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加强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作为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重要根基与源泉,至今没有充分发挥应发挥的学术作用,也没有取得应取得的学术成就,并且还没有引起教育技术学界应有的重视。而偏向工具应用、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所产生的不良表现却大面积地存在并严重影响了教育技术学科健康发展,更严重的后果是误导了整个教育领域对教学媒体的认知。缺乏基础理论研究使教育技术学科失去了根本定力,致使教育技术学界乱象丛生。为走出学科危境、战胜学科困阻,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目的是给教育技术工作者以人性的陶冶、价值的体悟和视野的拓展,唤醒他们对教育技术意义、价值、理想、伦理、行为等的理性审思,提升他们对教育技术的认识高度。文章聚焦探讨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提出了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和研究范畴,旨在为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者提供参考。

财政投入与幼儿教育公平性研究

幼儿"入园难、入园贵"的原因在于学前教育的投入较少且不均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国五条"和"国十条"的颁布,使我国学前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前教育属于公益性教育,政府必须投入,但在现有条件下,仅靠政府投入难以满足全体幼儿接受公共幼儿教育的需要,因此,必须发挥财政投入的杠杆作用。一方面,要将经费投向最急需幼儿教育的农村举办公办幼儿园;另一方面,又要在城镇投入一定量的资金,补助合格的民办幼儿园,从而吸纳更多的资金发展公共幼儿教育,以保障我国学前教育在发展的同时还能确保公平。

“前车之鉴”对教育数字化的启迪

出于对追赶世界一流的渴盼,近代中国长期不懈地关注器物文明。对这种历史实践的反思有助于教育数字化的健康发展。其一,明确教育数字化的指导理念,体用统一而中和,融洽共生而相互作用。教育数字化不应只关注表层的“用”,更应关注内核的“体”,即教育技术文化的进步,由此才能触发深层次的教育变革;其二,应走出技术决定论和物本发展观的误区,认识到物只是发展条件,技术本无力承担变革教育的重任,人的开悟才是影响教育发展的核心因素;其三,教育数字化应树立物与人辩证统一的协调发展观,主要包括发展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统一、发展平衡与不平衡的统一以及发展短板与潜力的统一。借助上述的历史启迪,人们能够更为警醒地认识当前教育数字化面临的问题,以便有效地探索其发展道路。

新时代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画像

长期以来,教育技术学科深陷人才培养囹圄,主要表现为培养目标模糊、课程区分度差、体系设置庞杂、教学水平低下,致使学生既无较高理论水平,也不擅长使用工具,“硬”不行,“软”也不行,“理”更不行,毫无专业优势,不具备不可替代性,从而背离社会和学科需求。为解决人才培养诘难,必须关注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培养效能,必须回归教育技术学的人才本原,以明晰培养什么人。教育技术学专业鲜明的工具性特征要求学生采取双向度的发展策略,以全面发展为宗旨,以学科优势为特色,充分发挥个体专长,依个人旨趣进行相对分工,最终力求成长为教育技术“完人”。

论教育数字化发展代价的对立统一性

事物的积极发展与所付代价具有必然联系。运用正确观点充分认识发展的代价,才能合理应对代价,从而让代价处于可接受范围之内,并促使代价作用最大限度地向积极方面转化。通过消除人为性代价、降低必然性代价能够有效减少事物发展造成的损失和牺牲,为事物发展寻觅低代价而高质量的发展路径。教育数字化的积极发展和所付代价之间呈现出不可分离的对立统一关系,体现为两者之间既相互对立,又互相联系、相互转化的关系,充分把握这种关系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全面认识教育数字化发展,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代价观。因此,需要从代价的视角分析教育数字化的内涵与表现,通过解析教育数字化发展所付代价及其根源,力求为我国教育数字化探索更具合理性和现实性的前进方略,即涵养教育数字化代价意识、掌握教育数字化代价转化的方法论、做出以人为本的教育数字化代价选择,进而使得教育数字化少走弯路。

“元宇宙与未来教育”笔谈

2021年,被称为互联网发展历史上“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元宇宙”(Metaverse),已经呼啸而来,频繁登上各大媒体头条,不可避免地进入教育研究与实践领域。2022年2月8日,《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提出要“强化需求牵引,深化融合、创新赋能、应用驱动,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2022年2月26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开放教育研究》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编辑部、《基础教育》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元宇宙与未来教育”线上学术研讨会,涉及教育元宇宙的技术迭代、理论重构、价值导向与实践应用等议题。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元宇宙的出现对当下教育将构成何种挑战,又会对未来教育产生何种影响,亟需由概念的“热炒作”转向理性的“冷思考”,避免盲目跟风,不断明晰教育元宇宙中的教育价值导向、实际应用取向和质量提升方向,更需要“学术性”“建设性”“实验性”的研究与实践,坚守教育立场并始终保持对“技术至上”和“技术主义”的清醒与警觉,这些有待回答的问题也为教育学术创新引来源头活水。为持续推动和深化这些具有前沿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积极探索元宇宙对教育的深刻变革,展望未来教育的最新形态,本刊以“元宇宙与未来教育”为主题,邀请五位专家展开讨论,在统一汇总、整理与校订的基础上,以笔谈的方式公开发表,也期待更多关注这一话题的研究者继续参与研讨,为推进基础教育的未来发展贡献智慧。

教育技术批判的价值与遵循

当前,教育技术领域谎言和谬误迭生,浮躁与空想之风盛行,囿于虚假繁荣的原地鼓噪,而教育技术批判却处于低语甚至失语状态。在现今技术发展的历史节点上,为了修正教育技术批判的缺位,以批判之力激浊扬清,匡正学风,改善教育技术的学术生态。文章从学理上分析和探讨教育技术批判的内涵、对象、必要性和基本遵循。教育技术批判包括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其目的是在破与立的对立统一、批判与建构的相得益彰中找寻教育技术的进路。教育技术批判的对象包括无限膨胀的工具理性、全面与传统割裂而反传统的思潮、“唯洋是举”的“全盘西化”倾向、对基本概念推敲不足以及教育商业化等。开展教育技术批判,需持守勇于质疑、秉承理性、自我批判等基本遵循,由此才能充分发挥批判揭露、谴责、鞭挞、纠偏的作用与价值,推动教育技术走向光明前程。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要义与进路

由于教育改革的紧迫性以及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性,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已经擂起战鼓,而广大教育工作者仍然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意涵性、合理性和必要性缺乏认识。因此,需要深入理解教育数字化转型,拒斥教育数字化转型“全转论”,坚持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论”,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证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论”的合理性,最终从“辩证地掌握与利用新技术”“正确认识新旧教育工具”“促进未来教学的多样性发展”等三方面提出“赋能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进路。推进教育数字化是发展新的教育生产力的必然,以便能够以工具的方式促进教育教学改革,进而改善教学方式与策略,最终使教育工作者在思维、意识和观念方面获得提升。这样,教育数字化才能真正赋能教育现代化,服务于人才培养。

论教育技术的三大关键矛盾

若只从具体的技术问题或教学问题审视教育技术,必然会捕捉到诸多孤立的、零散的、细碎的小问题。然而,众多小问题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不易被察觉的却规定着小问题的大问题,发现并解决大问题,是解决小问题的前提。问题本质上是应当解决而未解决的矛盾,抓住关键矛盾深入思考,有助于解决问题。认识、分析与利用教育技术的三大关键矛盾能够促进教育技术的健康发展。教育技术的本质性矛盾是指教育中人类和工具的矛盾;实践性矛盾已从广大师生对教育工具的多元化需求同供给方所能提供的技术匮乏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广大师生日益增长的对教育工具的自然需要同供给方的教育理论水平与教育工具水平低下所导致的技术支持不利之间的矛盾;范畴性矛盾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矛盾。可见,唯有认识教育技术三大关键矛盾,才能真正把握教育技术的对立统一规律,才能不断解决问题,使教育技术绽放出和谐之态。

教育技术走向何方:从异化的预测到可选择的未来

对未来的憧憬与预判是人类的天性。教育技术工作者科学、前瞻地分析未来的可能性与现实桎梏,对教育技术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当前教育技术学界对未来的预测言论,主要由秉持技术是变革未来教育的最重要驱动力的开发者和推广者发布,技术的使用者不但缺少话语权,还承受着预测失败的风险。当前教育技术的未来预测存在缺乏教育教学经验、缺少行动验证、单一技术视角解读未来情景,以及忽视教育教学主体等不足。对技术的轻信或迷信,使得部分未来预测呈现出有悖教育教学规律的倾向,是以物的逻辑压制人类言行。这类缺乏科学根据与方法的未来预测,内隐工具主义、空想主义、乐观主义、形式主义、效率主义、利益主义等价值导向,导致其走向庸俗化、娱乐化、随性化、浅表化,极大地限制了未来教育进步和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教育技术的未来是实现了教师解放的"可选择的未来"。"可选择"意味着要打破被技术左右的工具性认识,追求事物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将更多的教育技术利益相关者纳入未来预测的过程之中,实现从现实技术压迫走向未来技术解放。"可选择的"教育技术未来预测,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随着技术、实践以及人类理念的变化,从人和现实出发,以科学的研究方法洞察未来。

论教育技术中的“卡脖子”技术

当前,教育技术不合用、不好用的现象比较突出,反映出“卡脖子”现象亦存在于教育技术之中。“卡脖子”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为技术垄断、工具落后、供需失配和应用无措。为解决教育技术领域中的“卡脖子”问题,从现象与问题探究出发,深度研讨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课堂教学、分离式教学中的“卡脖子”现状,发现“卡脖子”原因在于教学工具开发者开发水平不足、研究者对教育与技术的关系认识不清、教育者对教育技术应用能力不够。因此,必须明确技术对教育的适应性,从教育需要出发,立足现有工具水平,最大限度发挥工具作用以解决教育问题,从而才能真正走出“卡脖子”困境。

新时代教师应提升数字化指挥力

面对人工智能给教育领域带来的巨大影响,中小学教师作为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主力军,有时会感到从未有过的不适,特别是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是充满焦虑。一些教师担心不在教学中使用数字技术就不是好教师,一些教师担心自己很快会被人工智能取代,还有的担心人工智能将成为教师的上级,导致人受制于机器。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如何才能在人工智能面前保持人的价值和尊严,展现出人工智能主人的姿态呢?

为何必须禁止手机进课堂?

手机能否进课堂是一个经年累月的焦点话题,直到教育部再次出手明令禁止手机进课堂。基于多源流理论并根植于中国的教育政策环境,通过系统考察禁止手机进课堂政策的内在逻辑,展现出以问题源流为基础、政策源流为依据、政治源流为环境的动态嵌套,阐释了手机进课堂何以成为焦点议题、政策共同体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政治层面如何体现国家意志,从而共同促成了禁止手机进课堂政策的出台。此外,对新政的认识还需从学校、教师、家长以及学生多角色立场考察其利弊。新禁令的出台,有利于学校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环境,使教师课堂管理至少不再受手机干扰,降低家长对学生手机成瘾的担心,有助于学生更加专注课堂学习。因此,禁止手机进课堂大有必要。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教师角色“转型”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拉开帷幕,人类模拟自身而发明的人工智能的出现,激发了人类反思和探索人类智能的好奇心。人们发现,工业革命的伟大力量不仅促进了人类改变世界的物质手段的进步,更影响到人类的意识、精神以及外部行为表现。因此,人类必须关注在变化了的新处境中,如何适应环境,塑造自己,从而积极发展。那么,作为人类群体之一的广大教师,自然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教师的生活方式、教学观念、教学行为也必然被打上时代烙印。本研究以社会角色理论框架为依托,分析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教师角色冲突、相关主体视角下的教师角色期望,最终突破角色桎梏,重新审视新时代教师发展的方向。研究发现,只有充分尊重作为个体的教师,才能进一步挖掘教师的主导性,在打破角色窠臼的同时帮助教师实现自我解放与超越。教师只有实现自我解放才有望挣脱工具的束缚,作为真正的教育者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人非机器:对计算思维本质的认识

近年来,计算思维受到广泛关注,催生出多种思维教育实践活动,却无法掩蔽其概念界定的模糊不清、教学实践的混乱难堪,以及对人才培养产生的负面影响。计算思维的理论与实践表现出的问题,在于其无法回应人们的期待,不能满足教育实践的需求,混淆了人类思维与机器运转程序的差异,更多依赖计算机而弱化、限制和束缚了人类思维水平的提升。人类思维理应循着自身的基本规律和全面性、综合性、自由性和开放性等特征不断发展。显然,计算思维难当大任。利用计算思维促进人类思维发展,务须小心审慎地理清概念,发现并克服计算思维之负面效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将思维教育回归到人本身。

“双减”的本质与责任主体

虽然“双减”取得了可喜成效,但也出现了诸如等量减负、齐步减负、片面减负、强制减负等不利于学习的极端现象。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没有抓住“减负”的本质和精髓,忽视了合理负担对于学生学习的积极作用,使得“双减”简单停留于形式、表面与数量层面。减负的本质是解放学生,表现为系统地、整体地、动态地化解学生学习负担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用新的矛盾统一体去代替旧的矛盾统一体,促使近端负担、低级负担、不良负担向远端负担、高级负担以及良性负担不断转化和发展,促进学生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减负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性工作,“双减”的前提和目标是提高教育质量。这关乎四类主体的努力:行政管理者需认清“双减”的战略意义,从整体、长远布局,把减轻负担与提高质量结合起来,兼顾个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多重发展需求。学生要在保证其身心健康发展的前提下,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扎实基本功,有意义地下苦功。教师需在获得必要的自由时间基础上,发挥教学主体性,全面提升教学水平。家长需获得学校全面而深刻的理解,重建对学校教育的信任。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教师必备素养

第四次工业革命鼓声渐隆,如何在技术为教育带来诸多挑战的背景下,重新定位教师必备素养是亟需探索的问题。教师必备素养绝非局限于经济学、技术学或心理学等单一范畴内的微观表现性要素,而是教师个体积极发展的内在积淀,其核心是教师专业自主的觉醒及随之而来的行动。基于教师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四种关系向度,本文将教师必备素养指称为为人的敦品修己、待人的存诚善性、待物的技术择宜和育人的诗性智慧,四者分别用以对抗功利主义文化、技术性生存秩序、技术幻觉以及教育实践的不完善性。教师永远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必备素养的探讨旨在帮助教师感受和体悟作为精神整体的自我,彰显师者的使命与天职。

教学革命论的纰缪与反正

教育学界长期存在革命论的发展观,或苦于改革的永无止境而借革命寻一劳永逸的解脱,却泛化了革命意涵,使其成为一记空洞口号,或猛烈抨击传统教学,将可革命领域硬迁至教育领域,在教学实践中滋生了追新追快的浮躁狂热之气。实际上,革命与改革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变,具有瞬间性、颠覆性、破坏性、不可抗拒性甚至盲目性,后者则是量变中的部分质变,是渐进温和、审慎积累的。教学实践发展的基本规律表明,教学改革比教学革命更具有合理性、正当性和可行性,教学活动本身不具备革命的基本条件。人类教学实践在历时性上无法从根本上消灭传统而与过往教学决裂,也不可能以全新之身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一步到位地解决现有教学顽疾。教学的发展和进步始终遵循渐进和包容的法则,需要教育者在过程中亲身经验、思考与创造,而不是被革命。

处于成长期的高校异地办学的难题与治理——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为例

现有高校异地办学的当务之急是解决高水平发展问题,从而突出异地办学不可替代的意义和存在价值。一般而言,异地办学需要经历初创期、成长期、自立期和发展期4个阶段。在创办卓越大学奋斗愿景的激励下,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通过长期理论和实践探索,克服艰难困苦,已经进入成长期。为成功实现从珠海分校到珠海校区的转型升级,需要在妥善解决因高水平师资不足、校园文化底蕴浅薄、教学资源不足而产生的课程教学、科学研究、校区自信等系列问题方面提出治理之策。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的经验,整体性、竞和性、适度性发展观对于完成成长期任务具有理论指导价值:其一,整体性发展有助于增强发展要素与发展阶段的关联性,激活发展主体的自觉性,从而形成整体上升的合力发展态势;其二,竞和性发展能够有效提高异地校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使其在与主校区良性竞争中创造新的发展条件,实现差异化正向提升;其三,适度性发展有利于提高异地校区在空间发展等方面的节制性,从而维持人才引进和科学研究等核心工作的祛熵状态。

促进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之纲:科技进步

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路径是以科技引领人才和教育发展。科技是教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力量,具有继承性和渐进性、社会性和人文性、全球性和交融性、时代性和超前性等多元性发展特征。科技与人才和教育之间存在辩证互补的关系。一方面,科技与人才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实体。科技为创新人才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亦需创新人才反哺科技进步。另一方面,科技与教育是和谐发展、双向赋能的关系。科技进步更新了现代教育的内容、手段和方法,亦需高等教育的高水平科学研究作为基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