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院校非师范专业就业现状调查——以杭州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非师范专业为例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实地采访和网络采访等方法,对杭州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非师范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及该专业在校生的就读状况和未来打算进行广泛的调查.结果显示,近两年来本专业非师范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较前几年已大有好转,然而与师范生相比,整体情况仍不容乐观,要加强实习锻炼、强化就业指导、调整专业课程设置、转变传统就业观念.

批评视域中的中国21世纪文学——洪治纲教授访谈录

一虚构写作:不少长篇小说的思想穿透力偏弱曹霞:洪老师好!很高兴有机会和老师做一个访谈,那我们就从老师最近关注较多的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谈起吧。洪治纲:21世纪以来,在虚构性写作中,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一直挺可观。有些作家始终保持两三年一部的写作进度,有些作家则沉淀多年推出一部。即使有些作品热闹一时,但绝大多数很快都变得悄无声息。我每年都阅读一些重要作家或反响热烈的最新长篇,但极少作品能勾起我的阐释欲望。不知道你是否存在这种感受?

从“独鹤与飞”到“译事之光”——鲁迅早期文学活动中的“呐喊”

鲁迅早期文学活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留学日本时期和回国后的“沉默十年”。一般认为鲁迅早期文学活动是在其加入五四文学革命的准备阶段,这一观点大致成立,但忽略了鲁迅早期文学活动的重要性。其实,此时鲁迅已经开始其后一直延续的文学道路,即一面介绍外国文学,一面从事新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他早期的一些重要文章和文学活动完全可以视为后来发出“呐喊”的前奏,或者说就是其最初的“呐喊”。对此,应结合鲁迅与绍兴地域文化关系及其在京环境影响等重新审视。

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体系建构与微观透视——评斯炎伟专著《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

文学会议既是当代文坛一种日常化的存在,也是文化体制的一个构成部分,很多时候,文学会议引领了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嬗变。因其如此重要,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始,学界就开启了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论述。然而受“历史距离”的制约,这种论述往往止于会议的事件性介绍和文学史的价值判定,对会议本身的肌理、学术价值等还缺乏深入发掘。

大道五十,天衍四九,“我”是其一——网络文学名作《大道朝天》细评

《大道朝天》融合了东方玄幻与星际科幻两种设定类型,构建了一个拥有完整内核和合理逻辑的虚构世界,展示了两个空间的世界架构、社会关系和修行体系。为了拓展主题阐释的空间,小说使用了延宕及文本再语境化的手法,以设置多层级空间的方式,极大地拓展了叙事的限度,并以特殊“锚点”加以锁定,同时通过多样化解构与重塑,赋予了身体以完成身份认同、隐喻性以及符号化的叙事功能。小说围绕“金手指”井九兼具神性和人性的两面性,塑造了代际更替的多元修道者和可能的非人型角色,在打造多元人物画廊的同时展现出了作者对自然中心主义新的言说和思考。在主题思想上,小说聚焦一个“道”字,融合东方的儒释道思想和西方存在主义思想,通过修身之道、处世之道、生命之道三方面的阐述,集中体现作者对于“道”多维一元的辩证思考。

构建艺术浸润式具身体验,以论带史,以论证史——美育浸润行动下大学美学与美育的教学思考

大学美学与美育教学强调教育过程学生的体验性,要培养学生的高雅趣味,这势必要求教师在教学中避免对空言说,要将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使理论接地气。应当构建浸润式具身感性体验,以艺术教育为核心,坚持专题研究,强调以论带史,以论证史,实践“话语—问题”式的教学模式和教材编写理念。

何种人生,怎样“立人”?——《狂人日记》与《人的文学》之互文性解读

《狂人日记》与《人的文学》之间存在彼此指涉的互文关系,能看到周氏兄弟对于“立人”思想命题的完整呈现。《人的文学》中“灵肉一致”的观点缝合了《狂人日记》里“吃人”话语的双重所指,将其写实意义与比喻意义统一起来。周作人改良人类关系的设想部分符合了鲁迅本人的思想修正。而《狂人日记》中反求诸己的思想维度对于渴望“真理”认识的《人的文学》具有匡正的作用。从“人的文学”的定义出发来分析《狂人日记》,可以发现其是“有关小说的小说”,包含现代“元小说”的特质,而“记录研究”“非人的生活”正是周氏兄弟关于启蒙时代文学何为的共同认知,其背后是破旧立新的历史主体的转喻,体现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

弱势民族文学译介:周氏兄弟与《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

1921年10月,《小说月报》在第12卷第10号策划推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鲁迅、周作人积极参与其中,联袂贡献了一批优秀的翻译文本。此时周氏兄弟强调“弱势民族”的概念,一方面延续了早年形成的文化趣味,另一方面则是新的社会语境下建构民族主体身份认同的需要。二者选择翻译的文学作品常常交织着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辩证视野,将反抗殖民压迫的内容框架与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涵互相结合。这一思路既否定了东西文明大同的迷思,承认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但同时又用人性的伦理维度来加以限制,高扬人之主体性自觉。周氏兄弟的弱势民族文学译介是新文学家回应“后五四”时代文学困境与启蒙困局的文化实践,也是新文学主体走向历史纵深的典型表现。

“新文科”视域下历史学专业数字人文培养模式的实践思考--以杭州师范大学为例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数字人文为历史学的研究方式和教学方式带来较大变化,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史学的界限,也为新时期历史学的培养方式革新注入新活力。分析“新文科”建设中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的困难,解析历史学专业数字人文培养模式的核心目标和构建理念,并结合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数字人文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提出通过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提升教学内容方法、创新导师指导机制和优化学业考评方式的提升完善方案,持续推进历史学专业数字人文培养模式的构建。

论“前见”在文学“经典”生成中的作用--以《鲁滨逊漂流记》与《福》为例

“前见”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移植到文学领域时,虽然大致概念并未改变,但仍存一定的问题。同时文学“经典”作为一个前现代概念,虽然已被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者批判,但仍有其存在意义。而“前见”在文学“经典”生成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却鲜有讨论。因而首先要对“前见”概念进行哲学史语境中的梳理。历史既是理解的前提,亦是理解的产物,历史是“被理解”的历史。文学“前见”可以从文学创作主体与文学接受主体两方面考虑。文学“经典”的产生亦需要探其原因。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英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以及解构该小说的小说《福》,具体论述“前见”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前见”在“经典化”过程中的两种可能性。

辛亥革命前夕浙江知识分子对社会启蒙的尝试(1901-1903)——以《杭州白话报》为例

清末知识分子社会启蒙的尝试在辛亥革命前夕迎来一次最高峰,即使经历了数次政治改革失败,当时的社会仍然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若把辛亥革命当作分水岭与里程碑,革命前十年的社会启蒙运动中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尝试深入社会民众当中,以民族主义情绪为共鸣,将社会最庞大的群体慢慢引向救国的浪潮。

学院派、美学复辟与批评家的自否精神——论张清华的文学批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始，中国的知识精英在遭受政治重创之后纷纷偃旗于各类学府，中国的学术自此脱离激进思想立场，进人了一个知识生产的年代。“学院派”也由此而生。“学院派”区别于“街头派”，前者强调正规、完整的学院教育和扎实的学术训练，并通过对“严谨”和“规范”的制度性苛求，

“大学人文”和“大学文学”不能取代大学语文

目前有用“大学人文”和“大学文学”取代大学语文的意见,笔者认为不可取。大学语文是高等教育阶段的母语教育,多年来从教材研究到教学实践都已有宝贵的经验,我们应该总结这些经验,提升大学语文的学科地位。

敦煌学与陈寅恪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陈寅恪有关《敦煌零拾》读书札记为中心

对于敦煌学学科的建立,陈寅恪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充分利用海外敦煌文献,对残留于国内的有关文献进行比对研究,由此生发出对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宗教和历史方面的深入研究,他对《敦煌零拾》所作札记以及由此所写数篇论文就是这方面的极好展示。由其所作札记及所撰写论文的比较中,还可以发现陈寅恪独特的治学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他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演变所具有的宽广视野和悲天悯人的胸怀。

“今则汝为吾爱矣”——周氏兄弟早期爱情书写与投入新文学运动之关系

周氏兄弟文学创作中涉及爱情者作品不多,但翻译可能是一个例外。无论创作还是翻译,但凡涉及情爱者对于把握周氏兄弟的爱情婚姻观都极有研究价值,对此学术界已有较多关注。事实上他们留日期间最初的文学活动,无论翻译、创作还是评论,有关爱情之书写均可视为后来作品中相关主题的预兆或预演,更与他们参与新文学运动的态度有关。将早期书写与周氏兄弟后来的作品进行比较,会发现他们既一以贯之又有所变化的爱情婚姻观和对于青春的美好想象,在与常人大致相近的同时,更因他们自觉的思想启蒙使命而获得升华。

“地方性的辩证法”笔谈

“地方性的辩证法”是由这几年文学创作上比较引人关注的作品和现象而提出的讨论话题,我只能说一些粗浅的感受,这些感受交织着不同的层次:一是地方性的写作面对或背对的是什么,更直白地说,它试图摆脱的束缚和限制是什么。有没有一种或多种有形无形的笼罩性的力量,要抽空地方性,使文学写作变得更为均质、同质,甚至空洞?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性写作的取向是向下获取自由和解放的取向,这样的取向是内在于文学本身的。

2022亚运赛事下杭州城市语言景观与品牌形象研究

本文基于亚运赛事下的杭州城市语言景观数据,运用生态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对语言景观的语言特征和图像特征进行了分析,语言特征涉及韵律、词汇、结构、语用、修辞五个维度,图像特征涉及图案样式、文字样式、版式和色彩四个维度,据此建立“语言景观数据库”,厘清了赛事背景下语言景观的特点以及所采取的具体手段,并引入群众满意度调查问卷,探讨优质语言景观与城市品牌形象提升的关系问题,结合以上发现为赛事背景下城市语言景观研究提供参考性建议。

“五四”文学观念下的古典重释重构——论茅盾与洁本《红楼梦》

茅盾拥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功底,其早期文论批判了中国旧文学的“载道”与“游戏”观念,但对《红楼梦》评价较高。在洁本《红楼梦》中,茅盾从“写实主义”的立场出发,将原著中涉及“不洁”“神话”“风雅”“无关紧要”部分以及章回体小说套语进行了删削。整体上看,“删红”受到“五四”文学观念的影响,与茅盾本人对小说文体的认识、胡适的“自传说”以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观念有关。综合来看,“删红”有得有失,其得在于化繁为简、引雅入俗,促进了《红楼梦》的普及与传播,其失在于对原著的误读和艺术损伤。同时,“删红”折射出了“五四”文学观念的局限性,也折射出茅盾文学思想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论小说叙事中的“背景”

作为中外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体,小说从古老的故事一路蜕变而来,已经变得极为复杂,形态各异,花样迭出,规矩难觅,法则难求。带着本质主义的思维,人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些具有评判标准的通用律则,但常常又会发现,仍有大量优秀的小说处在各种所谓的律则之外。这或许正是小说艺术的魅力所在。当一种成熟的文体不断走向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说明它的内部仍然充满巨大的活力、潜力和可塑性。

越界与变脸:激进文艺思潮的前世今生(三人谈)

激进思潮与文艺有不解之缘。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感性的文艺与政治的询唤永远在纠缠打斗。20世纪60年代席卷全球的激进运动,既产生了鲍勃·迪伦、滚石乐队,也推起了福柯、德勒兹以及今天在中国大热的齐泽克、巴迪乌、韩炳哲等。激进思潮不断越界、变脸,挟互联网之便利,与全球盛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推波助澜,各种意识形态话术病毒式传播,去疆域化成了部落化,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添加更多焦虑和撕裂。聚焦“后学”激进文艺思潮的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从激进文艺理论的美国化、中国化的角度,反思情绪骚动(或曰“情动”)与理性实践的失衡,乃是知识人的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