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古蜀文明,考古天府文化——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度考古汇报会综述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度考古汇报会已于2018年2月2日举行,共有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汇报会。此次考古汇报会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2017年度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回顾总结。会上既有对跨年度考古遗址2017年度发掘工作的汇报,如贵州省贵安新区招果洞洞穴遗址、宝墩遗址、大邑高山古城、三星村遗址、双元村春秋战国墓地等遗存,也有新的重要考古发现的介绍,如郫都区指路村遗址、成都光华村墓地、新津县五津镇桥津社区(老县城)遗址、龙泉驿大面镇南宋高氏家族墓、成都群众路唐宋墓葬等遗存。通过此次汇报会,也让我们了解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动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环境考古、空间信息技术等科技考古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圆角方孔形铜器研究

通过对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15件圆角方孔形铜器的形制特征、合金成分和金相组织的分析,认为圆角方孔形铜器的用途应为祭祀中的礼仪用器,其形制与合金成分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锡铅比越小,矩形度越大。金沙遗址出土的圆角方孔形铜器与三星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研究的15件圆角方孔形铜器应为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过渡时期的产物。

考古遗址所见成都平原史前洪水与治水

在系统梳理成都平原地区史前考古遗址中所见古洪水证据的基础上,对古洪水发生的规律及背景因素进行分析。现有证据表明:成都平原史前古洪水多发生在宝墩文化晚期及十二桥文化时期,且多集中在4.0 ka BP及3.0 ka BP两个时间节点前后,与长江、黄河流域古洪水记录具有同步性。一方面可能与成都平原地区的地理水文要素有关;另一方面,4.0 ka BP和3.0 ka BP前后古洪水记录增多可能与4.2 ka BP及2.8 ka BP全球性气候灾变事件有关。通过探讨古蜀先民治水思想及治水技术的发展,认为古蜀先民在与洪水作斗争的过程中治水技术和治水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古蜀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先民不断治水并总结经验的过程,其治水技术的进步和治水思想的提高最终成就了伟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古蜀文明探源系列之十一:何以天府之国:成都石犀与李冰治水

2012年8月,为配合四川大剧院的修建,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院址所在地开展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该地块位于成都市天府广场东北侧,这一带曾属于秦汉以来大城的范围,明代时又处于蜀王府皇城的东南隅,历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遗址发现有战国至明清的文化遗存,类型包括灰坑、灰沟、城墙、角楼、道路、排水沟、房屋、水井、建筑台基等,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钱币、建筑材料等遗物。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于灰坑H99中的大型圆雕石犀形兽(下文简称“石犀”)。

成都平原中——晚全新世环境考古研究进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都平原环境考古工作在聚落选址与地理环境、古气候与古蜀文明发展、灾变事件研究及史前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研究表明: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出现与当时的地理环境应有很大关系;成都平原中—晚全新世以来气候整体温暖湿润,其中有多次气候波动和降温事件发生;古洪水、古地震等自然灾害与古蜀文明发展的关系很密切;基于成都平原诸多先秦遗址的人地关系综合研究表明,河流、地貌、气候等因素与史前聚落变迁有很大关系。总体上,成都平原环境考古工作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受限于研究材料和方法,目前仍然缺乏高分辨率古环境演变规律的研究成果;自然灾害与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古文化演变的一些重要节点的耦合关系仍不明确;今后还需要加强与河流地貌有关的聚落环境考古研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分析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关系以及定量和模型化研究史前人地关系也将是未来成都平原环境考古工作的重要内容。

成都平原环境考古调查与研究

随着成都平原地区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先秦时期人地关系问题逐渐引起重视。近年来在宝墩遗址、金沙遗址、高山古城、红桥村遗址等一些典型遗址开展了环境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在古气候与古蜀文明发展、古洪水、地貌与聚落变迁等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研究表明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先民在活动空间的选择上呈现一定的避水现象,洪水是影响古人活动空间选择的主要因素。季风的减弱、气候的不稳定、突发性的洪水以及稻作农业的传入等综合因素可能是古蜀先民从山前地带走向成都平原的主要原因。在今后研究成都平原先秦时期人地关系时需要综合考虑古气候、河流、地貌,灾害等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

三星堆出土象牙多层级结构及失水过程研究

由于长期埋藏于潮湿的地下环境,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土的象牙含水率高,且存在本体断裂、表面开裂和剥落等问题,保存状况差。出土后的象牙极易快速失水,而发生开裂和粉化等不可逆的损害。为明确三星堆出土象牙的保存现状,采用光谱、能谱、电镜、纳米压痕等测试手段,深入解析了2021年三星堆遗址3、4、7和8号坑(K3、K4、K7、K8)发掘出土象牙的组成、结构及失水过程。结果表明:三星堆遗址四个坑出土象牙的主要物相为碳羟基磷灰石[Ca_(10)(PO_(4))_(3)(CO_(3))_(3)(OH)_(2)],有机纤维蛋白成分基本消失殆尽,形成了以介孔为主(孔径分布在3~50 nm)的孔隙结构,且孔隙被大量水分占位,其中,K3出土象牙(K3XY-54)和K4出土象牙(K4YW-289)热重所测含水率分别为43.8%和43.4%;四个坑出土象牙均存在片状和针状晶体结构,其中K3XY-54以针状晶体结构为主,并呈现出明显的取向生长,K4YW-289呈现晶体聚集,其晶体尺寸厚度明显增加;出土象牙表面和内部吸附水的挥发使象牙微观结构产生内应力,从而造成出土象牙干裂、粉化等不可逆损坏;采用纳米压痕技术,初步探索了出土象牙在糟朽状态下表面微观硬度的变化,其中K4YW-289经失水前后的表面微观硬度变化差异最大(饱水状态0.090±0.049 GPa,失水后1.553±0.312 GPa),这可能与其组分结构内吸附水含量较少和高泥化现象有关,结合K3XY-54、K7XY-43和K8XY-11-13研究可发现出土象牙在失水前后微观硬度和弹性模量受组分结构-失水速率关系的影响较大。对三星堆出土象牙多层级结构和失水过程的初步研究结果为其后期实施有效保存和本体加固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和参考数据。

四川成都双元村五座东周墓发掘简报

2016~2018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街道双元村发掘了一处东周墓地。其中M19、M23、M99、M139、M215等五座墓葬共出土浴缶、喇叭口罐、盘口罐、尖底盏、釜、豆等陶器57件,出土鍪、盘、带鞘剑、剑、钺、戈、斤、凿、削刀等铜器67件。五座墓葬从春秋晚期、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晚期,随葬品变化明显,为探讨开明氏蜀国的历史进程、丧葬观念的变化以及蜀楚、蜀秦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移动式三维激光扫描系统在崖墓考古绘图中的应用

崖墓是四川地区具有地域特色的丧葬形式,数量众多,分布范围广泛。在分析墓葬间的空间分布关系方面,传统测量方法存在作业效率低、总体精度差等问题。因此,以新川创新科技园屈家山2号文物点为例,首先采用基于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技术的移动式三维激光扫描系统获取点云数据,再利用专业软件准确绘制墓葬分布图,并与测距仪测量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移动式三维激光扫描系统可明显提高绘制崖墓分布图的作业效率,且满足测量精度要求,在考古领域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屈家山Ⅱ号墓地崖墓墓道填土研究及相关启示

墓道是汉晋时期崖墓的重要组成部分,墓道的回填过程和堆积形态含有重要的信息。借鉴探方的发掘方法对成都屈家山Ⅱ号墓地崖墓的墓道进行发掘,发现许多崖墓的墓道填土有多个堆积层次。研究发现,崖墓墓道填土的堆积层次与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型式分组之间有着互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多室崖墓合葬的层位学证据。

茶马古道上的文化珍珠:观音阁保护与利用研究

一、引言本研究以《茶马古道——观音阁保护规划》为例,旨在探讨在城市老城区规划制定过程中,如何有效地保护和利用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分析和评估文物保护单位在城市老城区规划中的关键作用,探索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如何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2018年,笔者参与编制《茶马古道——观音阁保护规划》,并于2022年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正式通过批复。通过该案例的分析,本文将提供对其他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在城市规划中的关键评估和策略的参考,旨在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为实现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和谐共生提供策略建议。

成都金堂李家梁子M23号墓石棺构件矿物组成及风化机理研究

成都金堂李家梁子M23号墓出土的汉朝石棺存在表面粉化、剥落等病害现象,急需保护修复。现场调查表明,该石质文物风化病害主要表现为裂隙状风化、页片状风化、粒状风化、粉末状风化等。本文借助X射线衍射(XRD)、偏光显微镜、扫描电镜等对金堂石质文物进行了微观成分及结构分析。结果表明,文物材质为红色砂岩,其碎屑物主要为石英、钠长石、岩屑和少量云母,胶结物以钙质为主,含少量的炭质及泥质。该砂岩产生风化病害的主要原因是钙质胶结物的溶解流失及泥质胶结物遇水的崩解,同时还受岩屑、长石类碎屑风化蚀变的影响。该研究可为石棺的后期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基础科学数据。

古代与现代柏木的水分吸附热力学比较研究

【目的】探究考古木材与现代木材在水分吸附热力学方面的不同及原因,旨在提高出土饱水木质文物的尺寸稳定性,可以为出土饱水考古木材的保护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古代与现代柏木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和傅里叶红外光谱表征试材的微观形貌和化学基团;利用动态水分吸附分析分别测定25和50℃下的试材吸湿和解吸等温吸附曲线,并基于Hailwood-Horrobin水分吸着理论进行拟合,结合Clausius-Clapeyron公式分别计算试材的微分吸着热Q_(S)、自由能变化ΔG及微分吸着熵ΔS,分析考古试材与现代试材在吸附热力学量的差异。【结果】与现代木材相比,考古木材的细胞壁腐朽明显,产生大量细胞壁孔洞,并有菌丝体的存在。考古木材纤维素、半纤维素降解严重,而木质素相对含量升高,且极性基团−OH、−COOH含量减少。在一定温度下,考古木材的平衡含水率大于现代木材,而Q_(S)、ΔS值均低于现代木材,并在含水率5%处产生拐点,该拐点对应单分子层吸着水达到饱和;另一方面,考古木材和现代木材的ΔG值差异不大;考古木材在吸湿平衡态下Q_(S)、ΔG、ΔS值小于解吸平衡态的值。【结论】考古木材在经历长时间腐蚀后,细胞壁结构产生腐朽;与现代木材相比,考古木材纤维素、半纤维素降解程度最大,考古木材对水分的吸着减少;考古木材的吸湿性大于现代木材,而热力学值偏低;考古木材存在热力学吸湿滞后现象。

成都平原史前时期植物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以宝墩古城遗址和高山古城遗址为例

成都平原系统的植物考古工作始于2009年,通过以浮选法为主的植物考古工作方法,从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明代的数十处考古遗址中提取到大量的植物遗存,为讨论成都平原各时期的农业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从宝墩古城遗址和高山古城遗址这两处成都平原早期的典型史前遗址里采集到的大量的植物样品,对认识成都平原最初的农业形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受到来自多个方向上的影响,其构成较为复杂,而植物考古对厘清其中的关系是大有可为的。

四川成都双元村春秋墓M180、M185发掘简报

2016年3月~2018年7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白江文物保护中心联合组队,在成都市北部的青白江区大弯镇共抢救性清理274座东周墓葬。其中M180、M185两座墓葬为船棺墓,共出土陶罐、尖底盏、器盖等各类陶器24件,铜敦、剑、戈、矛、钺、斤、凿等铜器33件。两墓年代为春秋晚期,丰富的随葬品为释读巴蜀图符的性质及探讨东周时期古蜀社会、文化变革等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成都王家堰旧石器遗址第1地点发掘报告

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位于成都双流牧马山台地北部缓丘之上。遗址发掘出土石制品82件,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石器等,此外还有大量未经加工的完整砾石。石制品原料主要来自附近河滩砾石及牧马山组下部砂砾石层,以石英岩为主,附少量脉石英。石核剥片均采用硬锤法,主要为单台面石核,另有少量双台面石核。石片的尺寸变异较大,少量石片具有制作手斧等重型石器的潜力,石片台面以石皮为主。部分石片边缘可见明显的破损痕迹,可能为使用所致。石器以重型类为主,其中包括手斧和手镐等类似阿舍利技术风格的石器类型。初步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古人类活动的时间不晚于距今8.9万年。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的发现和发掘,拓展了成都平原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为进一步了解和探索成都平原早期人类的生存策略及旧石器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2017年度成都田野考古工作回眸

2017年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田野考古工作成果丰富,成都平原史前城址考古勘探发掘和商周时期聚落遗址的发掘工作均有重要发现;以郫都区古城镇指路村为代表的战国至汉聚落遗址发掘工作填补了相关学术空白;成都地区战国秦汉至明代墓葬的发掘工作新资料频现;成都与凉山州、成都与阿坝州区域文化合作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再传捷报;成都地区的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及大遗址保护工作也有重要进展;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圆满召开。

共克时艰,砥砺前行——2020年度岷江流域考古工作综述

202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考古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岷江流域的史前聚落考古、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考古、战国至明代古遗址及古墓葬的考古、古代手工业考古、城市考古发掘、以招果洞遗址为代表的西南考古等均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本年度岷江流域的考古学术研讨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是丰富多彩。《郫县波罗村遗址》等考古报告及众多简报的发表,将有力地促进岷江流域的考古、历史文化研究工作。

体用范畴下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认定及命名--以南充七宝寺为例

以南充七宝寺为例,用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体用观”来对各价值要素进行构建,表明该文保单位用“南池书院”命名优于“七宝寺”,并提出体用范畴下价值认定的基本模型,即在“体用有别、体用不二”的逻辑基础上展开。“体用有别”重点在于对象的“体”是什么,是价值认定的必要条件;“体用不二”重点在对象的“用”的要素评价,是保护利用的充分条件。构建体用范畴下的价值认定方法、探讨文物保护的体用观,是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化的当代哲学思考。

庆百年华诞,结累累硕果——岷江流域2021年度考古工作大观

2021年恰逢中国考古学百年华诞,岷江流域的年度考古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精彩纷呈,岷江流域及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取得历史性突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再醒惊天下”,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持续推进,汉代至明代考古也有新收获,西南考古工作再获佳绩。系列学术研讨活动成功举办,本年度还出版发表了一大批岷江流域的田野考古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