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广东金融业结构调整、转型机遇与政策路径

疫情全球蔓延愈来愈显现其影响的长期性,可能成为冲击全球金融市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乃至影响全球历史进程的标志性事件。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当前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疫情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稳步推进,经济活力逐步提升。但境外疫情的持续蔓延令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陡增,进而对金融业发展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鉴于此,广东省金融业需要防范前期影响实体经济部门造成的风险传导至金融部门。其关键在于配合好中央政府逆周期调节政策节奏,提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度,从总量和结构同时入手,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转"疫"为机,以"稳预期"为首要目标,以"降成本"为重要抓手,以"促发展"为核心驱动,以"防风险"为基本底线,多管齐下,切实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助推广东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科技创新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理论分析框架与区域实践

本文以金融科技创新为切入点,考察其能否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在理论分析这一机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31省市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区域间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受到周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影响;金融科技创新借助技术优势缓解信息不对称,其衍生的创新性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新业态和金融新业务模式助力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在空间知识溢出传导下,金融科技创新能有效提高周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从金融科技视角考察"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路径,借助技术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宽区域间技术知识溢出通道,设计金融科技发展的创新驱动政策,夯实金融科技创新推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长效机制,以保障经济高质量运行。

中国“去杠杆”与区域金融风险防范研究——基于杠杆率的区域结构差异视角

本文以2010-2015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为样本，从债务规模、变化和结构三个维度评估政府、企业、居民、金融四个部门的区域影响，进而考察东、中、西及东北的区域杠杆率变化与金融风险产生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各区域各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增速和结构存在异质性，其中金融部门杠杆率增速以东部区域为首，其居民杠杆率也最高，东北区域的政府杠杆率最高，西部区域企业的杠杆率增长最快；造成债务分布不均衡的核心在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引致的产业结构同构，进而影响当地的资产价格变动带来的区域金融风险。

互联网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效率——基于VAR脉冲响应方法的实证分析

近几年,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决策层、监管层、学界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互联网金融作为当前一种特有的爆发性发展的新业态,其对现阶段我国金融效率的影响如何尚无定论。考虑到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金融创新直接影响金融效率,可从传导机制入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与金融效率提高之间的关联性和影响机制进行分析。而基于省际面板和第三方网络支付时间序列数据,利用VAR模型脉冲响应方法实证分析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效率的影响和冲击可以发现,从静态来看,互联网金融对区域金融效率的平均影响并不显著;从动态来看,尽管互联网金融对区域金融效率的影响大部分都是负向的,但这种负向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缩小;分区域来看,互联网金融对东部地区金融效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不同。因此,为早日完成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传统金融部门应当在系统认识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及其与区域金融效率关系的基础上,适应经济增长需要,积极主动迎接新生事物,提高自身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而言,就是要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协调好金融创新与审慎监管策略之间的关系,化解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区域路径依赖。

金融科技、市场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金融科技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金融与前沿技术融合的新产物,能对实体经济转型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和外部重要条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科技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驱动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有效提升财务配置质效、激发数字技术创新活跃度并强化风险平滑能力,这些都能有效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特别地,良好的外部市场化环境是充分释放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驱动力的重要条件。本文结论为优化金融科技发展、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完善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金融市场化改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利率市场化的中国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微观经济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这离不开高质量金融供给的支持。基于2007—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利率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路径。实证发现,利率市场化能够显著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于非国有企业的驱动效果更为突出,但对于科技属性企业的支持力度并未展现出特异性的支持偏好。机制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降低企业杠杆,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利率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应着力营造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进一步提高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效果;金融机构应主动适应市场化定价方式,加大创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动投贷联动;企业应当侧重将金融资源注入创新项目,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数字金融与企业研发投入——结构差异、渠道检验与市场化程度下的效应识别

基于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渠道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驱动企业提升研发投入强度,对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投入驱动效果更为显著,并能有效校正传统金融存在的属性错配和行业错配问题。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优化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为企业研发投入提供外生动力,有效提升股价信息含量,克服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在市场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企业研发投入带来更为显著的驱动效果,发挥较为突出的补足市场短板功能。研究结论为优化数字金融的发展、提振企业创新动能提供了可靠经验和政策启示。

金融市场化改革与企业“短贷长投”——基于利率市场化视角下的中国经验

基于中国新发展时期对经济转型的要求,本文借助2007-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利率市场化对企业“短贷长投”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短贷长投”行为,对不同属性企业的“短贷长投”行为有着异质性的效果差异;从影响机制来看,利率市场化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又能够帮助企业降低金融杠杆,维护财务稳定,从而抑制企业的“短贷长投”行为,而政府层面的金融监管能够更大程度发挥利率市场化抑制异质性企业“短贷长投”的功效。

金融监管能否治理企业房地产投资:效用识别与机制检验

基于2009—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地方金融监管对企业房地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监管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房地产投资强度。微观层面的渠道机制研究发现,在股价信息含量较高的情况下,金融监管更能有效抑制房地产的投机行为,克服企业在“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形下的房地产投资偏好。宏观层面的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货币供给抑或是金融部门都会对企业房地产投资起到驱动效果,而金融监管的存在则很好地校正了上述偏误。结合当前实体经济的“脱实向虚”特征,治理企业房地产投资势在必行,开展有效监管和创新监管,能够规范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活动,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金融化影响技术创新的期限结构异质性研究——理论模型推演与中国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经济创新驱动转型的现实要求,针对企业金融化对自身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文章首先建构了企业投资活动的稳态模型,研究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并将金融化期限结构差异视角引入了模型之中,得出了金融化期限结构差异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地,借助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集进行验证。研究发现,企业长期金融化行为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并不足够明显,而短期金融化则有着明显的创新减益效果,从而发现了金融化期限差异下的结构性表现,也进一步拓展了现有文献对于“企业金融化-技术创新”的视角。有鉴于此,不能简单对企业的金融化行为进行“一刀切”式的管理,应根据企业金融化的期限结构差异,制定具有精准导向的政策体系,才能有效中和乃至逆转企业金融化对研发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如何影响金融市场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作为中国政府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工具,会显著影响经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本文基于中国2007—2017年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分析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如何影响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会对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显著成立。从影响机制来看,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的提高,宏观上会导致地方政府的干预力度加强并带来更为严重的财政不平衡;微观上会加剧企业的过度投资倾向并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这些都导致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水平的进一步提增。本文还发现,地方政府激励结构显著地影响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作用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效果:在“为增长而竞争”和“层层加码”的导向下,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不利冲击更为明显,但随着新时代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流,这种行为激励结构出现了一定的转变端倪,并降低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风险乃至金融市场稳定的负向冲击。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政府经济管理行为提供重要线索,并为政府制度优化和经济增长提供相关启示。

企业金融化与绿色转型研究:机制识别与政策优化

实体企业金融化往往会对其经营管理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实体上市企业年报和财务数据(2007—2020年),构建其绿色转型指标,进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确证了金融化对绿色转型的影响与机制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会对其绿色转型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其中短期金融化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特别地,这一冲击对重污染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更为显著。通过机制识别,研究发现上述冲击影响主要通过恶化财务状况、提升企业风险并降低企业预期等渠道导致企业绿色转型水平下降。进一步地,通过政策优化(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制度)支持,上述负面效应将被显著削弱,这也说明金融体制机制的优化是降低企业金融化负面效应,提升其转型升级动力和意愿的重要路径。

金融部门高杠杆致因的空间结构研究

选取2010—2015年全国30个省级区域的金融部门杠杆率作为样本,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和溢出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金融部门杠杆率的空间结构及区域间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金融杠杆水平存在空间相关和异质性,但区域间杠杆变化的联动机制和影响因素的显著性错综复杂,具体而言,本区域的经济增长对本区域杠杆率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而对外区域的杠杆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金融波动的作用则恰好相反。同时,通过添加经济增长和金融波动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一步考察不同区域的企业高杠杆形成机制的相异性。据此提出优化宏观货币政策操作、强化区域金融机构监管和把握金融去杠杆的节奏和步伐的政策建议。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与机制——基于“发展方式——政绩考核——政府行为——经济效应”范式的分析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中国政府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与实现会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主要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下,GDP增长率成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并形成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在此情形下,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与实现目标的硬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可能过多干预地区经济以确保目标实现,而这种干预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以2007—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越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过高,会促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张、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化和技术市场发展相对迟缓,并驱使企业加大实物资本投资力度、提升杠杆率和降低财务稳定性,这些都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会引发"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加码"行为(超越国家目标和区域目标)和"五年规划"考核临近带来的考核压力加大,都会强化"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关系;在地方政府竞争体系中,"为增长而竞争"的相对弱化和"为创新而竞争"的相对强化可以有效改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错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结构性调减,并有效弱化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创新"的负向关系。因此,要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制改革,优化地方政府竞争体系结构;各级政府用重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审慎制定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适配度,疏通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堵点。

中国杠杆率结构联动分析——基于部门分化和区域分异双重视角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的趋缓与结构转型的推进,我国总杠杆率水平急剧攀升,且受债务驱动增长模式及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等因素影响,我国杠杆率与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之间作用机制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考虑到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与金融资源分布错综复杂的客观现实,要正确理解杠杆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而制定积极稳妥的去杠杆政策必须考虑区域因素和部门因素。以2010—2016年全国30个省市区(不包含我国西藏和台湾地区)的总杠杆率、分部门杠杆率、金融波动及经济增长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基于部门分化和区域分异双重视角对我国杠杆率结构变动关联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区域杠杆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但各部门杠杆率变动与本区域及其他区域总杠杆率变化的联动机制不尽相同。总体而言,金融杠杆率对总杠杆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其他部门杠杆率对总杠杆率的推动作用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表现。因此,为实现稳增长与去杠杆之间的平衡,决策层应基于不同区域或部门影响机制,根据区域杠杆结构特征、经济结构调整进度及金融稳定程度制定差异化政策,通过影响和引导市场主体杠杆变动幅度和方向来实现稳增长与去杠杆的平衡。具体来讲,一是去杠杆必须注重区域间差异化政策的求同存异;二是去杠杆必须注重部门间杠杆波动的组合规律;三是去杠杆必须注重监管与宏观政策的合理选择与匹配。

城市群政策能否促进区域金融协调发展?——基于方言视角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区域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本文试图解释城市群政策对金融协调发展的影响,并深入探究其中的机制路径。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有效提升了地区的金融发展质量,一方面提升了金融发展总量,另一方面弥合了地区间的金融发展差距,由此实现了总量和均衡的双重拟合。进一步地,本文确证了方言一致性在整体上有助于城市群政策发挥积极作用,不仅在城市群内部促进了金融协调发展,还在城市群分割处弱化了由城市群政策带来的市场分割效应,体现了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金融要素"之间扮演的重要角色。从机制上看,与城市群密切相关的地方文化--方言,更多的是通过经济个体间的身份认同(信任)来促成地区间的金融协调发展。鉴于此,本文认为对城市群的划分和发展,不仅要考虑地理距离,还应考虑以方言为代表的文化距离,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识别的经验证据

供应链金融作为创新型金融产品,能够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对绿色发展时代下的企业转型需求有重大支持功能。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基础,探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裨益,且对于不同禀赋特征的企业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效果。机制研究表明,供应链金融能够改善财务状况、平滑创新风险、提升创新能力以及改善企业预期,这些都有助于企业绿色转型进程的加快。特别地,供应链金融在金融集聚水平较低、市场化进程较为缓慢、环境污染相对严重的情形中,能够有效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展现出了在薄弱外部环境中强有力的“补短板”功能。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优化、引导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也进一步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建设“绿色中国”战略提供了政策启示。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中国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基础,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显著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研究发现,这种制度改革能够通过改善企业财务、提升内部稳定性并强化创新活力,由此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地,金融改革试验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金融监管较强的情境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地,本文基于金融体制机制改革的着力点、协作联动、渠道机制和监管治理等视角,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能否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效用识别、特征机制与监管评估

针对缓解企业融资困境的现实要求,本文采用2011-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数字金融视角切入,深入考察其与企业融资困境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至关重要,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缓解效应将得到显著加强;在考虑到企业自身属性的条件下,数字金融发挥的融资缓解效果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地,数字金融不仅能通过改善融资结构和市场化水平等宏观路径缓释企业融资约束,也能借助降低企业融资费用和杠杆水平等微观路径缓解融资约束;特别地,相较于数字金融弱监管环境,在强监管环境下数字金融的融资缓解效应更强,同时也更有益于疏通宏微观传导机制。为此,应围绕数字金融政策扶持、金融领域创新赋能、监管科技体系建设等方面内容,重点关注数字金融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有效纾解企业融资困境。

中国P2P网络借贷省际金融监管强度竞争及其实证分析

以2014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第一季度的P2P平台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省际间P2P平台金融监管规制强度差异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进而探讨了对区域金融资源竞争问题。结果表明:第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P2P平台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中部地区则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关系。第二,东部地区由于其金融发展占据先导地位,其P2P平台资源集聚程度较中部地区显著。第三,东部地区P2P平台对金融资源初始禀赋更加敏感,这促使中部地区在竞争中不得不采用更加宽松的金融监管规制强度。第四,地区开放程度等因素能够促进P2P网贷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