体化的前提下找到自身的定位。

关于经济学制度研究中“去社会性”问题的思考

新古典运动后,经济学的制度研究呈现出强烈的“去社会性”特征。新制度经济学结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对制度进行了还原处理,把制度与个体相对应,同时对制度及其变迁进行了功能主义诠释,预设了制度有效性,从而导致制度的“社会性”被淡化。新制度经济学家以及后继的主流经济学家在制度研究上对还原主义、功能主义具有严重的路径依赖,致使经济学制度研究的“去社会性”程度不断加深。新世纪全球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冲突,使经济学制度研究面临理论困境:一是个人主义下持续还原所形成的研究工具、研究对象微化和结构性冲突之间的不协调;二是功能主义隐含的“市场力量会引导全球融合”的价值判断与全球冲突加剧的事实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学的制度研究需要跳出还原主义和功能主义局限,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经验来构建理论诠释实践,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使理论研究真正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山东省耕地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耕地数量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当前文献都是从耕种农作物土地的总数量对经济的影响角度进行研究,而没有考虑耕种不同作物土地数量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不同。该文则将耕地分为耕种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三类,以1996-2009年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依据开展了分析,通过统计数据显示: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趋势,而耕种棉花和油料作物的则呈现出多样化趋势。通过面板数据的单位根、协整以及因果关系检验得到:耕种粮食的土地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且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耕种棉花与油料作物的土地面积与经济增长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最后,提出为了保持山东省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充足的粮食供给,必须保证耕种粮食土地的数量,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研究

文章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利用蓝色经济区GDP、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等经济、科研创新能力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指标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评价。文章从实证角度分析和评价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发展情况,从而找出影响蓝色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为蓝色经济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以期更加合理地推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如何提升海南绿色经济效率?

利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了海南省各市县2010—2019年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基于倍差法实证评价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对海南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样本期内海南各市县绿色经济效率明显提高;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显著提升了海南绿色经济效率,推动了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距缩小40.78%;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强化环境规制提升海南绿色经济效率。上述结论对于海南以及其他省区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山东经济定位与区域发展战略重点研究

近些年,山东经济取得较大发展,但与南方经济强省比较,差距有拉大趋势。更清晰地认识山东的经济定位和反思山东区域经济发展重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全国的经济版图中,山东靠实体经济立省,是国家经济稳定器、全国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也是南北经济平衡码。必须达成共识并且长期实施:山东区域经济战略的重点“两圈一线”;“济青”双核城市的发展思路是:超大城市和创新中心、集约化发展、以市民为本、加强统筹合作、建设高档城区和强化城市规划的科学性稳定性;把产业重点与区域重点结合起来,融合发展。下一步,在反思区域发展战略基础上,需要:科学理解中央领导、国家对山东区域发展战略重点的战略指导和布局;科学理解和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科学认识与全国其他经济区域的关系;认清和抓住在新的发展格局中山东经济区的发展机遇;把“开放”放在现阶段、新发展格局中最重要的位置。

国家高新区对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为检验国家高新区对提升区域全面竞争力的实际影响效果,文章选用全国29个省份国家高新区2016—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国家高新区在促进创新能力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且对环境规制和要素流动性的影响在不同地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西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在激发创新活力方面更显著,东部地区则在环境规制和要素流动性方面呈现多样化的表现;相较北部地区而言,南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在提升创新能力方面成效更为显著。

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创建经济学

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创建由人类的需要决定。自利经济人假设和资源稀缺性假设既是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也是决定经济学产生的根本因素,当人数量足够多而且个体需求和欲望足够大时,资源稀缺度自然也足够高,于是经济学就会产生;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推动了贸易全球化、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既促进了人口增长又极大地刺激了人的需求和欲望,从而加剧了资源稀缺性,于是经济学率先在西方产生和发展。而同时代中国,政府或王公贵族们依靠集权和苛捐杂税剥削众多不知道信息、没有多大欲望的老百姓,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所以没有足够的内在动力开拓世界市场、获取财富,在对世界认知严重偏误情况下自足、自满、自大,盲目陶醉于世界大国和强国的幻想中,因此,既没有内在动力、又没有外在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去开启科学意义上和经济意义上的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因此不可能与西方同时产生经济学。没有很强烈的需要或必要创建经济科学,也许还与彼时中国没有先进教育理念指导下训练出来的科学思维有关,当它后来有必要创建经济科学的时候(人口众多并且欲望强烈的时候),经济科学已经产生并且理论体系趋于成熟。应该充分肯定中国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发展作出的贡献,对创建经济学的中国学派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绿色财政政策与绿色经济效率——基于节能减排综合示范城市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准确评估绿色财政政策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对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践行绿色低碳道路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21年281个城市的样本数据,以全域非径向距离函数测算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构建异质性动态效应的交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绿色财政政策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的绿色效率,这一结论在内生性检验、预期效应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在非老工业基地、大规模城市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城市试点通过环境关注度、产业结构升级、绿色创新效应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此外,绿色财政政策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能够实现微观企业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以上结论为充分发挥绿色财政的政策效应和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经济学视野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代主持人语)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语言作为沟通的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中文,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其在国际交流中的地位日渐提升。经历了早期的“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阶段①,兼容“海外华文教育”,国际中文教育业已成为一个开放、包容、规范的交叉学科领域②,它不仅关系到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中华文明的传承,也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当前,国际中文教育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③。在新的发展格局下,有必要将国际中文教育放置在全球经济视野下进行重新审视,以经济学研究助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正当其时。

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研究——基于山东省的实证分析

现代经济增长本质是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果,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有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本文利用山东省1978年至2006年时间序列经济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区域金融化视角下的企业并购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并购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实现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当前区域金融环境存在明显差异的背景下,并购能够通过加速资本市场迭代,充分发挥资本配置的作用。基于2008—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并购数据,从同属并购、异地并购两方面探讨区域金融化对并购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金融化背景下,同属并购和异地并购均能有效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东、中部地区并购也有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国有企业并购有助于改善所属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但民营企业在金融环境改善后可能降低了并购的谨慎性,反而损害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这为我国民营企业壮大、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践经验。

职业妥协对产业工人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产业工人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中坚力量,科学引导该群体的职业心理与行为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自我决定理论,通过对制造业312名产业工人的问卷调查,探讨了职业妥协对产业工人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分析表明,职业妥协正向影响产业工人反生产行为,工作疏离感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户籍不仅调节了职业妥协与产业工人反生产行为的正向关系,还调节了工作疏离感在职业妥协与产业工人反生产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即与城市工人相比,职业妥协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工作疏离感的正向影响加强,进而促进其反生产行为。上述发现不仅有助于丰富职业妥协和户籍的理论研究,还为减少我国产业工人反生产行为、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经济对中国能源“双控”目标的影响

随着数字要素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逐步提升,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而数字产业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均会对能源消费产生影响。因此,基于能源“双控”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该研究首先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3个角度构建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法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采用2013—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该指数对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利用效率产生的影响,并采用门槛效应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最后对其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考察。分析结果显示:①中国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显著差异,广东、江苏等东部省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优势明显,而宁夏、青海等西部省份则相对较差。②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即有效助力于能源“双控”目标的实现。③受节能潜力以及新技术接受能力等多因素的影响,随着人均GDP的增加,数字经济对能源“双控”的助力作用有所降低;而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数字经济在节能和效率提升方面的积极影响均有所增加,数字经济自身发展水平则并未导致该影响存在异质性。④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达到节能和增效的目的,但由于工业产品需求量增大等原因,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并没有对其产生显著影响。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充分保护企业创新成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补贴支持、加大数字人才培养力度等政策建议。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2015-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测算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程度,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之间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关联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等特征,关联关系数量与网络密度呈现上升趋势,网络等级度与图效率呈现下降趋势;位于板块Ⅰ的北京、天津等10省是净溢出省份,能够有效溢出产业融合发展理念。位于板块Ⅲ的江苏、湖北等8省是双向溢出省份,能够承担双向引导角色,是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进一步加深的关键。地理位置、数字技术、经济增速、乡村投资与乡村收入所构成的差异矩阵对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网络结构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家庭资产选择的行为偏好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儒家传统文化视角

本文从儒家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探讨家庭在资产选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行为偏好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和数据分析,发现儒家文化对家庭资产配置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在储蓄、风险规避和保险参与方面。研究发现,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家庭更倾向于保守的投资策略,注重财富的长期稳健增长和家庭成员的共同利益。本文为了解中国家庭的理财行为提供新的视角,并为金融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制定针对性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变迁及其有效性实证研究——基于转型经济中的政府竞争视角

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也是转型经济中各级政府竞争的产业载体之一。自1978年至今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变迁路径,本质上导源于中国式分权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从政策解构角度实证考量文化产业政策有效性。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工具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颁布的不同层级文化产业政策具有时效性差异,并呈现总体意义上的时滞特征;文化产业政策空间分布凸现东中西区域性差异并显示出差异有效性。这些发现对于匡正政府部门的竞争行为与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具有现实价值。

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效率与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研究

文章运用Malmquist指数分析模型与重复博弈模型对长江流域各省市的农业投入生态效率与工业投入生态效率进行研究,探索建立流域内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流域内各省份分别存在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建立流域内生态补偿机制具有必要性;存在三种补偿方式,且补偿应按梯度进行。

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研究三种范式的比较分析

分别以马克思、诺斯和埃西姆格鲁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三种不同范式。埃西姆格鲁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派,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做出了综合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努力,在理论体系和观点上表现出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靠拢的迹象,在分析方法和视角上兼备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特长。从当前经济史研究中分析工具的发展趋势来看,通过计量分析的定量研究,和运用博弈论等工具的逻辑推理,在当前经济史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许正是我们进行经济史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