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的范式转变与本土观照——对中美两国大学公共行政导论课程教学提纲的经验研究

范式是公共行政学演进的坐标。公共行政学发展至今,历经数个主导范式。随着新公共管理式微,一些新的范式出现。但是现在的学术界(尤其是中国)有太多的理论演绎,而经验研究却是凤毛麟角。论文选择对课程教学提纲的分析作为经验研究的操作化策略,对收集到的中美两国48所大学MPA导论课程的课程提纲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课程提纲背后所反映的范式取向中,中国方面多集中于新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而美国则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中国公共行政学应该强化本土观照,真正找到能够解释独一无二的中国实践的范式理论。

“医改”的政策学习与政策工具--中国公立医院改革与新加坡经验

中国正在进行的公立医院改革应该立足中国实践基础,更多借鉴亚洲国家的改革经验。比较政策分析应该导向更有效的政策学习。新加坡1980年代开始的公立医院改革,与筹资改革相配套,以公司化为主要内容,在保证政府对医院产权所有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政策工具,重组医疗领域的各种激励机制。在财政投入方式、供方支付方式、法人治理机构、政府监管方式和信息披露机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值得中国借鉴。新加坡的经验说明,对于医疗服务这个存在天然性市场失灵的领域,要达致资源合理配置,让市场发挥作用,必须以增强而不是削弱政府的调控力为前提。政府应在保持公有产权和必要财政投入的基础上,合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

后疫情时代的健康社区:居住满意度与住房选择

针对当前社区对防疫与健康的短板弱项亟需补齐的问题,基于上海市2022年疫情封控时期的网络问卷调研数据,调研了特殊时期的居民健康状况、居住满意度、住房选择。归纳总结了疫情封控时期居住中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分析了影响居民满意度的社区与住宅特征,以及健康社区在应对突发疫情的空间特征与需求。通过对疫情封控时期健康社区暴露问题的梳理,提出将脆弱性与韧性纳入健康社区规划,在社区更新营造中补全设施、空间与服务短板,探讨了理想的社区规模,从而为后疫情时代的健康社区建设与营造提供策略。

“医改”中的卫生部门:组织力量、行动策略与政策输出——以福建省卫生厅为例

在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卫生部门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现有文献对于中国卫生部门的弱势、"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的分析虽然有一定意义,但却未能对其官僚制基础、政治地位、现实处境和组织能力进行全面考察,作出更加接近事实的分析。论文通过对福建省卫生厅2005年以来领导的一项以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干预的研究发现,地方的卫生部门并非缺乏改革的意愿,亦非全然是改革的阻碍力量。问题的关键在于来自外界的政策压力、来自政府的政治支持、卫生部门自身的政策决心,以及发动、使用、配置现有行政资源和政策工具的能力。

全国性医疗卫生政策评估的方法论策略——墨西哥全民医保政策评估的经验

医疗卫生政策的本质受体是居民健康。虽然在个体意义上容易测量,但要将居民健康状况与医疗卫生政策的效果直接相关联,需要进行严谨的社会实验。对大范围医疗卫生政策的评估一直是方法论的难点,墨西哥共和国在推行全民医保的过程中,组织了可能是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最广而且最为严密的政策评估,它以社会实验为核心的政策评估方法对在全国层次进行医疗卫生政策评估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对公共政策评估方法论具有深远意义,对于中国也有其借鉴价值。

新加坡的软实力难复制

“时过境迁。虽然权力已由西方向东方位移。但西方的时代并末结束．且依然保持着世界最强劲文明的地位。”10月27日，我参加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大会主题为“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上海能从新加坡软实力中汲取经验吗？”

李光耀与新加坡

新加坡是个既没有天然资源又没有经济腹地的岛国，面积只有700平方公里。这个小岛能够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可以说是个奇迹。一谈到新加坡，人们就会想起李光耀，不少人甚至会称新加坡是“李光耀的新加坡”。李先生主政新加坡五十多年，于2015年在国会议员任上去世，

重新发现官僚制: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对官僚制的再思考

现在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存在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韦伯式官僚制已经过时了,或者被更"好"的如网格、协作等管治模式所替代。论文质疑了这一观点,并批判了在评价官僚制中的"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和"稻草人"式的虚假批判的逻辑错误,指出把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视为简单的从"低"到"高"、从"旧"到"新"的线性过程是片面的,应当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考察才能够正确理解官僚制。论文回顾了新公共管理、网格管理和协作治理理论对官僚制的批判和反思,然后从效率、民主和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三个角度对它在公共行政的实践进行了深入考察。论文认为,官僚制的核心原则和特征并没有受到根本的挑战,相反,高效率、有作为的官僚制依旧是公共利益的有力保障,甚至在推动非传统的治理模式,如网格管理和协作治理等方面发挥协调、指导作用。

中国向新加坡学什么——大国战略视角下的小国经验

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在短短半个世纪内成为世界瞩目的高度发达国家。"新加坡经验"一词也随之成为政、学界的热点之一。本文着重于从战略发展的视角分析新加坡的发展经验:经济发展面向世界,政治发展注重制度化建设,与住房政策紧密结合的政治基础建设,全面发展完善人才培养、引进的管理体系,依靠制度建设控制腐败、扩大政治参与等。中国的政府规模巨大,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各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因此,不能简单照搬"新加坡经验",而应该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加强制度建设与创新,完成社会转型。

新冠肺炎危机促进了政策变革吗?世纪大疫中政策科学研究的国际视野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超过两年,对各国的经济和民生造成巨大冲击,客观上也为政策科学研究者观察特大型危机事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创造了有如自然实验般的研究场景。公共政策是否变迁,因何变迁,如何变迁?这些一直都是主流政策科学理论致力于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本文精选2022年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Policy and Society: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简称Policy and Society)发表的几篇重要学术论文,结合自身的理论思考,总结近两年来国际政策科学学术界许多学者试图回答的重要问题:这场新冠肺炎危机作为史无前例的外生性冲击是否促进了政策变革?近两年涌现出的一系列政策科学研究发现,这场危机虽然尚未带来既有公共政策的范式性变革,但确实发挥了“政策加速器”的强大功能,使很多疫情之前的重要改革得以扫清障碍,伴随滚雪球效应,未来可能出现深远的政策变革。本文还对2020—2022年春国际主流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学术期刊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研究做了文献概括与趋势解读,并向广大读者推介三位欧美学者对路径依赖理论与危机事件研究的新成果。

智慧城市与智慧治理:新加坡案例

新加坡要打造一个智慧国家,因此非常重视科技在国家管理特别是城市管理方面的作用。智慧国家包括三大方面:智慧城市、数字经济和智慧政府。发展智慧城市能为新加坡带来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的方法论取向：走向实证主义

中国公共政策评估实践尚不成熟,而且缺乏严密的方法论指导。在借鉴先进国家政策评估理论方法的过程中,应该确立起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的实证主义取向。借鉴吸收国外主流的政策评估方法,使本土化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和实践能够经得起方法论的检验。主流政策评估方法的核心就是社会实验,通过分离政策效果的方式对政策进行评估。在资料收集处理过程中也有许多技术,要合理选择使用。政策评估的社会实验方法主要源自西方的方法论传统,在中国亦有其适用性。

资源依赖、政府廉政水平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资源型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0~2017年我国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综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等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资源依赖对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资源依赖显著抑制了资源型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资源依赖会通过降低政府清廉水平,进而抑制资源型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源依赖通过降低政府廉政水平抑制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资源依赖的挤出效应仅在高腐败城市、高资源依赖城市、中小城市和传统矿业类城市显著,政府廉政水平这一中介机制在扩张型资源型城市发挥了更为明显的作用,而再生型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多元,资源依赖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政府规模过大降低政府廉政水平的同时,对资源依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

智慧降碳: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效应与机制

数字经济在重塑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轨迹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双碳”进程。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重差分法、两阶段三步法和空间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数字化赋能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的碳减排效应。结果表明:(1)相比非试点城市,智慧城市的碳排放量平均降低了2.8%,即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碳排放水平,此结论经更换估计模型、精选对照组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促使城市发展由要素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并通过数字赋能发挥能源升级效应、生活转型效应与资源配置效应,促进了城市低碳转型,机制量化分解结果显示这一机制贡献了超过80%的解释效果。(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果在大型及以上规模城市以及人、财、物资源禀赋较高的城市更为明显。(4)空间效应分析表明,伴随距离阈值的增加,智慧城市建设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明显减少,且使用双重差分空间杜宾模型进行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这一研究不仅为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治理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文献证据,对后疫情时期如何运用数字经济赋能绿色低碳转型、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亦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长江经济带电力碳排放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区域和产业视角

以长江经济带为实证区域,综合运用IPCC清单编制法,网络法和LMDI法,在核算2005~2020年长江经济带电力生产、传输和消费过程中碳排放量的基础上,基于区域和产业两个层面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并探究地区电力生产和消费碳排放量变化的不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电力生产碳排放量整体呈现不断上升但增长速度下降的态势,总量由6.8亿t增加到12.25亿t.年均增速由2005~2011年期间的7.61%下降到2012~2020年期间的1.28%.电力消费碳排放量的时空分布特征与生产视角下的相似,但省际间电力碳排放流动规模以及远距离的电力碳排放流动显著增加.其中上海,江苏和浙江为最主要的电力碳排放净转出地,2020年分别净转出1894.01万t、6120.03万和7020.84万t,安徽,湖北,四川,贵州和云南为最主要的净转入地,2020年分别净转入2723.85万t、2309.72万t、1075.72万t、3010.32万t和2218.69万t.下游地区的用电碳排放量主要来自资源加工工业,机械和电子制造业,轻纺工业,增长幅度较大的是机械和电子制造业,纺织业,服务业.中上游地区主要来自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资源加工工业,除四川和云南外,其他地区上述产业的用电碳排放量均大幅增长.关于影响因素,发电规模是促使电力生产碳排放增长的最大因素,发电煤耗率和电力生产结构主要起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是推动地区用电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因素,产业用电效率,用电碳排放强度,产业结构主要起负向驱动作用.

以“绿”待劳: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就业——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

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对局部均衡模型进行了改进,并利用2008~2020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的提升显著降低了企业就业水平,这一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可以“倒逼”绿色技术创新,通过以“绿”待劳的方式缓解环保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主要作用于非国有企业、低学历人群以及中部地区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积极进行工艺改进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会加剧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末端治理创新并未对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产生显著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空间协同集聚对中国工业碳排放的影响

有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空间协同集聚是实现区域协调治理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构造了考虑上下游投入产出关联的空间协同集聚指数,并使用城市碳排放数据以及改进山脉指数和地理中心度两个工具变量,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空间协同集聚对工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空间协同集聚与工业碳排放呈现倒“U”型关系,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此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空间协同集聚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实现了降低要素错配、提升技术创新和推动工业升级从而降低工业碳排放的作用,并且空间协同集聚也是现有碳减排政策发挥效用的关键路径;基于适宜性空间协同集聚视角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的模式能够释放出空间协同集聚的减排潜力;同时,扩大对外开放和推动市场化改革、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是未来通过产业空间协同集聚实现工业碳减排的重要抓手。本文丰富了产业空间协同集聚与碳排放的相关文献,为在新发展格局下通过协调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发展实现“3060”目标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维社会资本视阈下城中村文化治理的实现机制——以G市C街为例

文化凭借其特有的感召力与凝聚力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软性治理资源。如何才能让社区文化发挥社会治理作用,是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运用三维社会资本分析框架和案例研究方法,对G市C街的文化治理过程研究发现: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是让基层文化治理运转起来的重要环节。为了累积初始的社区社会资本,具有较高个体社会资本的社区精英可以通过搭桥、借力、营造等策略性动员方式初步构建社区网络,并结合居民需求传承创新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传统,从而引发认同,凝聚共识,最终提升居民的公共服务意愿与能力,重塑道德观念,化解基层纠纷与矛盾,助推环境治理、群防联治等社区公共事务,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NGO的生存策略以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为例

观察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对草根组织的研究必不可少。近十年来,珠江三角洲严峻的劳权状况和政府、工会的缺位,催生出一批草根性农民工维权NGO。在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整体生存环境不佳的大背景下,由于涉及"劳权"、"人权"等的敏感议题,农民工维权NGO的发展举步维艰。面对制度和资源的双重制约,草根NGO为了生存,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它们的生存状况与所持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维权理念密切相关;为了补充合法性资源,草根组织不得不着眼于制度外的道义正当性,以期获得社会的支持以及政府的默认;草根组织试图通过建立顾问委员会、理事会等方式获得知识精英的背书,有的还诉诸与政府官员的个人联系。新近出现的自体制内组建的NGO为研究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提供了新素材。

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类型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的研究

基于"会员逻辑"和"影响逻辑"、"市场支持性"活动和"市场补充性"活动等相关理论,行业协会对内职能中的"规划发展"、"设计研发"、"品牌创新"和"市场营销",与对外职能中的"对外交流合作"和"与政府部门合作"等,构成了它促进产业升级的六个基本维度。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发现,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具有不同类型。行业协会自身实力决定了协会对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汲取能力,其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分别受协会所在产业的产业类型和(或)产业地位与政府等其他外部机构的影响和制约。而协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大小和内外部资源的多少决定了它在产业升级中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的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