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基本层面共铸中国“东方学”理论体系——2023年度东方学与区域国别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2022年度“东方学及区域国别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在学科建构、学科研究以及学术价值3个方面达成共识。2023年9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日语语言文化学院赓续前行,与敦煌研究院佛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2023年度东方学与区域国别研究学术研讨会”,多家教学科研院所及学术出版平台协办。

东方学、语文学的耦合与“东方语文学”的创生

“东方语文学”是“东方学”的构成部分,是东方学的对象面与学科面的对立统一,是对“分支学科东方学”进行整合之后形成的一个学科概念,是以“东方”为限定、以语言文本为基础并与“西方语文学”相对而言的人文学科。作为主体性范畴,“东方语文学”不是指东方各民族的“民族语文学”,而是指东方各国在语文学方面的相互翻译和相互研究,亦即具有东方区域性的语文学;作为对象性范畴,“东方语文学”意为“对于东方语文学的研究”,包括东方国家的相互研究,亦即“东方的东方语文学”,也包括西方国家对东方语文的研究,亦即“西方的东方语文学”。“东方语文学”的形成有两个契机:一是翻译,二是比较研究。通过翻译,原典文本成为翻译文本,民族语文学的文本成为“东方语文学”的文本;通过比较研究,“东方语文学”在求同辨异中显示其内在的关联性、整体性。与此相适应,“东方语文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也是翻译学与比较文学的方法。在吸收传统语文学并借鉴西方语文学的基础上,可以形成既独具特色又有普遍价值的中国的“东方语文学”理论体系。

“2022年度东方学及区域国别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22年7月2日至3日,以“东方学及区域国别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日语语言文化学院暨亚非语言文化学院(筹)主办,协办单位有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华南分会、教育部日语专业虚拟教研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印度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阿拉伯中心等研究机构。

“区域研究”的学科建构及基本理论问题

区域与国别的关系、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关系、区域的建构性、区域研究的特性模式与宗旨等问题,是区域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区域”作为一种研究领域,与“国别”有所不同,区域既是客观存在,更是主观建构,具有宏观性、整体性、立场性的特征。区域研究既有跨学科、超学科的特性,又要靠“区域+学科”这样的研究模式来体现,从而形成区域文学、区域史学、区域哲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经济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区域研究的根本宗旨是建构区域的“共同历史”“共同文化”乃至“区域共同体”,尤其是文化共同体和审美共同体;它还作为“东方学/西方学”下的一个次级概念,将各种具体的区域研究统御起来,并在“国别研究→区域研究→东方学/西方学→世界体系研究”这一学科序列中明确地定位与定性。

中国“东方学”的起源、嬗变、形态与功能

在中国学术史上,"东方"既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与领域,也是包含着东方文化、东方文明、东西方文明关系、东西方文明比较等内容的基本概念。从中国古代的"中国"观及"东方"意识的起源,到近代"东方"观念的形成,再到现代"东方学"学科概念的确立,形成了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国东方学的学术思想史,以及国别东方学、区域东方学、理论东方学三种主要的学术形态。中国的东方学在东方各国杂多语种专业的整合、超学科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作为方法的东方"的方法,以及"应用东方学"的现实介入等方面,可发挥独特的学术文化功能。

“观”范畴的异源同流与东方美学之形成

“观”是中国与印度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鲜明的东方特征与美学属性,对于“东方美学”的形成起到了统领与凝聚作用。中国道家、儒家的“观”“观物”,与印度梵学、佛学的“观”“止观”,两者各自起源但又不约而同,尔后遇合融汇,经宋代邵雍和近代王国维的中印之“观”的综合阐发,加之日本现代美学家在现代美学范畴中的“观”“观照”的植入,最终形成了以“观”为元范畴的源远流长的“东方观学”。“观”及“东方观学”作为中国与印度审美思想的融合形态,异源而同流,超越了中国美学、印度美学、日本美学等民族美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美学”。

国外东方学的四种理论与中国东方学的发生

西方的东方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四种基本理论形态,并对中国的东方学产生了影响:一是在政治学法学层面上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二是在经济学层面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三是在历史文化学层面上的“东方停滞论”或“西方中心论”,四是在历史学考古学层面上提出的“丝绸之路”论。将这四种理论作为一个理论系统予以整体、动态的把握,可以看出其间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补充,体现了西方对东方社会的基本判断与评价,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的东方学形成了正反两方面的刺激,成为中国东方学形成和发展的外部背景。对这一背景进行清理分析,是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及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出发点,也可以为东西方关系的重建提供学术上的参考。

从“理论东方学”看中村元《东方人的思维方法》

日本佛学家、东方学家中村元的名著《东方人的思维方法》,不仅展示了独特的立场与方法,而且涉及“东方”与“西方”的概念何以成立、各民族的特性与作为区域普遍性的“东方”是什么关系、何以见出“东方思想”的联系性和共通性、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法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什么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具有“理论东方学”的意义。中村元认为,“东方”不是单一性的文化,但东方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以“民族”为基本单元,在对印、中、日等东方民族思维方式及其特征的概括中,强调各自的民族特性,重在各民族的“辨异”而不是东方的“认同”,同时又以“佛教受容的形态”作为东方人思维方法的共同层面与研究的切入点,从而使得“东方”这一区域共通性的概念得以体现。

西方的东方学及其功能属性

西方的"东方学"作为与古典学、人类学相并列的三大学术领域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既是作为一门学问的"东方学",也是作为一种思想形态的"东方观"。西方人的自我确认、与他者文化的区分与辨异,都离不开"东方"的存在,而且都围绕"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停滞论""东方神秘主义"四个关键词展开。不同历史阶段西方人"东方"视野的移动伸缩、对"东方—西方"的认同与辨异、结构与解构模式的交互运动,都出于自身文化的内在需要,由此形成了关于"东方"的知识体系与思想传统。研读西方"东方学"著作,揭示其"西方文化认同"与"东西文化辨异"的功能,分析其知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可以为中国的"东方学"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外部参照与国际背景。

从沙漠到海洋的行为伦理——《一千零一夜》的风土学与伦理学研究

阿拉伯民族与阿拉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从沙漠到海洋的历史。这一点在其文化经典尤其是《一千零一夜》中有着生动鲜明的体现,因而,沙漠与海洋的风土学是考察《一千零一夜》的有效视角。同时,沙漠与海洋又是阿拉伯人的行为空间,其行为模式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行为伦理”,相对于表现在早期经典文本中的“观念伦理”而言,它是从伦理学角度考察阿拉伯文学的又一个重要视角。阿拉伯帝国形成过程中从沙漠到海洋的风土转换及相伴而行的“行为伦理”,在《一千零一夜》中表现得最为鲜明。早期基于沙漠风土的“观念伦理”与《一千零一夜》中基于海洋冒险故事的“行为伦理”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张力,它们通过矛盾而又统一的交互作用,不断塑成阿拉伯人的伦理风貌,形成了阿拉伯民族精神的基础。

东方学中的东方戏剧体系建构

东方各国戏剧作为一个区域戏剧体系,在空间上呈"聚宝盆型"的构图。真正有条件形成低地、使东西南北汇于中的,只有中国戏剧。外来戏剧要素与固有的戏曲传统在中国熔铸化合之后,形成了最具"东方性"、最能代表东方的"东方戏剧"。从东方学的角度看,戏剧也是东方认同与东方建构的重要途径与方式。中国学者先是强调中国戏剧所受印度等国的影响来进行"东方"认同的,然后又在认同中辨异,否定了"印度戏剧中心论",从而为"中国戏剧是东方戏剧的汇聚中心"这一结论奠定了基础,并由此确认了"东方戏剧体系"的存在。

从东方学史看中国“南洋学-东南亚学”的成型与转型

近现代中国学者利用得天独厚的关于南洋的汉文史料展开交通史研究,又从“殖民”“迁民”“华侨”等不同概念入手研究华侨史,从而形成了南洋交通史、南洋华侨史两种研究范式,作为世界上对该地区展开较早的区域研究,显示了“南洋学”的中国特色。20世纪80年代后“南洋”概念有所淡化,外来的“东南亚”概念跃升主位,中国视角的“南洋学”也开始向全球视域下的客观性、全方位的“东南亚学”转型,在与国际学界接轨的同时逐渐发挥和显示出中国“东南亚学”的特色。一百多年来“南洋学—东南亚学”的成型、转型与发展,成为中国东方学发展史及东方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学的东方属性及亚洲核心思想之地位——高楠顺次郎的佛学价值功能论

日本“东洋学”家高楠顺次郎站在亚洲整体观及东方学的立场上,对佛学之于印度的“文化清算”功能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阐述,认为佛学的出现标志着来自西方的印度雅利安人的文化由物质性的文化改造为精神性的东方文化,指出佛学从十五个方面对以往婆罗门教文化做了彻底的“文化清算”,从而与雅利安人固有的“西方思想”分道扬镳,实现了佛学的东方化,不仅改变了印度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逐渐成为“亚洲的核心思想”;他还进一步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特色做了比较。高楠顺次郎关于印度佛学的研究贯穿着“东方—西方”意识,表现了“亚洲核心思想”的认同,富有理论东方学的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批判的分析研究。

从东方学看中国“韩国学”的属性与特色

当代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研究存在着作为国别研究的"朝鲜学—韩国学"和作为东方区域研究的"韩国学"这两种学术形态。前者主要关注现实问题,以报道、评论、预测分析为主要形态;后者以国别研究为基础和出发点,对朝鲜半岛进行整体研究,主要是在东亚区域的框架内对韩国之"学"的研究,而最能代表韩国之学的是"实学"与"诗学"。将韩国实学与诗学分别置于东亚儒学与东亚文学的视域中,探求韩国之学的东亚普遍性与韩国特性,确认中韩共有的历史、相通的文化,形成了作为东方学的中国"韩国学"的学术特色。

日本东洋学的世界区域划分与“中洋”概念的生成

“中洋”这一世界区域划分法与区域概念的创制形成,在日本的“东洋学”学术史上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一些学者对“东洋/西洋”中的“东洋”这一区域概念的科学性提出质疑,发展到宫崎市定将“东洋”拆分为“东亚/西亚”两个区域,最后是梅棹忠夫明确提出和倡导“中洋”这一概念,用来概括既不是东洋也不是西洋的、包括印度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内的广大地区,并被学界关注和接受。有了“中洋”概念,“东洋/中洋/西洋”三分区域才能真正成立,从“东洋/西洋”二分法推进到“东洋/中洋/西洋”三分法,更新了东洋学及世界史研究的思路,有助于矫正“东洋/西洋”二元对立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中洋”这个区域概念的提出使学者们不再把那个广大区域作为东洋与西洋的边缘,而是作为“中洋”的本体来把握,大大推动了“中洋”研究,并且出现了杉勇《中洋的历史与文化》那样的专门著作。“中洋”概念的发明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思想贡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借鉴。

日本“东洋史学”对中国史学的正负评价

日本“东洋史”学家对中国史学及其学术方法做出不同的判断与评价。内藤湖南最早在京都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高度肯定了中国史学传统及其方法论上的现代价值,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肯定派。相反地,津田左右吉认为中国历史只是王朝的历史,并且只是“史料”而非真正的“历史”,从而完全否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桑原骘藏则对于中国现代史学予以有限的肯定,总体上却以不懂“科学方法”、不知“比较研究”为由而加以否定。对中国史学的正负两方面的评价,是东洋史学价值观念与立场方法的体现,也表明了日本东洋史学与中国史学的深刻关联,体现了近代中日两国学术文化的竞争与互动。

白鸟库吉与日本汉学向东洋学的转变

日本近代的“东洋学”与传统“汉学”在研究领域上虽有重合,但学术的宗旨、理念与方法却迥然不同。最为自觉地与“汉学”对抗、决裂,从而建构“东洋学”价值理论与方法论的,是白鸟库吉。白鸟库吉以西洋拼音文字的价值标准,断言汉语是处在语言初级阶段的低等语言,通过对汉语的价值否定,乃至对汉籍可靠性的怀疑而对“汉学”釜底抽薪;又以现代西方式的理性主义,挑战传统汉学的合理主义思维,由此否定中国的尧舜禹、韩国的檀君乃至日本神代传说的史学价值,成为传统“汉学”的颠覆者和“汉学”向“东洋学”转变的推动者。他的东洋学研究的基本动机,是在东亚各民族的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中,宣扬日本国体特殊论和日本民族优越论,并在这个意义上认同儒教的忠君观念,表现出日本东洋学顺应现世、服务国策的性质。

“五天竺”“国—城—村”概念与中国古代的印度社会研究

“五天竺”或“五印度”不是印度人的固有概念,而是中国古代求法僧所创制的一个独特的区域概念。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都用“国”“城”“村”这样的汉语概念来分析“五天竺”各国的社会结构层面,成为我国古代印度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佛学为中心的独特的古代印度研究。在“印度人无历史”的情况下,中国求法僧以其真实可靠的观察记述填补了公元5至7世纪印度历史记述的空白,作为信史的价值远远超过此前希腊人的那些道听途说、走马观花的印度记述。以“五天竺”及“国”“城”“村”概念对印度社会加以分析,至今仍不失其社会学方法论上的价值。

东方近现代“共同历史”的中国建构

近代以来,东方各国皆以自国文化为中心来界定“东方文化”,因而很难基于“共同文化”的认同来建构东方近现代史。在此情况下,中国学者由东方“共同文化”转向“共同历史”的确认,将东方各国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转型时期视为共有的“近代史”,把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东方的觉醒”与反抗,视为共同的“现代史”,于是“东方”概念的内涵外延也随之发生改变,由“亚洲”扩展为“亚非”乃至“亚非拉”,但同时也使用“东方—西方”概念统御之。在“亚非拉”共同历史的撰写中,除了世界通史模式外,还使用了殖民主义史、东方民族主义史、东方现代化史三种模式。中国学者对东方近现代共同历史的建构,成为我国东方学建构的重要环节。

日本“东洋学”的三种理论及其实质

日本“东洋学”在实证研究之外也有鲜明的思想理论贯穿,可以概括为三种主要的理论形态——“文化中心移动论”“混合民族论”和“国民思想论”。其中,内藤湖南从文化学层面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论”,认为近代东洋的文化中心已从历史上的中国移动到了日本;久米邦武等人强调日本属于亚洲民族,从民族学层面提出了日本民族的“南种—北种”来源论及“混合民族论”,并由鸟居龙藏、江上波夫等东洋学家进一步发挥论证;津田左右吉不赞同上述两种理论的“东洋”立场,他从日本特殊论出发提出“国民思想论”,并从“国民思想”的层面论证日本的独特性。“东洋学”的这三种理论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东洋学”的特点与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