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工作和史学工作的关系——山西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乔志强在山西省直和太原市档案工作者大会上的学术报告

同志们;我们山西省档案学会首届年会正在隆重召开,我代表山西省历史学会、山西大学历史系、山西大学历史研究所向山西省档案学会、全体档案工作者和有关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档案工作和史学工作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史学工作者得到了档案工作者的支持,今后还要得到更多的支持。今天,我谈不上什么报告,裴老刚才讲得很好,很有启发。

河流伦理的三个维度:理论渊源、文化积淀与历史实践

河流伦理虽是针对当下的河流问题提出的,但应把其放在历史的脉络、逻辑中加以理解及建构,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传统文化以及历史实践等三个维度加强建构。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河流伦理的逻辑关联,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河流伦理的理论基础;深入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智慧结晶,丰富河流伦理的文化蕴含与中国智慧;充分、系统地总结、汲取历史上的水利经验和教训,既是构建河流伦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又有助于为具体的实践提供历史镜鉴。如此,才能把河流伦理做实、做厚、做通,做成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为促进人类认知观念的转变、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贡献力量。

山西大学堂与李提摩太

壬寅之年(1902年),无疑是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一所所大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但旋即相继夭折,其中只有山西大学堂一枝独秀,坚持了下来."山西大学堂还以其独特的办学模式、教学风格和组织形式,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p.77).而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即注重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并已形成了水利、晋商、秧歌等资料专题特色。本文对近年来所收集整理的五千余卷、上百万件集体化时代的基层公社、大队、生产小队档案数据进行大概介绍,期望能够得到学界关注。

山西大学堂对山西近代化事业的人才贡献

创建于1902年的山西大学堂不仅为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设置对应的近代专业、大力推进教学方法转型、加强具有近代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山西乃至全国近代化事业提供了积极的人才支持。

山西大学堂开内陆省份创建大学之先河

在近代大学教育发展不均衡时期,山西的近代化进程虽然缓慢,但山西大学堂的创办为中国内陆地区创办近代大学树立了成功的样板。山西大学堂在当时不仅开创了山西高等教育的新纪元,而且推进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布局向内地的延伸,促进了内陆省份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为中国近代大学的教育草创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文化视角——一位历史地理学家的山西情结

近日,复旦大学安介生教授的新著《表里山河:山西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该书被列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田野·社会丛书"的第三辑,由著名社会史学家行龙教授担任丛书主编。安介生教授生于山西,供职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陈受中、陈过父子与山西大学

陈受中、陈过父子从上个世纪初到70年代,先后在山西大学执教。他们虽处于不同的动荡年代,但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爱国爱民,诚信笃正,治学严谨,热心教育,教书育人,为山西大学乃至山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高校绿地景观格局指数评价研究——以山西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南校)为例

选取两所区位相对一致的代表性高校,使用RS、GIS技术,结合实地勘察与测量,依据景观生态学异质性原理,对两所大学的绿地景观系统进行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与评价。为今后该两所高校的景观绿化提供意见与参考。

历史上的山西中部及中部经济文化带——《晋中市志》评述

《晋中市志》于2010年6月问世。全书分4册,44卷,另有概述、大事记、附录三部分,共计500多万字。先后有400多位专家参加了编纂。志书后记说：该志自2003年10月20日启动,到2005年初稿撰成,其后又经过三次审查、四次修改，前后历7年，可见其编撰之艰辛，成志之不易。这是我省又一大部头之市志书，也是晋中市的又一项文化大工程。

在野之谈:太行山田野作业的经验与方法——基于山西大学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系列调查的探讨

围绕太行山展开连续大规模田野作业是山西大学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的学术传统与重要特征。在近五年的田野作业过程中,中心师生接受了考察前的技能培养与学理规范,经历了考察时的不同实践层面与现场状况,以及开展了考察后的深入研究与成果输出,从而积累起一套较为丰富的田野作业知识与经验。对其适时进行凝练和总结,具有促进学人提升、学术创新与学科拓展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跋山西大学图书馆所藏《思诚堂集》

清吴碘《思诚堂集》二卷,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二集部别集类存目九。但《清史列传》、《清史稿》中之《吴碘传》、《清史稿·艺文志》,以及台湾本之《清史·吴碘传》、《艺文志》均不提到他有文集传世。《(光绪)山西通志》中《经籍记下》虽著录有:“《思诚堂集》二卷,沁州吴王典撰。”并注明“四库存目”,而《(乾隆)沁州志》(乾隆三十六年,1771增刻本)与《(光绪)沁州复续志》(光绪六年,1880刻本)中的《人物传》与《文苑传》中又均不提及此书。按《沁州志》乾隆间两次续修,吴碘子吴时谦、吴时讷、吴时谏与孙吴正等均曾参加州志之编纂。亦因此故,该志中《吴碘传》之某些细节记载较《清史列传》、《清史稿》更加详尽。

地方文化系统中的关帝信仰——山西解州关帝庙庙会及关帝信仰调查研究

民间信仰中影响重大的关公信仰,在关帝故里是由国家与当地社会双向影响和共同建构的民俗事象。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关帝故里还是关公信仰,都是由地方多重话语来解释的,体现了社会不同主体之间交往实践的过程。关帝信仰在一个地方传承的生命力,在于它不仅与地方社会生活,而且与这个地方社会拥有的其它各方面历史传统文化结成了可以"互释"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发生"在地化"的关公信仰,才能使关公信仰得以普遍流行。

论大学组织文化意识形态的价值冲突及其整合

文化是大学之魂,大学组织文化意识形态是大学组织文化的核心。学术人文主义和学术资本主义是大学组织文化意识形态中,具有不同价值表征的文化意识形态。在我国现代大学组织文化意识形态的整合过程中,需要合理面对大学组织文化中业已存在的学术人文主义与学术资本主义的价值冲突。大学在对自身进行合理定位的基础之上,正确处理大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项职能的关系,走一条大学组织文化意识形态再造的"中庸之路",是整合当今大学组织文化意识形态价值冲突的必由之径。

毛泽东的文化实践思想与乡村社会改造——以山西根据地冬学为例

毛泽东的文化实践思想是革命时代文化政策的核心之一。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对华北乡村社会中传统的大众教育方式"冬学"进行了重新建构。新"冬学"运动与乡村改造相结合,完成了根据地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与建设。"冬学"运动的典型事例深化了毛泽东文化实践思想这一理论对革命指导的伟大意义。

阶级话语与日常生活:集体化时代干群身份及其关系的历史建构——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例

阶级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反映,能够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集体化时代的阶级话语建构着党和国家的权威及社会规范,也从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上塑造着干部与群众的角色、地位及干群关系。本文从话语分析和话语实践的视角,探讨阶级话语对干群身份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历史建构。在阶级话语中,乡村干部应该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群众的公仆;群众应该服从干部的领导,安心劳动,同时积极维护集体利益,约束自身言行;干群之间应该鱼水相依,团结合作,平等和谐。但是,阶级话语的这种建构不能与干群的道德观念、生存理性及乡村的人情网络完全相适应,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村民日常生活逻辑的消解。

20世纪50年代山西省崞县治所的迁移——基于地域历史的长时段研究

对待历史时期的治所迁移问题,应重视长时段理念下的过程性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1959年12月山西省崞县治所由崞阳镇迁至原平镇。原平镇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县治,绝非自新中国建立后方现端倪,实际上早在明代中期其交通优势开始显现(成为两条驿路的交汇点)之时既已埋下伏笔,这使得崞县境内的经济中心经历了从一元(崞阳镇)到二元(崞阳镇—原平镇)再到—元(原平镇)的'结构'变迁。就治所迁移'事件'本身而言,从1956年1月崞县方面提出首次迁治申请到1959年12月最终完成迁治,过程一波三折,新治所党政机关建筑的经费投入、忻县地委专署的迁治意向、'大跃进'运动的推进、崞县方面的迁治坚守等成为影响迁治进程的关键因素。

山西省古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节庆旅游二者关系相辅相成,节庆旅游活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节庆旅游活动的灵魂与核心。笔者认为通过策划各类节庆旅游活动,发掘山西省古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对于保护与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古村镇的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碛口古镇的历史文化价值分析

碛口是晋西重要的晋商码头。碛口的历史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晋商文化、商业习俗文化、晋西北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新时期文化等方面。碛口的历史文化正在快速流失,亟待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