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108窟题壁诗新考——敦煌石窟题记系列研究之一

通过对敦煌研究院馆藏莫高窟第108窟所存2首五代题壁诗真迹的考察,利用红外线照片对以往2首诗文字的误录、漏录进行了校正,考证第2首诗的作者为五代敦煌僧人灵俊,阐释了张盈润、灵俊2首题壁诗的创作背景和思想内涵,揭示了敦煌五代文人、僧人题壁诗创作情况,为古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原生态的珍贵史料。

敦煌北朝交脚弥勒菩萨图像组合研究

敦煌北朝石窟造像当中有很多交脚坐像,其弥勒菩萨的身份几乎已在学界达成共识。经研究发现应该将交脚坐像及其座椅靠背上的织物折角视作一个完整的图像组合,在新疆石窟、河西北凉石塔、云冈石窟、犍陀罗和巴米扬佛教造像中找到了大量图像实例,并通过分析贵霜大乘佛教在塑造交脚弥勒菩萨形象时借鉴了当时流行的贵霜王坐像,从而推断交脚弥勒菩萨及其高靠背座椅的图像组合来源于贵霜佛教艺术。交脚坐图像一开始形成就兼具王像与弥勒菩萨的双重含义,体现了统治者的治国意图,这种含义也随着图像的向东传播而延续了下来,莫高窟第275窟主尊交脚坐像及倒三角形靠背即是受这种图像组合的影响而作。

5—6世纪中亚与中国佛教艺术之关系研究——以卡拉贴佩佛寺壁画为例

乌兹别克斯坦的铁尔梅兹地区发现了公元1—2世纪贵霜佛寺遗址,研究表明这里是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本文选取卡拉贴佩佛寺壁画中有代表性的两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与犍陀罗艺术和中国新疆、敦煌等地石窟艺术的比较,认为5—6世纪期间,犍陀罗、中亚和中国佛教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敦煌西千佛洞回鹘时期石窟造像题材新考

本文重点考察敦煌西千佛洞回鹘时期洞窟造像题材,指出西千佛洞与莫高窟出现的一批“行化药师佛像”反映了当时敦煌民众佛教信仰进一步非经典化、世俗化的倾向。考证西千佛洞第9窟中心柱北向面回鹘时期画并坐三尊佛像是以阿弥陀佛为中心与释迦佛、弥勒佛组合的三佛造像,反映出当时敦煌人们流行着混融的净土信仰,特别是西方净土信仰特别盛行,成为人们信仰的主流,深刻地影响着佛教石窟艺术造像题材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敦煌学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季羡林先生曾在《敦煌和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中谈到:“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西夏石窟研究的成就及面临的问题

敦煌晚期石窟向称难治,关键在于民族更迭频繁、艺术风格继承性不明显、汉文文献记载稀少,故而特别需要关注出土文献、石窟题记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活动的研究。对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断代,关键因素在于西夏石窟。早期学者对西夏石窟的判定,因为受时代局限,加上资料稀少,考察不便,当时研究基础非常薄弱,所以在石窟分期断代时,一来未能顾及晚唐五代直到元代敦煌民族的变迁,二来未能将敦煌石窟与周边石窟,尤其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石窟进行比较研究,故而存在科学性不足的问题。敦煌西夏石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不仅没有厘清,反而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面临的问题显得越来越复杂,需要认真研究。

敦煌早期石窟中“牢度跋提”图像研究

敦煌莫高窟十六国晚期至隋代早期的个别洞窟中,天宫楼阁位置出现了一种仅以头像表现的图像,与多以半身形象出现的天宫伎乐形象不同,而这种图像仅在莫高窟有发现。通过对早期洞窟的实地观察,结合佛教经文、文献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确定该图像为“牢度跋提”。通过形象特征、组合类型及表现形式分析,“牢度跋提”是作为佛教护法神出现,同时也是莫高窟早期弥勒信仰的一种重要象征。

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研究四十年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内在西北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研究领域的成果可谓异常丰硕。由于中国西北地区涵盖了丝绸之路中国段的所有地域,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多样的文化遗迹和遗产,使得今人拥有极大的研究资源。研究内容涉及汉唐时期中原政权对西域的经略、佛教传入中国并在西北地区的发展、粟特入华、波斯“三夷教”以及中亚、印度、伊朗、地中海文化的交流等。相关材料包括敦煌写本、敦煌汉简、吐鲁番文书、佉卢文写本、黑水城文书、敦煌吐鲁番龟兹石窟等。由于无法面面俱到,只择其要者从五个大的方面进行论述:中国古代中原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交流、新疆石窟艺术与中外文化关系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与中外文化关系研究、入华粟特人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三夷教”入华与西北丝绸之路等。

党项拓跋驮布墓志及相关问题再研究

党项拓跋氏既有羌人成分,也不排除有鲜卑人混杂其中。党项拓跋氏的族源到底为羌人还是鲜卑,莫衷一是。然而党项拓跋氏为羌人与鲜卑人还有混杂其他成分而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则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根据新近出土的《拓拔(跋)驮布墓志》结合相关研究,"党项"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周时期是可信的。通过对拓跋驮布墓志的解读,从北周到唐玄宗开元时期,党项拓跋氏从原居地迁徙至河湟地区,再到灵夏,开元时期仍然居住于庆州地区。通过唐朝对党项拓跋氏的羁縻政策,也反映了唐朝对内徙党项的治理和相关政策。

屏南摩尼教文书《贞明开正文科》录校并研究

屏南《贞明开正文科》抄本主要内容包括唱诵时所用的散文、经咒、韵文等,为屏南县降龙村文科法师做宗教仪式时所用,内容与《摩尼光佛》有相近之处,应是参考《摩尼光佛》一类仪文而创造的新科仪文书,属于霞浦摩尼教系统。《贞明开正文科》本为释教(瑜伽教)仪文,佛、道意味明显,而且含有大量民间信仰成分,但其主要精神是属于摩尼教的,所请亦以摩尼教神祇为主,故可视作摩尼教文献按霞浦陈培生法师亦操持瑜伽法事,科仪中有告祀摩尼等“三清”的《佛事文检》,考摩尼教之卢舍那实即瑜伽教教主毗卢遮那佛之简称,所谓法报不二也。两教自宋时当亦多交融。就其时代看,《贞明开正文科》应晚于《摩尼光佛》,或为元明时代之遗物,摩尼教自唐后传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为了自存主动迎合中国老百姓的信仰需求,将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因素主动融入科仪书中,该文献反映的正是这一内容。

研究述评:波斯摩尼教在中土的道化

自摩尼教传入中国以后,其发展的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甚至几度濒临禁绝。因此,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积极进行华化就成了摩尼教的必然选择,主要体现在摩尼教之佛教化、道教化和民间化三个方面。过去,学术界的关注点、主要在于摩尼教的佛教化问题,因为摩尼教所尊崇的五佛中本身就有释迦牟尼佛,摩尼教的义理与仪式等都有受到佛教深刻的影响。至于摩尼教的道化问题,囿于史料所限,研究较少,这一情况直到2008年以后随着福建霞浦等地大批摩尼教文献的发现才大为改观。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动向进行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推动该领域的持续发展。

大月氏、贵霜、帕提亚、萨珊靴扣传统比较研究——贵霜王朝源出大月氏再证

大月氏、贵霜、帕提亚和萨珊皆存在用系带将靴扣绑缚于靴腰一侧的衣着习俗。帕提亚靴扣可见于哈特拉、马斯杰德苏莱曼和帕尔米拉等地,在阿尔萨息王族并不流行,从出现的时间以及靴扣的特点来看,大月氏和贵霜的靴扣模式不可能来自于帕提亚。帕提亚时期哈特拉地区的靴扣较为独特,不仅有两对靴扣者,且系带在靴面打结固定后形成了长飘带,萨珊靴扣可系于外踝及靴部丝带的特点可能肇源于此。帕提亚王以及哈特拉国王一般不佩靴扣,说明靴扣并非王者身份的象征。靴扣作为王权象征始于大月氏—贵霜,萨珊王服饰常见靴扣的特点应受到大月氏—贵霜的影响。大月氏和贵霜服饰中的靴扣传承有自,从大月氏时代一直延续至贵霜晚期,而且独具特色,与帕提亚、萨珊靴扣传统明显有别,堪充贵霜王朝源于大月氏之力证。

霞浦本摩尼教《兴福祖庆诞科》录校与研究

霞浦本《兴福祖庆诞科》全文有4000字左右,乃为庆贺兴福祖师(兴福雷使真君林瞪)诞辰而作,包括“起大圣”“开坛文”“净口文”“净坛文”“天地咒”“请护文法”“五方建坛路师咒语”“召符官文”“谢土地赞安慰”等节,有清朝本和20世纪80年代抄本2件,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新抄本多出10行文字。《兴福祖庆诞科》在霞浦文书中地位重要,仅次于《摩尼光佛》,大体形成于南宋或元朝,与《摩尼光佛》同为霞浦诸多摩尼教文献之祖本,内容介于佛事仪文与道事仪文之间,堪称两宋之交至元初的摩尼教活化石,在世界摩尼教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振衰起敝:西夏至元代敦煌的凋敝与繁荣

敦煌经历了由西夏至元早期的荒败到元后期繁荣的突进式发展,分界点大致以1276年蒙古豳王家族的入居为标志。学术界过去多关注到敦煌在西夏及元早期的衰落,却未能关照到1276年以后,尤其是14世纪上半叶之后,敦煌成为西宁王、瓜州成为肃王的驻地,致使敦煌地区的政治地位高企,甚至凌驾于甘肃行省之上,军事上统辖今甘宁青新非常广袤的区域,振衰起敝,经济发展迅速,加上来自中原及西亚、中亚多民族的入居,民族多元相互交融,共同促进了元后期敦煌文化的繁荣。蒙古豳王家族注意发展当地交通,整饬驿道,对运输事务加强管理,使敦煌的交通状况在元朝后期大为改善,可以四通八达。从敦煌出土的文献看,敦煌与元大都、杭州、福建、吐鲁番、肃州、亦集乃路等地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霞浦摩尼教历史文化研究述评

自2008年以来,福建霞浦、福州、福清、屏南、晋江等地发现了多种摩尼教科仪书、摩尼教造像和多种文物,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至今已历十岁,诸多学者发表论文已逾百篇,从历史、文献、语言、艺术、宗教等各领域各角度对霞浦摩尼教展开深入而具体的研究,国内学者林悟殊、杨富学、包朗用力较勤,国外以马小鹤、吉田丰、康高宝(Kosa Gabor)和古乐慈(Z.Gulacsi)等贡献尤多,可以看出,近年的研究成绩固然巨大,亦同样存在不尽人意之处,诚当综而述之评之,以为后来学者之镜鉴。

元代敦煌密教观音图像组合之“主密眷汉”与“主密眷密”

13世纪末至14世纪上半叶敦煌石窟艺术兴盛,密教观音图像多见,大体可划分为两种类型:Ⅰ类为千手观音,借鉴晚唐及北宋汉地佛教艺术推陈出新的图像,主尊与眷属间存在“主密眷汉”的关系;Ⅱ类为十一面观音,受阿底峡教法影响而形成的藏式华美图像,主尊与眷属间的组合关系呈现“主密眷密”的特征。这种变化应与宗教信仰的演变息息相关。元代敦煌石窟中这两类千手观音图像的共存,既是元代藏传佛教发展历史的真实写照,也反映出敦煌多民族文化的共存与交融。

天水石门山道观的调查与研究

石门山是甘肃天水市麦积区境内重要的古代宗教道场之一,现存诸多明清道教建筑、彩塑、壁画等文物遗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点,特别是呈现为阴阳太极图形分布的建筑群更是独树一帜。但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等原因,其学术价值被长期湮没。通过田野调查与勘测,可以看出,石门山作为陇东南重要的宗教道场,宫观建筑独具一格,造像题材内容丰富,造像风格朴实敦厚,与仙人崖石窟共同弥补了麦积山石窟明、清造像与壁画较少的缺憾,而且与庄浪县云崖寺、武山水帘洞及甘谷华盖寺等石窟寺内相关造像题材和内容上存在密切联系。

新世纪初欧洲学术界对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古代回鹘语佛教文献长期充任国际回鹘学界研究的重点议题,在新世纪的前20年,借助于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欧洲学术界对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研究也迈入了新阶段,尤其是德国,延续了20世纪回鹘佛教文献研究的传统,以其拥有丰富回鹘文文献的优势,刊布文献与系统研究并重,并对旧材料重新加以解读,涌现出更加全面系统而且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在德国之外,俄罗斯、法国、匈牙利、荷兰等国学者在回鹘文献的刊布和研究方面咸有贡献。

阿富汗北部发现的一个唐代中国手持镜

最近在阿富汗昆都士地区发现了一面带有独特中国装饰纹样的带柄镜子,该文物很可能是十一世纪末或十二世纪初在中国制造的。由于带把手的镜子从来都不是预制的,虽然它被称为中国形制,但无疑是为了出口到当时占领中国北部的辽国而制造的。它很可能是在华北某的一家辽国赞助的商店中制造的。公元1125年,辽军战败后,阿富汗昆都士形制的镜子与其他类似的铜镜一起,被契丹难民西行带至七河地区。契丹人(现在的喀喇契丹人),在迅速适应新环境后,将他们的新帝国又向西扩展至花刺子模帝国。昆都士形制的镜子可能是这次征途的物质记录。

斯里兰卡狮子岩天女及其与敦煌飞天之异同

斯里兰卡狮子岩天女壁画内容丰富,将女性的姿态、容貌、服饰展示得淋漓尽致,运用浓郁的色彩搭配、线条描绘将斯里兰卡的女性形象刻画得生动有趣。敦煌飞天则注重利用线描方式和飘带刻画、衬托飞天的飘逸感,从而凸显舞蹈韵律。但斯里兰卡狮子岩注重写实天女的真实存在感,画面真实细腻、色彩鲜明,借助涌动的云朵增强天女的姿态的动态感,而且姿态优雅气质。唯一有所不同的就是敦煌“飞天”是在佛教和道教交融的状态下所出现的,从服饰、飘带和体态与天女形象存在较大的区别,意在强调“飞”的状态和反映舞蹈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