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作用下政治传播的风险与进路——基于ChatGPT的思考

在数智时代,ChatGPT技术为新闻传播业带来了新的技术革命,同时,ChatGPT技术带来的新赋能和新赋权既为政治传播带来新的提升,也给政治传播带来新的挑战。因此,文章立足于ChatGPT的技术特性和社会面向,进一步探讨该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于政治传播的影响以及可能给政治传播带来的机遇与隐忧,以期为推动合理科学使用AIGC提出逻辑进路,助力政治传播生态的良性发展。

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丛帖散页辑考

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中国古代刻帖,其中大部分经过装裱成册的刻帖收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此外亦有少部分未经装裱的丛刻帖之帖页,以散页形式被藏于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现对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丛帖散页进行辑考,以明其版本、真伪、完缺等相关问题。

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清代刻帖考略

在流传海外的刻帖中,以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较为集中,不仅种类较多,且版本稀见。本文主要对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的16种、22本清代丛刻法帖进行考察,以明晰其版本特质及相关流传等问题,为相关刻帖研究者提供一定的文献目录基础。

媒介权力何以可能——技术媒介的权力图式及其现代逻辑

作为人类实践对象世界的介质形态,媒介的技术衍化在创新现代审美场域表征图式及其审美体验的同时,也不断更新着人类对其自主意识生产可能性的认知框架。现代媒介基于形式元素的权力生产体例、跨媒介的表征结构与“劝服”策略、双向互动的权力公约机制以及愈益生活化的实践向度,形构了技术治下媒介权力的典范性征,在更为亲民、在场的感官体验与劝服结构中营造了权力生产的现代效应,同时也架构了审美场域权力表征的现代张力与异化之可能,而由之生发的知识话语对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后人类”图景不无启发。

场域、文学与绘画:岭南行商园林的空间想象

行商园林为文学、绘画提供生产场域和表现话题,文学和绘画以语言和视觉媒介介入对园林的空间想象,共同发挥着作为文化性表征的空间建构作用。行商园林文学书写因文人情感和想象的加工,成为宏大历史背景下士商个体生活美学、精神追求、审美意趣的对象化载体,将地理场所转化为富有意蕴的园林文化空间。绘画在发挥视觉记录的记忆功能之外,展开了富有意趣的空间呈现和美学再造,丰富了行商园林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文学和绘画作为园林场景记录和空间想象的承载物,持续唤起人们对行商园林符号的情感记忆,以实现地方文化传统的弘扬和延续。

广东雷州客路客家话(哎话)音系

本文描写广东雷州客路镇客家话(哎话)声韵调系统,归纳其语音特点。

跨媒介叙事:文学经典现代勘察的一种因素——以《水浒传》为考察线索

现代媒介语境触发了对既往经典作品的重审,凸显了媒介因素之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价值。晚近出现的跨媒介概念虽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已初步显示出强大的阐释力,或者可以说经典已无力拒绝媒介时代语境下媒介以及跨媒介理论的勘察,跨媒介理论应成为经典建构视域中的重要一种。文章以《水浒传》为考察线索,探讨跨媒介叙事作为建构文学经典的合理性。《水浒传》的经典化源于小说内在审美价值的发现,同时也是外部诸因素建构的结果,而水浒故事的诸种跨媒介传播实践建构了小说的意义与美学网络,形塑了受众对小说的理解及其经典的价值体认。

经典文学影视化视角下的《红高粱》电影改编

小说影视化的成功能够促进作为创作母体的小说原著的再次新生,视觉文化语境下,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成为常讲常新的话题。《红高粱》从经典文学到经典电影改编的成功,无疑在经典文学的影视化改编这一领域树立了一座丰碑。小说用文字叙事,具有想象性,电影用画面叙事,具有视听直观性,在多元文化流动的时代背景下,本文通过对《红高粱》从小说到电影、从文字到影像的改编策略的再讨论,挖掘其电影改编的当下借鉴价值。

生态小说中的空间书写--以《狼图腾》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

生态小说中的空间不仅是人类、非人类生物活动的环境背景,还是被作家们有意或无意融入生态价值观念或生态伦理立场的象征系统,具体表现为自然景观书写中对自然生命主体地位的确认、对人神自然三位一体空间观念的塑造、对人与人、人与非人类生物空间冲突的表现以及对理想自然和精神生态家园的追寻。此外,空间书写在小说文本中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深化主题的重要作用。

融媒体语境下H5新闻的叙事策略研究——以中国新闻奖H5新闻获奖作品为例

H5新闻叙事是融媒体时代下的新叙事形态,梳理、分析中国新闻奖H5新闻获奖作品,发现当下H5新闻呈现游戏化、场景化以及互动化的叙事特征。这些特点颠覆了传统的新闻叙事形式,给予用户新感受、新体验。H5新闻中的多样化的叙事话语、灵活巧妙的叙事视角以及复合型的叙事结构贴合了当下受众的多元化阅读需求,但要小心掉入泛娱乐化、过分炫技等“陷阱”。

陈寅恪的“遐思”与“旧梦”——一个被遮蔽的钱谦益

《柳如是别传》以柳氏命名,流布近六十载。陈寅恪在书中不止一次故作抑扬之词,称钱谦益不是本书主角,以掩饰钱谦益作为核心章节“复明运动”真正主角的事实,实有待发覆。陈寅恪自认为与钱谦益之间有着特别的因缘,对其也存有强烈的身世类同感与学术、文化认同感。他自言于昆明得钱氏故园红豆之后“重读钱集”,“借以温旧梦、寄遐思”,即是明确指向了钱氏本人。此外,《陈寅恪集》中三次出现的“夏五”一词至为关键,却很少引起学界注意;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柳如是别传》中“红豆”意象的重要性——它不仅牵引全书结构、寄托情感,且《咏红豆并序》与《题〈有学集〉并序》一并构成全书的著述之眼,但“红豆”意象却须与“夏五”合观,才足以挖掘出它对于“陈寅恪—钱谦益”心史对应性的核心内涵。“夏五”一词实为陈寅恪有意留下的破译其撰写《柳如是别传》真实意图的暗码。

情感共同体:家庭题材影片的叙事伦理指向

电影叙事方式不是封闭的系统,其嬗递变迁既是电影艺术传统变化的折射,也是时代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在电影创作中的曲折反映。本文借助叙事伦理批评的电影观,识别近年来家庭题材片叙事技巧与叙述意图之间的修辞关系;通过分析叙事时间、叙事空间与影像修辞的运用,揭示情感共同体于叙事形式中的生成过程及其重要性;旨在探讨家庭题材影片中叙事伦理的构建方式及其对观众情感体验的影响,丰富叙事伦理研究成果,为理解家庭题材影片的社会文化意义提供新视角。

融媒体视域下非遗工艺的影像呈现与演变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非遗工艺的传播媒介不断拓展,由文字、绘画转向以影像为主体,突破专业及信息壁垒,以各类影像化的形式走进公众视野。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为非遗影像的发展创造了更多条件与机会。不仅量质齐升,并且形式多元。各媒介对于非遗影像的呈现各具特质,同时呈现出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和优势互补的发展局面。本文探讨了在新时代背景下,非遗工艺的影像在媒介呈现、叙事模式、风格基调及视听效果等方面相对于以往亦逐渐发生转变,整体朝向多元化、互动化、生活化、年轻化、娱乐化和精致化的趋势发展。

跨媒介叙事下新生代女作家小说电影改编研究——以《与往事干杯》《七月与安生》为例

新生代女作家陈染、安妮宝贝关于女性意识和女性成长的代表作《与往事干杯》《七月与安生》的电影改编是女性主义文学跨媒介实践的两种不同尝试。电影叙事伦理对原有女性成长主题的裂变和消解一方面淡化了原小说女性意识的深层内涵,削弱了女性心理空间的表现张力;另一方面从小说到电影跨媒介改编的主体性和集体性再创作又为原小说的主题重构、情节再造、人物重塑、艺术空间拓展等提供了新的可能。

参与式文化视角下虚拟主播粉丝社群文化研究

近年来,技术的赋权使“虚拟主播”成为主播与粉丝共同塑造的产物。在虚拟主播的发展过程中,粉丝作为重要角色始终参与虚拟主播的形象构建和生产过程。基于参与式文化视角对其粉丝社群进行研究与探析,虚拟主播粉丝社群文化呈现出:主导性的文化生产、高强度的粉丝黏性及强分工性的组织结构三个特点。然而,在技术革新与资本涌入的双重影响下,该社群文化存在情感异化及劳动异化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其粉丝社群内部存在行为失范及数字劳工等现象。因此,虚拟主播粉丝社群文化的引导路径应聚焦于规范行业秩序、强化平台监管、深化群体引导三个方面,共同推动其粉丝社群文化正向发展。

地理标志农产品直播电商可持续发展探析——以黑龙江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在新时代对“三农”工作的重要部署,这一举措对于推进国家和社会现代化治理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地理标志农产品在乡村振兴方面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产品本身,其内在的资源优势和文化价值更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的重要因素。在数字技术跃迁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利用直播电商有效助力地方农产品的传播与销售,为乡村数字转型工作提供行之有效的新思路,不乏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有效进路。文章以黑龙江省地理标志农产品为研究对象,拟为电商助农和乡村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借鉴。

乡村振兴战略下H省B县融媒体中心发展探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由此可见,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着眼于国家发展大局,在新的历史时期实施的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部署。作为基层宣传舆论阵地,县级融媒体扮演着打通国家舆论宣传工作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角色,其致力于服务广大农村和农民,这对于加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更好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此大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在时段推送、内容选择、用户反馈、舆论监督等方面亟须改进和加强,进而更好地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本文以H省B县融媒体中心作为研究对象,拟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借鉴。

试论明中期传奇对杂剧体制的浸淫

明中期作家对杂剧体制进行了大胆改革。他们吸收了传奇在演剧上的成功之处,同样吸收了传奇中一些符合时代思维的体制要素,在角色、题目正名、楔子、开场与下场诗等方面进行了积极调整。这些调整不仅是明代演剧的实际需要,更是戏曲发展到明代中期文人化的具体体现。在明中期曲作家的改造与调整下,杂剧体制趋于精致,更适合文人情绪的表达,也更符合明代戏曲舞台的表演。不同戏曲的体制融合在明中期杂剧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

论晚近时期陆游形象的嬗变与再塑

晚近时期陆游形象的嬗变与再塑伏脉于晚近特殊的文化生态,承载了国人对血性男儿本色与任侠尚武精神的寄托。由审美特性挖掘向政治诉求、道德价值的发现与认同倾斜,晚近文人切近时代脉搏来多方体认陆游及其文本的时代价值,陆游形象的再塑过程揭示了历史人物审美启示之外的多重价值。借助文学教育与晚近迅猛改善的媒介环境,陶铸陆游爱国、民族诗人新形象乃至英雄、战士的人格新貌。它刷新了陆游之于古典文学谱系中的既定认知,南宋历史情境中的陆游一旦被晚近民族国家意识过滤,备经晚近文人各取所需的推戴与阐发,陆游身上所包含的爱国特质与民族忧患情结成为经典诗人的重要构成,促使其步入中国古代一流诗人的行列。

复合培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媒介融合的可行之路

社会转型为传播学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铸造媒介人才的全媒体意识,探索富有专业特质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新路,已成为传播学研究生教育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应以学校特色学科为背景,优化课程设置,张扬“平台+专业”的复合人才培养特质;依托校外的实践教育基地,整合资源,改善知识结构,建立协同培养机制;构建“大传播”视野下综合性的激励、评价和考核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