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刑罚变更执行权的同步制约和监督——在法律上设置人民检察院审查与抗诉机制的必要性

刑罚变更执行权属于重要的司法公权利范畴。为减少刑罚变更执行权出现滥用的概率,就必须在法律层面上科学的分配、设定其中的权利主体和权限,建立各权利主体之间的制约机制,实现对刑罚变更执行权的科学制约和监督。

基层检察院预防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及其运行规范

发挥基层检察院预防工作领导小组在侦防工作一体化工作机制中的作用,其目的是将检察机关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成效最大化。基层检察院通过侦防一体化机制的建立,使检察机关的预防职务部门与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部门在制度上确立职务犯罪预防信息共享、自侦案件分析、案件移送、职务犯罪侦查介入等各个环节有效配合,达到侦防一体化、功能最优化的工作目标。

虚假诉讼犯罪的打击与防范——以杭州市检察机关联动打击虚假诉讼为例

近年来，虚假诉讼现象时有发生，并呈现多发趋势。这种借助诉讼形式蒙蔽审判机关、利用司法裁判的强制力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必须完善立法，提高虚假诉讼的违法成本；健全机制，提高防范虚假诉讼的能力；加强管理，加大对律师队伍的监督处罚力度；扩大宣传，增强公众的诚信意识和法律意识。

检察环节认罪认罚制度相关问题研究--以杭州市XS区试点实践为视角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制度,进一步探索刑事速裁程序改革,简化工作流程,构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等相配套的多层次诉讼制度体系"的重要改革部署。认罪认罚制度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该项制度试点对保障司法公正、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意义重大。本文在认罪认罚制度内涵、价值解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检察环节"认罪认罚制度"实践探索情况的充分分析与把握,从案件适用范围、案件证据标准和认罪认罚制度完善三个方面提出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制度的具体建议,从而有助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司法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

遏制医疗卫生领域职务犯罪研究——以杭州市检察机关查处的案件为视角

遏制医疗卫生领域职务犯罪，是缓解医患关系的重要举措。本文分析了医疗卫生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及原因，提出了遏制医疗卫生领域职务犯罪的对策措施。

市检察院：聚党建之力 凝群团之心 激发杭检铁军新活力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上的重要讲话,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深入挖掘、宣传基层党建工作的经验做法,今年中国期刊协会党刊分会组织举办“守初心担使命”基层党建创新案例遴选活动。对于入选的杭州地区基层党建优秀案例,本刊将陆续进行刊登。

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及完善路径——以杭州地区试点改革情况为样本

作为当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在各试点城市稳步推进。从实践情况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发挥着积极功效,但也存在值班律师定位模糊、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和均衡度尚有不足、案件质量存在风险隐患等多重困境。本文认为,要站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高度,从逐步引入强制辩护制度、妥善处理求刑权与裁判权的关系、有效拓展认罪认罚的适用广度等方面入手,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不断深化。

杭州市教育系统职务犯罪及预防对策

近年来，伴随着高等教育腐败案件的频频曝光，一些地方陆续推出了一些防范措施，逐步加大对教育系统职务犯罪的查处和预防力度。但由于造成这一领域职务犯罪泛滥的社会原因复杂、治理力度不够，其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教育界已被列入反腐败的重灾区之一。2005年立案总数是前三年的2倍多；从发案领域看，已形成由高校逐步向中小学蔓延的趋势。因此，对我市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情况作深入剖析，探究其发案特点、成因及危害，研究并采取切实措施，提出从源头治腐的对策，对构建和谐杭州有重要意义。

流动人口犯罪强制措施适用的现实困境与前景展望——以杭州市为例

当前,在我国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犯罪达到城市犯罪总量的50%以上。由于其流动性,司法机关在适用强制措施时不得不以逮捕为主,造成部分涉嫌轻微犯罪的流动人口无法适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措施,造成本地、流动人口轻微犯罪适用强制措施的不平等。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借鉴欧美国家保释制度的成功经验。在近期内,司法机关可以对流动人员有条件地适用取保候审措施。从长远看,应当更新观念,重构非羁押措施的执行机构,建立风险评估和异地保障制度,加强社会控制配套措施建设,加强弃保脱逃的刑事责任追究。

检察公益诉讼为特殊群体保驾护航

杭州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的探索和实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三处着眼”“四项举措”和“五个亮点”。“三处着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障碍设施建设问题,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的标志,我们要高度重视。遵循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问题为导向,积极探索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从前期调研到具体实施。

斡旋受贿精准量刑建议数字化的显示偏好理论面相——基于293例斡旋受贿犯罪裁判文书的数字化剖析及模型构建

数字司法时代的来临推动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精准化,但司法活动受司法人员显示偏好影响并不适宜直接用技术算法拟合。对293例裁判文书进行结构化解析发现,斡旋受贿犯罪的量刑建议数字化面临困境:这一特殊的犯罪形式系多法条对应一罪名、数额特别巨大时缺少通行量刑细则、与人际关系密切。结合显示偏好理论,司法人员的裁判行为可被折叠到对司法机关量刑活动的分析评价中,实现对量刑建议数字化分析进行改良,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对上述犯罪宣告刑与罚金刑的算法模型。模型初步揭示了司法人员在不同涉案金额下适用同一量刑情节会因群体性显示偏好,可能部分偏离并改变该情节适用的理论效果。

民事执行行为检察监督制度论——兼评新民事诉讼法执行救济程序

众所周知，关于民事执行行为救济，修订前的我国民事诉讼法最大的缺陷在于没有区分单纯执行行为与执行中的司法裁判行为，也未针对性设置程序性救济和实体性救济两种不同的救济方式。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新增第二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理论根基、域外经验与模式选择

社区矫正是为预防犯罪而设计的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项目,它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自我改善,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对管制、缓刑与假释考验期内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检察机关参与这一过程的检察监督,是贯彻实施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的重要举措。

中国检察官考评机制的缺陷与完善思路

在中国对检察官的考评一直是行政化的,导致考评本身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文章从考评基础、考评主体、考评程序、考评内容、考评结果等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探索分类管理、引入绩效机制、注重我国国情等三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设想。

我国监管场所检察监督模式反思与创新

科学规范的刑罚执行,对于实现我国的刑罚目的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去年以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紧紧抓住审判公开和同步监督两个环节,在全省大力推行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制度,深入探索法律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同步进行的机制。在去年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提交了《关于完善我国减刑制度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该建议高度重视,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在全国法院系统和刑罚执行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如何解决刑罚执行中的一些难点,如何从理论上指导实践、解决基层难题,我国法学、实务界不少人士对此的看法颇多歧异,比如判前立功,减刑、假释与财产刑和附带民事判决执行的关联,减刑撤销制度,假释保证金和保证人制度等一直是实践中争议的热点。分析问题原因、匡正错误认识、明确发展方向,才能促进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提升刑罚执行的公信力。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和相关实务专家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本刊编辑部以"刑罚执行的改革与完善"为总标题,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刑罚执行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刊编辑部认为,刑罚执行的改革和完善重中之重是建立健全对刑罚执行中违法情形的发现和纠正机制。相关部门应依法规范对重大刑事罪犯适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建立和完善对刑罚变更执行的同步监督制度,完善对监所执行、监外执行和社区矫正进行法律监督的方式和措施。同时,应建立健全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切实防止监外执行人员脱管、漏管,并进一步完善对未决犯羁押和看守所监管活动的法律监督制度。

和谐社会语境下检察权的谦抑性——引进环境公民诉讼(E.C.S)的立法思考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共同理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检察权应实现从扩张到谦抑的理性跨越,保持应有的时代品格。检察权的谦抑性符合检察制度历史演进的规律,也是宪政法治的要求,更是法律进步与法律移植使然。基于环境保护的紧迫性与检察权的谦抑性,引进与借鉴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已是必然选择与科学路径,其功能价值、运行机制、启动要件为我国提供了成功的样本与范式。

浅议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

检察监督本应是对民事执行最为有效也最符合法治规律的外部监督手段,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时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这一权能,导致目前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尚无来自外部的合法有效的监督。民事执行和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了检察机关应当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以充分有效地保护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秩序,遏制"执行难"、杜绝"执行乱",保障民事裁判的顺利执行。

新律师法对检察工作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律师法对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权利做了重大修改,具体而言就是完善了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赋予了律师法庭言论豁免权,对刑事诉讼必然产生影响,对检察机关的工作影响尤为严重,检察机关应当充分认识到即将面临的挑战,并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同时对检警关系、法律职业互通提出一些思考。

检察指导侦查概念探析及制度构建

检察指导侦查是近年来司法改革中比较热门的话题,其产生既有司法实践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弥补现实体制下案件质量不升反降、办案效率止步不前等缺陷的需求。检察指导侦查制度的构建首先涉及对此概念内涵的理解和界定,也必然涉及检警关系甚至是检法关系的调整和重构。

清末检察厅的职权配置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颁行《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正式确立了检察制度。根据法令,清末检察厅有收受刑民案件诉状、指挥调度司法警察、侦查各类犯罪、提起刑事诉讼、监督诉讼等八类共二十八项具体职权,这些职权是保障检察厅顺利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司法规律对配置检察权的要求,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