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革命冲击下金融学本科课程体系改革研究*——以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为例

通过分析新科技革命冲击下市场对金融人才需求的变化,探讨与之对应的金融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具体要求,以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金融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改革为例,探索构建新科技革命冲击下为培养出适应市场需求的应用型金融人才的课程体系。

高等学校女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东省47所高校的实证分析

基于广东省47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数据,从就业能力和就业政策两个层面研究女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并针对不同高校类型和不同生源地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就业能力对于女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较就业政策显著;就业能力中的知识技能、就业政策中的政府扶持力度与创业支持力度影响较为显著;就业能力与就业政策对不同生源地和高校类型的女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影响存在差异。基于多元主体视角,本文提出,政府建立多维度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与健全生育保障制度,高校加强在校女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教育,企业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与加强企业制度保障,女大学生树立危机意识和重视个人就业能力等,均有助于其就业质量的提升。

红色英模精神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以阮啸仙人物主题教育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红色英模人物是宝贵的教育资源,用红色基因铸魂育人,是高校思政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以阮啸仙人物主题教育为例,以“思政+专业”的设想,探索红色英模精神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路径,构筑“1+6”红色英模人物主题教育项目,从而提升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度和感染力。

广东省热带作物政策性保险发展水平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分散和化解农业风险的有效措施。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和障碍度模型,评估热带作物政策性保险的发展水平,并探究其制约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热带作物政策性保险的综合评价不高,其中,经济发展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户对政策性保险的评价总体高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进一步探究发现,保险信任度及保险在种植投入产出中的作用是制约农户对热带作物政策性保险评价的主要因素。基于此,为了推动热带作物政策性保险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不仅需要不断优化保险定损标准,强化保险宣传力度,还需要兼顾经营主体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

绿色金融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基于“市场-政府”双螺旋支持下的效力检验

借助《绿色信贷指引》这一政策事件,结合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基于双重差分的准自然实验方法,检验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有效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对于国有企业、低碳试点城市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财务状况、优化企业投融资行为并改善市场主体的外部预期,这些都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特别地,绿色信贷政策离不开“市场-政府”双螺旋的重要支撑,在有效的市场化环境和有力的财政科技支出支撑下,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边际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国有股权参与能否促进民营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行业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进行绿色战略转型,特别是重污染行业,其绿色技术创新直接关系到我国企业能否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本文选取2008~2020年重污染行业中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利用Tobit模型研究国有股权参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研究表明:国有股权参与能够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国有股权参与能够通过优化企业外部资源配置、改善内部治理结构来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从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差异、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差异均会影响国有股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乡村振兴视角下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路径探析——以广东省河源市为例

红色文旅产业的发展是革命老区旅游业提质增效促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之一。河源市作为广东省内的革命老区之一,目前其红色文旅产业发展面临着红色资源利用开发程度不足,红色文旅项目单一,产业从业人员不足,城市红色文旅名片知名度低以及红色文旅招商引资项目稀缺等困境。本文基于现实困境,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河源市红色文旅产业发展路径:合理开发利用红色资源,深挖文旅项目红色文化内涵;启动多项“红色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拟定象征性的“红色标签”;推进当地高校文创产业学院的建设;创新与完善招商引资机制,建设独具地方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看广东”专题② 佛山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广佛同城”的视角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佛山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本研究通过建立价值型投入产出模型,从实证方面考察了“广佛同城”背景下佛山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现状与潜力。研究结果表明:交仓邮政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对佛山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起着显著的支撑作用,但信息传输、软件和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影响不显著,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影响为负,广佛服务共享对佛山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应大力推进广佛同城的进程,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优化佛山制造业结构,实现佛山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企业债务风险及其异质性的甄别与对策——以广东省为例

企业杠杆率高不一定面临较高的债务风险,其债务风险还与自身的偿债能力紧密相关。文章以广东省非金融企业为样本,研究其债务风险及异质性。首先,对广东省企业杠杆率进行了统计分析,包括总体杠杆率、重点行业企业杠杆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杠杆率、经营杠杆率和金融杠杆率;然后从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等两个维度甄别广东省企业债务风险。研究结果发现,2010年后,整体上广东省企业短期债务风险较为严峻,长期债务风险可控且较小;重点领域行业,房地产企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债务风险最高。其次,是贸易类企业,是规模以上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短期债务风险较大;经营性债务风险的控制效果要好于金融性债务风险。最后,从建立企业债务风险统计监测制度、区分债务风险的行业特征以及债务风险的经营性和金融性特征等几个维度,提出了对策措施。

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采用沪深A股2009—2021年数据,利用Python爬虫技术构建不同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研究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ESG表现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会提升企业ESG表现,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促使企业保护生态环境、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治理能力,最终改善ESG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更高、中西部和北方等自然资源丰富地区、民营企业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的影响会更为显著;在采用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更换自变量和更换行业划分后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进一步验证了国家制定“双碳”目标和数字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也为我国企业在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要素自由流动已成为我国跨区域合作的重要方法与途径。本文在分析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选取了我国2005—202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要素流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呈下降趋势;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技术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东部地区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中国金融风险压力与央行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都明确指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维护金融稳定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文章选取了8个金融子系统市场中的资产利差、资产价格波动率、债务率作为风险指标,采用时变权重构建中国金融风险压力指数来测度中国金融风险,并将其引入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模型,分析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结果表明:“稳物价”“促增长”“防风险”都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总体货币政策规则为:当通货膨胀较为严重时,会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当金融风险压力较大时,会执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当经济增长较快时,会执行顺周期的相对扩张的货币政策,但会较为谨慎,在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同时,名义利率没有明显的下降,反而有稍微的上升。当三个目标没有冲突时,中国人民银行会执行明确的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当三个目标有一定冲突时,中国人民银行会根据现实情况执行稳健、适度偏紧或适度偏松的货币政策。

企业ESG表现与金融化——结构特征、机制分析与政府环境关注度下的效果评估

ESG是新时代新阶段下企业高质量发展在环境、社会和治理层面的新导向、新变化。借助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11—2022年数据集,检验企业ESG表现提升能否对企业金融化形成治理效果。从实证结果发现,企业ESG表现水平越高,则企业的金融化水平越低,上述结论经由多重检验后依旧成立,特别地,企业ESG表现对于短期金融化而言具有更为明显的抑制效果。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提升能够有效降低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的金融化水平,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则不明显。通过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提升,有助于改善市场对企业的预期并降低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这些改善都为企业ESG活动治理企业金融化提供了良好助力。特别地,在较强的外部政府环境关注度影响下,企业ESG表现对金融化的治理作用得到明显加强。鉴于此,本文从政府、市场和企业三个维度提出了政策建议,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下引导企业内生地治理脱实向虚偏向提供支持。

基于高质量决策支持的管理会计报告体系构建实例研究

数智化时代,加快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建设高质量决策支持系统对企业管理层越来越重要,文章针对某央企QK公司管理会计报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别从战略层、经营层及作业层三个维度构建了管理会计报告体系,同时,根据QK公司不同管理层级的职能和信息需求,在构建管理会计报告体系时,设计了相应的报告层次,并对报告使用方式提出了建议。研究成果对管理会计报告在各类企业的应用及体系构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也为我国企业构建世界一流管理会计体系做必要的准备。

中国婚姻预期寿命城乡演变研究

过去几十年间,随着中国人口的婚姻推迟,离婚率上升,各婚姻状态的预期寿命发生了很大变化且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文章基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199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使用Sullivan方法测算中国城市-镇-乡村人口的未婚、在婚、离婚和丧偶四种婚姻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重点研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城市-镇-乡村人口的四种婚姻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是增加还是减少?差异有多大?差异是扩大还是缩小?第二,使用因素分解方法解析四种婚姻状态的分布变动与死亡率下降对城市-镇-乡村人口婚姻预期寿命时期差异的不同贡献。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城市-镇-乡村人口的未婚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均在增加,主要是青年期平均未婚年限增加;乡村男性未婚预期寿命占比远高于城市与镇,乡城差异较大且在扩大;城市女性未婚预期寿命及其占比最高、乡村最低,城乡差异较大且在扩大。其次,城市-镇-乡村人口在婚预期寿命增加,主要原因是老年期平均在婚年限增加;但占余寿的比重减少,主要原因是青年期平均在婚年限减少;乡村男性的在婚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最小、镇最大,镇乡差异较大且在扩大;乡村女性在婚预期寿命最短但占余寿的比重最高,城乡差异较大且在扩大。再次,城市-镇-乡村人口的离婚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增加,主要原因是中年期平均离婚年限增加;镇男性离婚预期寿命及其占比最低、城市最高,城镇差异较小但在扩大;乡村女性离婚预期寿命及其占比最低、城市最高,城乡差异较大且在扩大。最后,城市-镇-乡村人口的丧偶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的比重均在减小,主要原因是老年期的平均丧偶年限减少,城镇乡差异较小且在缩小。分解发现年龄别未婚和离婚比例上升是城市-镇-乡村未婚预期寿命与离婚预期寿命增加的主要原因;死亡率下降是城市-镇-乡村在婚预期寿命增加与丧偶预期寿命减少的主要原因。

产业协同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高、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区域,承担着探索经济转型的重任。金融作为基础性的因素,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利于促进金融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协同发展。运用2013—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该区域金融发展与产业转型之间存在稳定的促进关系。基于此,提出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和一体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以及通过政策引导促进湾区内的均衡发展等对策和建议。

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于人口红利拐点来临的约束视角

在人口红利拐点下,分析了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协调的理论机制,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构建了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回归模型,在人口红利拐点的背景下,深入探讨了劳动力流动和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趋向于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这会加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产业集聚对提升区域经济水平有积极作用;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流动对优化劳动力配置和缓解老龄化压力尤为关键;分区域分析则揭示了不同区域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差异化推动作用,其中上游区域的劳动力市场活跃度和下游地区的市场成熟度及人才优势是推动各自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新发展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互动机制研究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是我国新发展阶段践行区域协调发展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文章分析了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然后从交易效率、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和再次分配角度阐释了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机制,探讨了城市群发展水平提升在意愿、需求和能力三个方面对于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影响。最后,提出新发展阶段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实施对策。

广州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

目前,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汽车产业发展趋势,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本文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出发,分析广州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驱动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广州新能源汽车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建议。

全球价值链调整与“湾区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策略调适

发达经济体启动“再工业化”战略,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旨在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这使“湾区制造”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面临“嵌入遭低端锁定”和“攀升遭围追堵截”的双重发展困境,其伴随而来的“负面效应”“外部冲击”“发展不均”“攀升压力”等,使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的发展出现产业结构待优化、高端制造影响力欠发挥、“中心—外围”协同发展合力不足、高端制造业潜能待激发等突出问题。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需构建“战略—模式—产业—市场”四位一体的发展策略,重构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贡献“湾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