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的媒介间性及其话语生产——兼及构建跨媒介文学阐释学之可能

随着技术媒介对文学场域的深度介入,基于媒介间性的方法论视角来审视当代文学批评成为可能。它揭示了长期以来为语言中心主义遮蔽的文学批评跨媒介生产的事实,促成文学批评从文本到生产主体层面的诸多转向——从复合符号的批评文本结构到集转化与批评于一体的合体形式,从批评话语感性机制的凸显到集体性批评主体的公约性话语生产。当代文学批评的媒介间性成就了跨媒介文学阐释的可能性,在催生媒介时代特定文学批评范式的同时,也改写了媒介在文学场域的价值认知,对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自主性的知识话语具有启发意义。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强制阐释的三个动因

阐释过程中,违反语法等语言规定性会导致对文本基本语义意义的错误理解和阐释,基本语义理解正确但将阐释者自己先有的主观立场、观点乃至结论借文本之名阐释出来,则会导致强制阐释。翻译是一项将地方知识通过语码转换为世界知识的人类社会高度自觉的智力、财力、人力综合投入的活动,是典型的阐释形式。具体的翻译工程要么受着社会宏观层面对异质文化中具有特殊价值的思想、信念、价值观的强烈需求所推动,要么受着以经济社会为代表的社会诸行业对异质文明体之知识技能的渴求所驱动,要么由译者或阐释者的个人文艺喜好所推动,克服重重语言、文化、时空障碍,耗时耗力耗材而成。这三种动因在推动翻译实践的同时,可能因为着力的偏重导致强制阐释性译文。借助强制阐释批判理论和公共阐释理论,可以提高译者相应的理论意识,坚持以文本为出发点和归宿,规避强制阐释,使其翻译朝着公共阐释的方向展开。

文学翻译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转向视角比较

文学翻译研究,顾名思义,依赖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的双重探索。而文化研究则是文学翻译研究的必要延伸,其揭示了翻译背后的动态和多元文化动机。借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转向的视角,我们能够更好地研究文学翻译背后的非语言性影响因素。该文将从提出背景,不确定性特征以及对于大众文化的偏爱三个方面证明后现代主义视角与文化视角的相似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两者在文学翻译研究中的可行性。

算法时代的艺术图式及其审美危机——兼及“艺术终结论”的算法回响

作为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算法对艺术场域的介入是这一技术形态进驻人类社会的深层表征。就文本生产而言,基于大语言模型的“AI生成”不仅证实了艺术场域算法实践的加速迭代,其愈发抵近人类艺术的文本形态也佐证了基于算法的情感建模乃至艺术创造力的实现或为可能。就艺术传播与接受而言,算法推荐的量身定制营造了艺术接受的“趣味化”导向,推动了基于同一审美旨趣的虚拟社群的构建,在改写艺术价值评判规则的同时也重构了艺术场域的权力布局。艺术场域的算法介入改变了人类艺术实践的关系图谱,其衍生的审美危机使得“艺术终结论”的算法重启可能更具现实立场。

身体如何讲述故事——身体修辞的视觉图式及其意义生产

作为身体美学与视觉修辞的交集形式,身体修辞兼顾视觉文本与实物文本两个视觉修辞序列,身体的形式表征与行动表征构成身体修辞审美实践的两个维度,前者立足身体的样貌及装扮,结合身体形式负载的社会、文化属性展开修辞实践,后者则基于身体动作的故事性意指进行修辞生产。中西艺术史对身体意指的审美呈现及其修辞意蕴为身体修辞的话语生产提供了经验参照,而技术媒介对身体表征的纾解以及消费意识对身体美学的隐性驱动则赋予身体修辞更为普泛的实践空间,也决定了身体修辞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一个现代命题。

拜登政府“一体化威慑”战略评析

拜登政府的“一体化威慑”战略将“惩罚性威慑”和“拒止性威慑”统合,更注重“拒止性威慑”;将核威慑与常规威慑统合,更注重核威慑、新兴技术赋能的战略威慑,以及“混合战争”与“灰色地带”较量中的常规威慑;将军事部门的威慑和其他部门的威慑统合,更注重集体安全机制的威慑作用。拜登政府之所以提出该战略,一是为了适应国家安全环境改变的需要,重点加大对中俄两国的遏制力度,防范并争取在潜在的大国战争中获胜;二是进一步整合利用盟伴体系,阻止盟伴的离心倾向;三是提升美军战力,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当前该战略处于边执行边完善的过程中,拜登政府正着力强化军备建设,推进前沿威慑;加大盟伴军事体系建设,强化在欧亚大陆的联合军事威慑;提高内政外交一体化程度,加快内部发展并提升对外制裁围堵力度。但是,由于存在不顾国力局限而发动攻势、四面出击以及对安全的管理协调能力要求非常高等问题,该战略的推行受到严重束缚。

物权变动规则是一个解释选择吗?

我国物权变动规则对债权合同与履行行为从一体把握到相互区分,最终采纳了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规则不是一个“解释选择”问题。物权形式主义贯彻了意思自治原则,既是物债二分的必然结果,也是非即时交易的必然规则,还是登记审查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方面都确立了物权形式主义。支持债权形式主义的许多理由不能成立,诸如所有权保留等规则均能也均应通过物权行为理论解释。应当协调物权形式主义与法律行为无效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共同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和保障交易安全。

气尽与未尽——朱熹丧祭礼中的鬼神观

朱熹理气观下,人死之后,鬼神只是气;气屈为鬼,气伸为神。但是,人死之后气是“散尽”还是“未尽”,值得讨论。朱熹却两者兼论,认为人死有常理和非常理两种情形,常理下“安于死者”,气自散而尽;非常理下气凝结而“未尽散”,易成为“四类”鬼怪。于是,使死者气散尽且“安”,而不变为鬼怪,必须践行儒家的丧祭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丧礼重在慎终,丧尽其礼,“安顿”人死之气,使其“顺死”“安死”“自然老死”,不会变成“历鬼”;但祭礼重在追远,祭尽其诚,与祖先之气“感通”交接。总体上看,朱熹鬼神观仍然属于日月大化流行宇宙论的阐释框架,这一方面有利于排斥唐宋时期“幽明隔断”人格化的佛教鬼神观,另一方面也使“祖考来格”打上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从语境看阐释的有限与无限

发话人或作者受其认知到的社会历史文化、客观世界、情景要素、个人意图的影响发出话语或文本,其中直接的字面意义根据词汇、语法、文法容易得到较为一致且可证伪的阐释结果;审美、伦理道德教化意义则随着阐释者所处时代的不同而见仁见智,宜从哲学、思想史、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运用知识考古的方法析出阐释的依据;作者意图最具个性化特征,随着作者生活阅历而变迁,对此,在阐释端往往莫衷一是,成为阐释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性课题,也是当下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阐释者要依据文本提供的期待作者与阐释者互明的语境线索,找出作者在文本创作时最佳关联性的语境要素,从而求得最佳阐释,即符合作者意图的阐释。这是避免强制阐释、追求公共阐释的路径,也是对阐释的有限性和无限性做出的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探讨。

文化间性:“丝绸之路”文化阐释的逻辑起点

从文化阐释的角度看,文化间性作为一种尊重文化差异、规避文化冲突、促发新意义生产的“程序”,隐含在丝路文化的历史生成中,是丝路文化的重要遗产。丝路文化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发挥积极作用,就要彰显文化间性精神,将文化间性作为其现代阐释的“前理解”。文化记忆和审美创意是文化间性助力丝路文化阐释实践的主要场域。通过文化间性的置入,提升丝路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认同度。文化间性不仅确保了丝路文化持续向现代的开放,更为促进跨文化互通与理解提供了独特的“丝路文化阐释学”思路。

英语专业西方文化类通识课程中思政融入的实践研究

传统的英语专业文化通识类课程通常会局限于其对西方文化内容的完全依仗,以西方文化的输入为课程立足及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完全来源于并落脚于外来文化内容。本文将以实际课程为案例,阐释如何在英语专业西方文化类通识课程中做到注重中西文化内容的平衡与结合,避免单向倚重西方及外来文化;注重批判性的内容输入,突出“解读”的批判性与客观性,避免对外来文化的被动接受。通过主题式教学,多媒介资源融入与实践调研环节的引入等思政融入创新模式,让课程立足于中国文化体验与需求,让学生在西方文化学习过程中择善而从,并最终回归讲好中国故事的初衷。

媒介、实物与空间——当代视觉修辞的三种向度及其实践逻辑

尽管人类审美史上不乏视觉修辞的实践案例与经验范式,但视觉修辞作为视觉研究的“内视”形态仍属一个现代性命题。一方面技术视觉的发展赋予这一命题以新的使命与表征,另一方面米歇尔“图像转向”的理论判断也为这一修辞范式的现代兴起提供了注脚。基于媒介文本、实物文本与空间文本的视觉分类来思考视觉修辞现代衍化的三种进路,这不仅是对巴特“图像修辞学”之后的“接着说”,更是以视觉对象为标的修辞实践的精约与细化。如果说媒介修辞澄清了一度以来为修辞实践所忽视的媒介动因,也为技术视觉的修辞学介入找到实践依据,那么实物修辞与空间修辞则将修辞对象拓展到一切可视性场域,在更为隐性的视觉立场探寻修辞意指的可能。这三种向度的修辞实践不仅架构了当代视觉修辞发展的基本框架,对深入理解当代视觉问题也不无启发。

共同体的跨域嵌合:20世纪香港地区审美文化生产与传播的空间性旨归

20世纪香港地区严肃文艺、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等审美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呈现多维的空间向度,蕴涵着重要的共同体意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抗战和解放浪潮中,香港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缘位置和殖民空间,充分发挥与内地之间的转渡作用,其间审美文化主要以“南下/北上”跨地移植生产和空间传播的方式,彰显了以国族为旨归的共同体内涵。在20世纪下半叶的都市空间生产与全球化进程中,香港地区审美文化一方面立足都市文化的媒介生产与消费场域,以“本地化”方式参与了地方性香港作为都市共同体的审美建构,其作为“表征性空间”应该置于与社会空间的辩证关系中展开批判性考察;另一方面则是以武侠文化、影视娱乐、流行音乐等为主流的大众文化浪潮,在朝向内地、面向海外的跨地传播中,广泛而深远地影响了华语文化圈并具有全球意义,成为华人审美共同体的内在建构力量和文化身份标识,也彰显了香港地区作为“跨域空间”和“拓扑空间”的共同体嵌合作用。

空间修辞与文化记忆的视觉生成--基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修辞考察

作为视觉修辞的衍化形态,空间的修辞性意义生产取决于视觉修辞的实物拓展、视觉性语境的现代生成以及空间作为意义生产机制的主体确立。公共文化空间的修辞性话语不仅影响着个体的审美体验,更是规约着文化记忆乃至文化认同的生成逻辑。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空间修辞生产通过建筑的空间地理布局与结构设计、光路与围合的审美应用以及展品叙事语境的情景复原,有效推动了视觉"劝服"性话语的修辞实践。而基于技术媒介的多元符号的介入使得博物馆的空间修辞发生了从实体空间向符号空间、虚拟空间、情感空间的转变,表征符号的互文架构成为博物馆空间修辞的现代表征。

物性、智性与情性——人工智能与艺术生产的技术向度

作为人类技术衍化的产物,人工智能的艺术生产既体现出一般物化媒介的本质属性,又体现出超越一般媒介的技术优势,其对人类智能的直接模仿机制缩短了媒介模仿的实践间距,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媒介模仿施控与受控的统一,体现出人类媒介实践的“自足”效应。但审美“意向性”、经验意识以及人类非常态的思维性特征,作为人工智能尚未企及人类自然智能的阈限体现,在人工智能愈发凸显的智性优势中彰显了人类智慧的价值存在。兼具应然特征、随机属性与社会机制的情感场域更是成为人工智能止步自然智能的可能性限度,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艺术生产场域人类主导意识的现实在场,同时也对当下艺术场域中过于标举的形式思维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视觉修辞现代发生的知识学谱系及其话语生产

作为修辞学在视觉场域的定向实践,视觉修辞的现代发生一方面缘于对传统修辞学“劝服”意旨的接纳与承继,它赋予视觉修辞作为修辞学的族群身份与审美基因;另一方面又得益于新修辞学对修辞实践对象谱系的拓展,它赋予视觉符号作为一种非语言的他者符号介入修辞场域的理论合法性。罗兰·巴特对“图像修辞学”的学术验证与文本实践将视觉符号的修辞实践导向现实,贡布里希则从艺术史的视角为这一修辞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经验范式,而“图像转向”的文化语境在加持视觉修辞现代实践的同时,也为媒介修辞、实物修辞以及空间修辞的属种衍化提供了可行性方案。由此架设的知识学谱系不仅成为视觉修辞现代发生的理论框架,而且也是这一修辞范式的实践根基。

文化语境、释义障碍与阐释效度

文本具有基本信息和作者意图两重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语义分析得出基本信息;作者意图蕴含在文本中,称为含意。对含意的理解需要经过一个非论证性推理的过程:读者依据作者提供的语言信息,激活与文本生产最佳相关的语境要素,推导出作者的意图;影响推理过程的关键项为作者与文本相关联的知识所构成的文化语境。以跨文化交流中最具代表性的翻译为例,可以阐明由于译者与作者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文化语境视域差异,形成对作者意图的理解之难。廓清翻译学在从格义论到知识翻译论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相关问题的探索轨迹,可以展示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中释义障碍、阐释效度与译文标准等基本问题的缠绕式发展进路。

借代辞格的图像学生成及其现代实践——兼及视觉辞格谱系构建之设想

作为图像修辞程式化的意义生产装置,视觉借代的审美生成缘于其架设于两个图像文本的"间性"关系,它既可以以"植入"性结构来实现图像文本的跨场域叙事,也可凭依对图像文本的"置换"性改造赋予其新的叙事意指与审美性征。借代性视觉辞格的现代实践一方面归因于图像符号所指的"浮动"性以及"图—图"之间的互文关系,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技术媒介、"求真"化的审美理念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逻辑规约,由之生成的辞格范式不仅抵近图像修辞学中的深层修辞结构,对参照传统语言修辞进行视觉辞格谱系的构建以及推动当下图像修辞研究的纵深化衍进也有一定的启发。

民间规范与软法关系再探

民间规范与软法具有形式上的类似,因此,被学者们认为二者具有互通性。但民间规范与软法的学理区分是根本的。从内涵角度看,民间规范与软法的根本区别在于正当性基础的不同。软法的正当性源自协商合作,而民间规范的正当性基础源自地方或群体内部的文化、传统。通过二者正当性基础差异的分析,可以明确基于传统的"礼法"而形成的规范不是软法而是民间规范;还可以从司法实践视角看二者差异,民间规范因其源自传统传承而具有了硬法属性,能够成为司法裁判的适用依据,而软法基于协商而成,往往在调解而不是裁判中出现。对二者差异的明确不意味着二者的排斥,恰恰相反,正是对二者的差异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才能避免含糊与误解,促成二者的合理互动,共同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推动法治发展。

命名的自觉和敏感者的特质——兼论当代汉语诗学的两条路径

在以珠三角和广东为中心的南方诗人或南方诗歌写作中,为当代汉语诗学寻找一种新的理论话语及表达形式,已逐渐形成一种自觉的潮流。它不仅挣脱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现实主义写作、革命话语写作或阶级论写作模式,也超越了朦胧诗的反抗者写作、第三代诗的日常化、策略化写作模式,而在面向世界最新的文学与思想潮流中,生长出南方诗歌精神的大树或建构出汉语诗学理论的某种话语范式。这种建构既有以诗人世宾为代表的完整性诗学理论自觉中的写作实践,也有以祥子为代表的强调诗人作为敏感者的生存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