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学学术研究事业在吐鲁番的发展

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是密不可分的,是不同名称的同一研究对象的学问。解放以来有关敦煌学方面召开的各种性质的会议比较多,但是吐鲁番学方面的会议几乎没有。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个适当的关心和组织吐鲁番学学术研究事业的组织机构。直到新疆吐鲁番学学会成立以后,这种不关心吐鲁番学学术研究事业的情况才彻底有了改观。

阚氏高昌杂差科帐研究——吐鲁番洋海一号墓所出《阚氏高昌永康年间供物、差役帐》的再考察

高昌王国处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之上,往来客使的供物、差役等杂差科是阚氏高昌赋役制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柔然永康十年闰三月,焉耆王北赴柔然汗庭,途经高昌,得到高昌王国的供顿招待。《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收《阚氏高昌永康年间(466-485)供物、差役帐》是记录焉耆王经过高昌王城时百姓杂差科的总帐。阚氏高昌杂差科分为供物、差役两部分。供物主要是木薪、苜蓿、土堆葡萄、酒等,同时也征用百姓驴、车等运输工具。差役主要有烧炭、取桢、作瓨等。阚氏高昌的杂差科在麴氏高昌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吐鲁番文书所见北凉解文的复原及相关问题研究

解文是中古时期非常重要的上行官府文书,由于传世文献皆不载其行用格式,长期不为后人所知。通过对相关文书残片的拼合整理,我们初步复原了北凉解文的基本格式。与启、牒、关等文书不同,北凉解文以"言"为标志。简牍东汉解文中已见"言"字,北凉解文这一特点表明其与东汉解文具有明显的历史传承关系。吐鲁番文书中所谓的"上言"文书多为当时解文的残片。

新疆吐鲁番胜金店墓地出土煤精制品的科技分析

煤精独特的质地与光泽使其成为制作装饰品和工艺品的重要原料之一,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便在我国作为艺术载体而出现。目前煤精制品的鉴定主要依据外观形貌、划痕颜色和破坏程度较大的煤岩学分析,无损或微损的科技分析甚少。本研究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红外光谱及同步辐射显微CT技术对新疆吐鲁番西汉时期胜金店墓地出土的一枚黑色珠子开展了无损和微损分析。结果表明,珠子为煤精制品,结构均匀,制作时采用了对向钻孔工艺并经过了打磨、修整处理。煤精制品自西汉以来逐渐出现在低阶人群墓葬中,这种消费大众化现象可能与汉代煤的首次大规模利用有关;而煤精制品自汉代开始在新疆地区零星出现,推测新疆煤精制品的利用很可能是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墓地二期居民的牙齿磨耗

本文对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墓地二期出土208例头骨上的1849枚牙齿进行了观察与研究。将所有个体按照年龄和性别分组,通过计算每个个体上颌或下颌骨上各牙齿相对第1臼齿的磨耗指数,分析各组之间相对磨耗指数的分布差异。经过与国内外不同人群的对比,对扎滚鲁克居民的牙齿磨耗模式特点以及可能存在的牙齿使用方式、行为特征等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显示,该人群的牙齿磨耗随着年龄增长显著增加,不同年龄组人群之间前后牙齿磨耗情况有很大的差异,牙齿磨耗在性别间差异并不显著。下颌个体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前牙磨耗比后牙偏严重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中年组下颌上。这种不寻常的下颌前牙磨耗较后牙偏重现象可能受到牙齿的工具性使用,牙齿萌出顺序以及年龄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中年个体下颌前牙磨耗的偏重现象可能反映了人群的行为特征。

吐鲁番地区古遗址分布考——以麴氏高昌国、唐西州时期的古遗址的空间把握为中心

本文主要以麴氏高昌国、唐西州时期古城、墓葬、石窟遗址为基础，与斯坦因等报告做全面对照，提供新的照片、测量数据，并在地图上准确标明其地理坐标。

唐代西州地区种植业发展研究

唐代西州农业发达，葡萄等瓜果种植是西州的特色园艺业，规模大、产量高。而且粮食作物繁多，不仅种植内地常见的粮食作物，还有许多新品种出现。因此，可以说西州种植业是唐代西域农业繁荣发展的缩影。

新疆古代儿童颅骨正面观投影面积的年龄间比较

目的:关于中国古代儿童颅骨年龄变化的研究较少,旨在探讨新疆古代儿童颅骨(2~15岁)正面观投影面积的年龄变化特点。方法:以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41例儿童颅骨(2~15岁)为研究对象,采用方差分析、多重比较及年龄间变化率方法。结果:正面观投影面积的突增期为3~6岁和12~15岁,额骨投影面积的突增期为12~15岁,上颌骨投影面积的突增期为3~6岁、6~9岁和12~15岁。结论:洋海墓地与扎滚鲁克墓地儿童颅骨都体现出尺寸年龄变化的不均衡现象。由于儿童夭折的原因不明,故本文结论也可能受到古人群健康状况、古病理状况的影响。

唐西州时期吐鲁番的桃树栽培——从出土文书及实物证据谈起

桃是中国重要的水果之一,经丝绸之路西传至古波斯。作为丝路重镇的吐鲁番地区,晋唐时期的桃树栽培是否存在却始终未能确定。《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曾出现“桃”字,学界对其释读说法不一,主要分为“无桃说”和“有桃说”两种观点。本文从历史记载和实物证据两方面入手,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及吐鲁番木尔吐克萨依戍堡出土的桃核遗存,通过文献梳理、年代测定和植物学鉴定等研究,认为至迟在唐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已经存在桃树栽培。

从洋海墓地的萨满巫师墓解析新疆的萨满教遗存

地处吐鲁番盆地火焰山山脚下的洋海墓地，考古发掘发现了2座被认为可能是萨满巫师的墓葬。通过与新疆已发现的石人、鹿石、岩画、墓葬资料的比较研究，试图确立后者同样为萨满教遗存。并进一步论述了新疆史前时期萨满教的起源、流行和传播延续。

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唐代宦官諸使

宦官是唐代政治舞臺上非常活躍的群體,一般認爲唐代宦官擅政肇始於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盛於安史亂後。除了影響深遠的宦官監軍制度外,開元、天寶時期宦官開始頻繁充任各種使職,奉使於全國各地,甚至西北邊陲的吐魯番地區也留有宦官活動的記録,不少出土文書都提及奉使西域的宦官。1作爲皇帝家奴的宦官。

200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1区410号墓葬清理简报

2009年，吐鲁番学研究院对阿斯塔那1区一座被盗扰的墓葬进行了清理。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偏室墓，随葬品有陶器、木器、纸质品等。根据墓葬形制、葬俗及随葬器物和文书内容判断，该墓时代应为晋至南北朝初期。

吐鲁番博物馆藏《洪宪元年（1916）迪化道公署禁用翻印教科书饬文》

本件为洪宪元年二月，迪化道公署为禁用翻印教科书下给吐鲁番县的饬文及上海书业商会的禀报附件。洪宪为民国五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所改年号。饬文及附件反映了全国教科书被翻印乱象及官方的应对措施，具有现实借鉴意义。吐鲁番虽地处偏远，在推行教育新制和使用全国统一教科书方面，也有自身的发展过程。

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2021年发掘报告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位于新疆吐鲁番高昌区葡萄沟街道达甫散盖社区北面的一座山岗上,介于葡萄沟与桃儿沟之间的火焰山西端南麓,建于一座高约20米的山丘上(图一)。该遗址自清末以来曾遭受德、俄探险家及当地人的多次盗掘,其中一次为德国第二支吐鲁番考察队于1905年6月的盗掘活动。

新疆吐鲁番胜金店墓地出土仿绿松石玻璃珠研究

绿松石作为我国古代传统的玉石种类,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被先民加工成装饰品而使用。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新疆地区从公元前两千纪早期开始出现绿松石珠,到了公元前一千纪晚期出现一种玻璃材质的仿绿松石珠,这种特殊的玻璃珠在其他地区尚未有报道。本文以新疆吐鲁番胜金店墓地出土的仿绿松石玻璃珠为研究对象,采用超景深显微观察、微区X射线荧光光谱、X射线衍射等技术,确认这批仿绿松石珠均为玻璃材质。在此基础上,对仿绿松石珠的成分和工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其具有显著的中原玻璃珠特征,进而对仿绿松石玻璃珠出现的原因及功能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期为区分绿松石珠和仿绿松石玻璃珠提供科学方法,并从宝玉石物质文化角度揭示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的紧密联系。

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

一、前言西旁(Shüi-pang)景教寺院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沟街道达甫散盖社区北面的一座山岗上,在葡萄沟与桃儿沟之间、火焰山西端南麓,建于一座高约20米的山岗上(图一;图二)。遗址所处山岗呈不规则的圆形,顶部比较平坦,南面通过一条狭长的山梁可到达火焰山山脚。建筑遗存位于岗顶和岗坡,西坡较陡峭,北坡和东坡较平缓。山岗北面有树林和废弃的坎儿井,东面有废弃葡萄园和一处墓地,南面山梁上亦发现一处墓地。遗址周边分布多处佛寺遗址。

《杭氏宗谱》整理的再认识

笔者在安徽无为调查《杭氏宗谱》祖本、杭氏宗祠以及走访杭氏后人可知《杭氏宗谱》为高昌回鹘王后裔杭氏家族修订的族谱,通过初步点校整理族谱可印证《高昌王世勋碑》亦都护世系谱系以及元末亦都护家族历史的脉络,可补高昌王后裔明清时期历史记载的空白,可知杭氏家族在明清时期是如何进一步汉化,修订宗谱“曲尽尊祖敬宗之义”。杭氏家族通过宗谱编纂,宣扬家族名贤忠烈,巩固和提高杭氏家族在无为的社会、政治地位。

新疆吐鲁番市胜金店墓地M15号墓葬服饰研究

胜金店M15出土的精美的皮靴、皮带、丝质上衣、毛皮裤装等,生动地展现了苏贝希文化晚期人们的穿着打扮。以毛、皮为主,兼用丝织品的服饰材质结构,可能反映出吐鲁番盆地在汉初丝绸之路开通后所经历的服饰文化的变革,在延续一贯的游牧服饰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在与汉地日益频繁的交往交流中荻得丝织品,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服饰创作中,形成了融合游牧文化和汉地文化的服饰风格,充分地体现了胜金店居民的智慧与创造力。

2021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位于吐鲁番火焰山南麓一处丘岗上,建筑遗存分岗顶和岗坡两部分。2021年的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对岗顶区域建筑的全面揭露,出土了叙利亚文、回鹘文等文书残片、壁画残块及陶、木、铜、铁、织物等重要文物千余件。确认了西旁遗址的景教寺院性质,并初步判断其至少存在三期以上使用过程,可能始建于唐,主体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系统发掘对于研究古代西域多元宗教与文化交流、景教史、西域语文等具有重要意义。

西夏钱币的流布区域及相关问题

自1805年武威首次发现西夏钱币窖藏以来,西夏钱币陆续有所出土。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甘肃等地陆续有一批西夏钱币出土,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70年代末,特别是到了80年代,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关于西夏钱币出土的报道屡见于报刊,这才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西夏钱币的出土与发现区域非常广大,但其中比较集中的区域为甘肃(以武威市一带最为集中)、宁夏(多出土于银川市、石嘴山市及灵武市诸地)、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陕西(以安康市最为集中),西夏的窖藏钱币也全都发现于这些地区,应与上述诸地均属西夏故地有关。此外,在新疆、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湖南、湖北、浙江、山西、山东及朝鲜等地也都有发现,虽然数量不多。这些发现,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西夏时期的丝路贸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西夏使用的钱币种类繁多,除使用秦、汉、北朝、五代、唐、宋、辽、金钱外,还铸造自已的货币,均为年号钱,既有汉文,也有西夏文,同时还有对钱,反映了宋钱对西夏的深刻影响。西夏钱币数量众多,琳琅满目,如实地展现了西夏时代丝路沿线及周边地区贸易的繁荣与昌盛。本文首先以表列的形式,尽可能全面地对全国各地出土与发现的西夏钱币进行了归纳与概括,进而探寻西夏出土钱币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