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司法高职院校法律事务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三教”改革背景下,国家倡导职业院校实行“双师型”教师制度,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提到与理论教学能力并重的位置。公安司法高职院校法律专业教师受现实种种原因困扰,实践教学能力堪忧。提升公安司法高职院校办学质量,顺应国家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学校应当转变传统教师考核机制,加强校企合作,强化行业实践,推行兼职教师聘任制度,打造“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鼓励教师参与教学能力比赛及学生实务技能大赛,恢复教师兼职律师执业,多措并举,着力提升法律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警务礼仪文化教育融入司法警察类专业育人过程的路径探索

新时代人民警察除需具备良好的业务知识、娴熟的警务技能等能力和一定的法律素质外,更应具备深厚的警务礼仪修养。司法警察类专业历来重视学警警务礼仪修养的培养、深化及应用,目前已建立基本教育模式。但随着当今社会快速发展,对于警务礼仪文化教育要求也在不断的提升,现有教育在思想认识、教育模式、课程设置等方面呈现出一定滞后性或单一性,极大程度的影响了培养实效。结合新形势特点和需要,对传统警务礼仪教育模式进行深度剖析,对警务礼仪文化教育元素进行深入挖掘,创新探索转变观念认识、升华教育模式、打造教师团队、优化课程设置、建设文化环境的实践路径,将警务礼仪文化教育融入司法警察类专业育人全过程。

论法律与人文精神的历史脉动

在奴隶制社会以前法律与人文精神存在着自然的契合。而在奴隶制、封建制时期法律出现了与人文精神的背离,法律成为统治人的手段和工具。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基于对人性压抑的反思,法律体现着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法律与人文精神的这种历史脉动说明了:法律应是人文精神的反映,法律的未来发展趋势是法律与人文精神的内在统一。这一结果依赖于在民主不断推进的基础上,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复合来实现。

传媒对司法之谦抑态度的必要性

传媒作为一种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对于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但传媒作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引导者,极易引发大众审判,这也给司法独立制度带来较大的威胁。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对于法治发展进程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司法充分尊重传媒监督权的基础上应如何确保司法独立?传媒在司法面前保持一种谦抑态度将更有利于二者的良性互动,"谦抑态度"强调传媒在监督的同时致力于维护司法权威,理性对待司法审判之结果,这对于法治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完善我国慈善募捐法律制度的设想

慈善募捐包括公益募捐和非公益募捐。前者存在随意性、缺乏透明度、强制色彩浓厚、监管不到位、公众慈善意识不强等问题,而后者存在发起人不明确、发起较为随意、过程不透明、余额所有权归属不明、异化等问题。对于公益募捐,应完善准入制度,建立公开制度,完善税收优惠、监管体系,加强宣传引导。对于非公益募捐,应建立民间募捐登记制度、规范的劝募组织、募捐信息公开制度、捐款余额充公制度和募捐责任追究制度。

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是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奋斗历史的经验总结;是党执政55年来的一条成功经验;是对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深刻启发;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需要。

公考体检“病变”的法律诊治

公务员考试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为公务员招录过程中不正当竞争提供了条件。当公务员考试、面试环节缺乏暗箱操作的空间时,人们就试图通过体检环节寻求利益最大化。于是,公考体检产生了"病变",成了利益索求和权力寻租的工具。欲消除这种病变,首先要理性对待公务员职业;其次要以不为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的理念简化公务员体检的项目;最后,要实现包括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责任追究机制、权利救济机制在内的公考体检制度。

党权自限性对党法关系的决定性意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广泛赞誉和一致拥护,但也有人质疑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这种质疑源于其对党权自限性的忽视或无视。党权自限性决定了党与法的关系是可以和谐共处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党权与法律之间不存在利益之争,不存在冲突与博弈。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形成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作为法律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其形成具有内在的逻辑性。这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最终是通过对社会现状的考察,确定了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随着其接受的思想、法学观点不断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对法的认识,同时,法律本身也是为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法的探究中,始终以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主线。

浅议我国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制度的历史发展

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制度是推动法治建设进步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经历了从起步阶段到目前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阶段.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制度的长足发展,见证了我国法治建设事业的进步与日臻完善.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功能定位和制度设想

目前,我国已有不少学者对行政争议诉前调解进行了探讨,但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机制上,当下的调解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从功能上看,它是行政诉讼繁简分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国范围内的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实现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平衡,也是实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一种有效手段。就调解机制的构思而言,应从调解的主体、纠纷的适用范围和启动方式三个方面入手;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应考虑到诉前调解与司法确认、诉讼程序的衔接等问题,以期达到诉源治理与实质解决纠纷的目的。

物权滥用与限制

物权是人对物的直接支配控制的权利,因而人们认为物权是属于自己的绝对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正是这样的物权观念导致了物权的滥用,侵害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在衡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目的的基础上,采用公法的和私法的手段,对滥用物权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以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论我国应收账款质权制度之优化

应收账款质权融资在我国金融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现行应收账款质权制度存在以下风险:设立应收账款质权之债权存在的风险和应收账款质权合同当事人存在的风险,前者包括设立应收账款质权之债权的合法性风险、设立应收账款质权之债权的可让渡性风险、设立应收账款质权之债权的权利瑕疵风险、设立应收账款质权之债权的价值被高估风险、设立应收账款质权之债权的诉讼时效风险,后者包括应收账款质权的基础合同交易主体存在关联关系、基于第三债务人的原因导致优先权丧失等风险。我国应通过完善现行应收账款质权登记公示系统,优化现行应收账款质权制度。

对完善我国物权法中善意取得制度的思考

作为物权法乃至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是我国民事立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肯定我国《物权法》对善意取得制度的创新规定的同时,也要看到,善意取得的制度整体尚需进一步完善,诸如"不动产善意取得之适用问题"、"委托物和脱离物的区别对待问题"、"受让人是否‘善意’的判定问题"、"受让价格合理的具体标准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完善。

国际投资仲裁改革的国家差异立场分析

以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为代表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因合法性危机经历着重大变革,其未来走向直接关切各国的利益。但是,南北国家、北北国家以及南南国家对国际投资仲裁的改革立场呈现差异特征。依据国家理性主义认为,国家的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国际权力结构和行为者的观念变化会影响国家的成本收益分析。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根据国际投资身份和国际投资仲裁认知变量对国际投资仲裁仲裁制度进行综合计算以便达到帕累托最优。

离婚冷静期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作为民法典中新增设的一项重要制度,离婚冷静期制度是对我国长期以来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理性总结和法律确认。在肯定“离婚冷静期”维护婚姻稳定、矫正离婚恣意、防止冲动草率离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还需认识到离婚冷静期制度尚有不足。本文从分析我国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内涵这一角度切入,探讨学界对离婚冷静期制度的争议,提出离婚冷静期制度之适用问题、例外问题,探寻增设多种制度共同解决离婚纠纷的路径,以期实现登记离婚冷静期与诉讼离婚程序的更好衔接。

浅谈高校民法课程教学改革策略

为应对社会发展、法学体系不断健全和司法考试改革的挑战,民法课作为法学本科院校的基础专业课程,教学改革重要而紧迫。本文阐释了民法课程教学的意义,并在分析民法课程教学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高校民法课程教学改革,应该从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方法几个方面开展。

公民迁徙自由权视角下的限制出境制度批判

限制出境制度是一个国家出自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以及公共秩序的选择,通过一定形式禁止或者限制其国民离开所在国的制度。国家为了达成特定目的,对公民进行限制出境。国家以限制出境的手段限制公民离开国境与公民的迁徙自由是否发生冲突,以及限制出境是否合乎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意旨,实有厘清的必要。我国关于限制出境制度的研究比较薄弱,限制出境制度的研究既缺乏整体性,又缺乏应有的深度。对我国现行各种限制出境的规定进行简单分类,从符合宪法属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各种类型的限制出境措施是否合法,并探讨使其完善与重构的途径。

论非法行医罪

非法行医罪在实践中的罪与非罪标准颇有分歧,关键在于医生执业资格、非法行医之法是指刑法还是指行政法、情节严重如何界定等问题意见分歧较大。医生执业资格既已由刑法的表述确认,行政法就只应是界定其具体范围,范围之内具备任一要素均应为具备资格,或直接规定某些情况视同具备资格,刑法角度的医生执业资格不应与行政法角度的医生行医需具备的全套手续捆绑在一起等量齐观,刑法角度的医生执业资格应从宽确认。非法行医之法不仅包括刑法也涵盖行政法。情节严重本为罪与非罪的界线,确因难以操作而虚置,有待司法解释明确。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

我国的医疗纠纷案件逐年增加,人民调解因具有独立性、专业性、高效性而被广泛运用于解决医疗纠纷案件中。实践中,医疗纠纷的焦点在于医疗行为的过错及过错程度认定、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的争议、鉴定意见应否采信等问题。应通过医疗鉴定先行、全面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以“人”为中心进行调解、进一步提升人民调解员专业素质等措施来完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