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生态文学批评的发展——读龙其林《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

中国生态文学发展已有四十多年历史,从宏观层面对其进行跨文化观照逐渐成为新趋势。《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以下简称《生态中国》)一书,系统分析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与西方生态文化、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从美学角度考察了中西生态文学的异同,突破了以往中国生态文学研究过于倚重西方理论资源和单一讨论文学作品思想主题的局限。《生态中国》视野宏阔,材料丰富,观点深刻,立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视角审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独特性,对于推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批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中学语文教师培养策略研究

当前中学语文教学中存在教师学科素养不足、授课模式化等问题,语文教师学科素养和教学能力的提高亟需解决,而古代文学教学是帮助教师提高学科素养的重要途径。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可以从学科素养、科研能力、实践能力等多方面培养学生,不仅可以取得良好的古代文学教学效果,也可使学生具备自我学习和发展的能力,为其未来的终身学习和持续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常州僧人释义褒行状考

释义褒是初唐义学高僧,为三论宗大师法朗后嗣,住浙江金华法幢寺说法,四方学侣奔从。永徽显庆年间义褒奉诏入京师参与玄奘大师译事,同时在京师说法,影响颇大,其间奉诏入宫禁与道士辩论,得唐高宗赞许。龙朔元年义褒奉诏入住洛阳净土寺,不久因病卒于净土寺。义褒富于学识,善于辩论,为人不藏锋芒,言行有度,得到帝王、上层人士和僧众的认可与尊崇。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实证研究——以常州大学为例

通过对139位就读于常州大学“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留学生的调查发现,为得到更好的工作是其来华留学的主要动机,留学生在生活适应、学习适应方面表现较好,语言、文化领域的适应情况与留学生的汉语水平正相关,而心理适应是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中最难实现的一个方面。学校管理部门、教师及留学生可以从明确学习动机、注重跨文化培训、重视语言学习、抓住跨文化适应关键期等方面入手,更顺利地实现跨文化适应。

《漂海录》所载明代大运河常州府段人文景观及驿递系统

朝鲜成宗时代的文臣崔溥(1454—1504),在成宗十九年(明弘治元年,1488)乘船归家奔父丧之际,遭遇风浪而漂流至中国台州府海岸。此后崔溥一行在各地官员的护送下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抵达北京,朝见皇帝并作短暂的休整之后,最终经辽东陆路返回朝鲜。归国之后的崔溥应成宗之命,将在中国的见闻用中文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下来,即为《漂海录》。因为乘船以行且迫于时间的约束无暇登岸观览,故而与其他同类的运河文献相比,《漂海录》更关注于举目所及的人文景观,尤其对大运河沿线城镇的驿递设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具体就崔溥等人在常州府的游踪而言,所提及的古迹名胜不在少数,对各类驿递设施的列举亦颇为详尽,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明代中期常州府的驿递体系和河运概貌,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当代中国小说残疾书写的叙述伦理研究

在当代中国小说中,以残疾人的故事伦理为叙述中心的残疾书写具有独特的叙述伦理内涵。其中尤以史铁生、毕飞宇、阎连科以及莫言等人的残疾书写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在他们叙述残疾故事的文本中,叙述伦理所呈现的主要特征体现在有意强化的重复性叙述、多重性格的残疾人物、以伦理取舍为标准的材料选用以及多元化的叙述语言等几个方面。

叙事·传统·尺度: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英雄史观

刘慈欣科幻小说对英雄的关注体现了一种英雄史观。英雄史观强调个别人物的功绩,常因忽略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而备受批判。对于刘慈欣科幻小说来说,奠基其英雄史观的并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基于技术崇拜的集体主义精神,加之刘慈欣对平民英雄的塑造,可以将其英雄叙事视为对托马斯·卡莱尔、悉尼·胡克、普列汉诺夫等人英雄史观理论的补充与修正。这启发了学者在面对英雄史观理论的缺陷与不足时,重新审视与平衡英雄、民主、历史规律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全然从对立的视角去批判与否定。

困程的诗意:宋代文人的舟阻体验与诗歌书写

舟阻介于舟行与宿泊之间,是行旅诗叙写的重要内容,宋代尤多。宋人摆脱了对舟阻遭遇的悲愁印象,视舟阻遭遇为造物考验,将惊险恐怖的自然景象改造为奇崛震撼的造物奇观,虚构成反常合道的传奇,以去留随意、迟速兼忘、顺势而为等通达的态度,深化了舟阻书写的思想内涵。舟阻书写体现了宋人对行旅困境的深度思考,舟阻诗中展现的困境智慧亦不失启发价值。

制造刘伯温:刘基形象构建与传播刍议

明代开国文臣刘基在民众心目中是神机妙算、无所不知,才能不逊于张良、诸葛亮的高大形象。事实上,刘基只是朱元璋创业和开国时期众多幕僚之一,在世时宦海沉浮并不得志。刘基去世后,由于他是唯一未遭政治清算的开国伯爵,且具备天文知识,故成为史家拔高、吹捧朱元璋的最佳陪衬人选。基于此原因,明代史家对刘基的传记书写刻意模仿《史记·留侯世家》的书写模式,受三国文化影响,又融入了大量三国文化元素。此类历史书写模式,虽然使刘基迅速登上神坛,并为民众所接受,但却导致刘基的历史叙述严重失真。特别是在明清野史、民间传说穿凿附会、层累叠加下,经浙籍官员推波助澜,被官方有意制造的刘伯温形象通过小说、话本、戏剧等文学形式进行传播,使刘基历史地位陡升,但元末明初文学家刘基的历史事迹却早已失去本来面貌。时至今日,民间只知制造出的刘伯温,而不知历史上真实的刘基。

在权力与权利之间:新媒介视域下戏曲传播的新态势

新媒介为戏曲传播模式变化孕育了新的机会,戏曲逐渐被整合到当代传播的结构之中,展现了新媒体传播给戏曲带来的深刻变化。受众人群和传播渠道都得到扩展,改变了戏曲原有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权力格局。女性为传播主体的特色突显,传统以戏曲主创人员和知识精英为代表的权力受到削弱,普通观众与戏曲爱好者的传播权利得到强化。另外,传播态势的变化和技术垄断的发展也导致信息茧房、群体极化等现象的出现。

城乡空间中的生活史转向——《一个人的微湖闸》《烟霞里》读札

魏微以个人成长史注入小说叙事之中,在《一个人的微湖闸》《烟霞里》中,完成了个体在大时代中的城乡身份转换、精神成长及价值体认的过程,诉说了时代与个体之间的相互映照,彼此成就。魏微以绵密且深情的语言,以故乡、他乡、原乡、异乡为叙事空间,以人物志的方式描摹人性与时代的肌理。本文旨在发掘日常生活背后的生命个体对大时代的体验,探究城乡空间中乡村与城市景观所折射的价值选择,以及透过情感关系所折射出主体性建构与文化变迁的过程。多维视角下的个体生活史转向,亦体现出作家的文化自觉与学者化倾向。

礼学与清中期骈文选本之关系

骈文之体源于礼法,后世因着意于骈文形式之美,其与礼学之关系逐渐隐晦。至清代,出于稽古右文之需,礼制建设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此情势下,翰林院庶吉士学习骈文,科举考试也将骈体作为基本功夫。此期骈文选家多曾任职翰苑,出于礼职身份而编纂选本。因此,所选文体多与礼制相关,且骈文理论亦含蕴“和”的礼学内涵。正是在清中期重礼的文化氛围中,骈文与礼学再次结缘。

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嬗变与提升——以独龙族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现状及脱贫前后对比为中心

为了探究独龙族脱贫前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变化,通过2023年的问卷调查以及与2016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并利用SPSS19.0软件统计分析受访者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社会变项上的差异,可以发现,独龙族脱贫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听说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其中学龄前儿童和中老年人的进步尤为明显。这是教育的发展、语言接触增多、智能手机等媒介的普遍使用以及对国家通用语言的情感认同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教育对提升学龄前儿童和义务教育阶段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贡献最大,当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后,教育对提升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贡献逐渐减弱,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核心受众是18岁以上且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务农的群体。为提升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需要从家长、学校、政府三个层面做出努力。

论郭平小说《广陵散》的声音叙事和细部修辞

兼具小说家、琴史学者与古琴家多重身份的郭平,沉潜多年出版了古琴题材长篇小说《广陵散》。他对琴人命运、古琴流转、时代更迭的描摹不仅饱含着对“高山流水”知音精神的缅怀,也探讨了雅与俗、传统与现代、文化精英与商业资本等看似悖论式的命题。小说中,郭平将声音叙事与细部修辞相结合,使得小说具备了可视性和可听性特质。音乐性元素的融入也为文本内部的知识性内容、叙事节奏、嵌套结构等增添了丰厚的文人意趣和审美内涵。

旧式闺秀的婚恋悲剧与现代婚恋的两难困境——《伤逝》《绣枕》的并置研究

鲁迅的《伤逝》与凌叔华的《绣枕》均发表于1925年,在展现“旧式闺秀”这一特殊群体的婚恋选择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如果作相关并置研究,可以揭橥其蕴含的更加内在、丰富、深入的意义空间。两篇小说一定程度上互为互文文本,通过旧式闺秀人生取向的破灭、逼仄的女性活动空间、时空意义上封闭的叙事结构,全方位多角度地表现了20世纪20年代旧式闺秀难逃的悲惨命运。两部作品都具有“类自叙传式”的气质,浸淫着鲁迅与凌叔华深刻的生命体验,是作家生活理性的具象化表达。

东北书写与影视文本的互文生成--以双雪涛小说创作为中心

双雪涛的小说创作与影视改编密切相关,其东北书写与电影画面的互文生成,不仅具有时代特质的共振、地方文化的色泽,同时,小说叙事的个性与电影画面内部的感觉结构相互联动,情感质地与审美想象之间也升腾起多元图像。这成为考察互文的重要路径。继《刺杀小说家》《飞行家》之后,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再次让我们看到了这些路径的效能。2023年,剧版《平原上的摩西》上映,剧中呈现了作家双雪涛与导演张大磊看似无事的笔调与镜头,书写了20世纪末“北方”人们的迷惘、无奈与愤怒的精神情状。

从文学到经学:荻生徂徕对王世贞的发现与接受

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荻生徂徕在中年时期接触到明代文学家李攀龙和王世贞的著作,受二人影响创立了古文辞学说。就荻生徂徕对王世贞文学思想的接受而言,一方面受到其诗文观念的影响,编选《唐后诗》申明了取法盛唐的诗学主张,又编选《四家隽》确立了“修辞”与“尚法”的古文追求;另一方面也为其经学思想所启发,形成了政治色彩鲜明的经学观。荻生徂徕所作《〈大学〉解》和《〈中庸〉解》,不仅对王世贞《读〈大学〉》《读〈中庸〉》的原文进行了化用,还将其中的重要观点加以引申发挥;而对朱熹批判意识的增强,以及对经学与政治之间密切关系的强调,则显示出荻生徂徕对王世贞经学思想的本土化改造。徂徕学派在文学和经术领域的并行发展,显示出王世贞对荻生徂徕存在的双重影响。

时代符码·家国同构·东方美学——新时代影视剧中的新家国叙事

新时代以来,影视作品在探索家国叙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表现模式与美学风尚,即“新家国叙事”。其根植于深厚的民族美学土壤,又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创新与超越。这一叙事手法不仅赋予了民族美学以鲜明的可视化形态,还推动了民族美学传播方式的更新,成为与现实生活频繁观照的美学建构。新家国叙事在影视艺术中的实践不仅丰富了审美体验,更展现出一种超越传统、富有哲思的审美力量,引领观众在光影世界中感受家国情怀的厚重与美好。

从“重复日常”看陶渊明的平淡诗风

陶渊明自觉地书写日常生活中重复的场景、活动、意象等,“重复日常”展现陶渊明对平凡生活的审美观照和诗意发掘,是他对抗历史变局、寻找内心平和的重要思路,构成观照陶诗平淡风格的重要视角,对于陶渊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常州籍留日学生戏剧活动特征与价值探析

近代常州籍留日学生兼具“戏剧家”和“留学生”双重身份,是中国近现代戏剧的主要开创者和参与者。他们的戏剧活动受中国传统戏曲以及日本新派剧和文艺协会的共同影响,呈现出戏剧内容丰富、戏剧形式新颖、社会写实倾向明显等特征。常州籍留日学生的戏剧活动开拓了中国早期话剧的发展道路,他们所倡导的启蒙大众和自足审美的艺术观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