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高阶综合实训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以杭州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为例

高阶综合实训课是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核心能力培养的关键课程。本文从目前我国实训课存在的问题入手,以杭州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的高阶综合实训课程改革为例,探索“三结合多主体参与式”本土化课程模式。该模式一方面依托校内社会工作实验室进行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情景模拟分析,另一方面依托校外实训基地开展小组和个案的实训工作,通过项目化运作,全面实施课堂与机构、学校教师与机构专业社工、学生与案主之间的“三结合多主体参与式”教学方式,形成“理论讲授+情景模拟+基地实训+项目运作”的四层次教学模式,最终达成提升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促成学校和机构的良性互动、加强教师实务素养等目标。

刍议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育人功能和实践路径——以杭州师范大学“莹光精神”支教项目为例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高校实践育人的重要载体,有效推进大学生社会化进程,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本文以杭州师范大学“莹光精神”支教项目为例,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育人实效性的内涵、积极影响及偏失进行分析,以期探索大学生社会实践育人功能的有效实践路径。

空间治理、社会融合与乡村全面振兴——基于杭州市青山村的个案研究

新老村民的社会融合对于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至关重要。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青山村为案例研究对象,探讨在空间治理实践中,新老村民的社会融合如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研究发现,社会空间具有治理意义,空间治理可以促进新老村民之间的社会融合,加强乡村内外发展动力的有效“链接”,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空间共建、空间共治、空间共享的实践,空间与治理的相互建构是促进新老村民社会融合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空间治理机制通过构建连接性社会资本,形成乡村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融合激发空间治理的内在价值,推进协商民主并强化社会资本,使其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精神资源;社会融合的效果反馈于新的空间实践中,从而有效衔接内外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带来可持续的资源要素和发展动能。

共同富裕视角下城市流动人口待遇管理的改革路径——基于中山、上海、杭州探索实践的对比分析

待遇差距与差异是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改革面临的最大难题。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城市人口积分制管理为待遇改革提供了可行性的参照,通过构建科学指标体系,引导城市流动人口通过自身素质的完善来获取相应积分,并根据积分排序兑现相应的公共服务待遇。在实现“同城同待遇”的目标和户籍改革去待遇化、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借鉴国际移民管理经验,逐步探索形成了基于居住证积分的城市流动人口待遇管理模式。城市流动人口待遇管理改革以城市常住人口实现“同城同待遇指数”为目标,围绕待遇指标体系、待遇管理机制、待遇服务机制、待遇保障机制、待遇协调机制、待遇均衡机制以及待遇积分项目等环节进行实践探索。本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流动人口居住证积分管理改革从中山市起源到上海市扩展再到杭州市综合改革的历程,探讨居住证积分制管理创新的发展路径,提出实现积分制从身份导向的人口管理逐步向待遇导向的社区治理转化,借此构建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为核心的城市发展与治理社区化模式,助推与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的共同富裕建设。

数字化如何赋能基层协商民主:基于杭州“红茶议事会”案例的分析

数字治理的兴起为协商民主创造了新的机遇空间,突破了以往基层协商民主的某些发展瓶颈,在虚拟空间内型构了协商民主的实践场域。结合杭州“红茶议事会”这一典型案例来看,数字化赋能基层协商民主的基本逻辑就在于通过技术、组织、制度的互构,不断强化多元参与机制、制度规范机制、平台依托机制,以促进协商的展开及共识的达成。但基层数字协商民主依然存在政府管制与网络开放之间的冲突、技术工具与治理情景的背离、高效甄选与民主参与的悖论、群体极化风险和信息茧房效应等问题,对其发展限度也需要有清晰的认知和判断,并积极探索完善之策。

技术赋能民主实践:数字政务平台价值实现的路径研究——以杭州1+X民意互动平台为例

数字技术为民主实践活动提供多种实现路径。数字政务平台通过搭建民主活动的新空间,开拓了民主实践新场域;赋予民主活动参与者新身份,建构民主实践新关系;重塑民主活动的新流程,生成了民主实践新理念。数字政务平台充分发挥技术优势,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可视化的民情搜集、可互动的主体协商、数据支撑公共决策、数媒联动多元监督,是技术赋能民主实践的有益探索。由于平台建设质量参差不齐、信息协调机制不畅、用户与议题范围有限、数字服务与创新能力不高等原因,数字政务平台民主应用潜能有待挖掘、民主实践效能仍需提升,要通过扩大民主实践主体、丰富民主实践形式、拓展民主实践范围、提高民主实践质量、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等手段,促进民主实践绩效的优化升级。

场域视角下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的生态空间思考——以杭州市D街道为例

借助场域理论,探究社会工作者所处的生态空间对促进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个案研究对杭州市D街道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的生态空间营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乡镇(街道)生态空间中,社会工作者在资本、关系、惯习三方面中分别存在社会资本拓展不足、专业话语权缺失和行动惯习中的“形式主义”三大困境。发展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需要多方主体构建关系,形成共同的专业人才发展理念,扩大社会工作者拥有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搭建人才培育行动框架,推动社会工作者专业惯习的形成。

数字化技术在社区服务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以Y区为例

社区服务管理的核心在于协调和解决群众需求,管理效果直接影响社会治理的成效。数字化技术为协调解决群众需求提供了新途径。本文以Y区数字化社区服务平台为例,探讨数字化如何促进社区服务管理中的需求协调。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服务管理,遵循了其基本逻辑,重构了诉求响应机制,充分发挥了数字技术的优势,并对外部环境变化保持敏锐感知。数字化社区服务管理提升了需求协调的全面性、科学性与协作性。然而,人们也需警惕数字化社区服务管理中常见的问题,避免数字鸿沟,破除对数字技术的过度依赖,并防范潜在的安全风险。

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嵌入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拆解与立体化重构

在脱贫攻坚进入攻城拔寨的冲刺阶段,党和国家采用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扶贫包干”模式,选派优秀干部组成“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直接嵌入深度贫困地区,突破其资源约束和能力瓶颈,因村施策地帮助贫困村摆脱贫困陷阱。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这四个关键性问题,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把脱贫任务落实到“最后一公里”。驻村工作队在精准治贫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有些地方也出现了策略性脱贫、仪式化表演、多元主体较量等绩效悬浮现象,不同程度地引发了原生村庄的公共性、自治力、利益链以及行政力量等要素被逐渐削弱的现象。鉴于此,驻村工作队与贫困村的匹配度、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脱贫致富的持续动力等亟需进行多维重构,以提升它对贫困治理的有效性。

风险控制与治理绩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制度逻辑

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从学理上解释国家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混合治理策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章尝试从国家建构社会的视角出发,以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迁过程为例证,运用“风险控制-治理绩效”的分析框架探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的制度动因。研究认为,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制度设计表现为“约束”和“激励”的阶段性调整,其背后的制度逻辑是基于风险可控基础上的治理绩效;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政策取向有一定的差异,总体表现为宏观避险与中观赋权。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吸纳和赋权可以是共存状态,吸纳的另一面并非赋权,而是排斥和疏离。在社会组织治理进入“秩序思维代替稳定思维”的新阶段,各地政府在社会组织生态建设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社会组织的分化生态。

以文化人:文化建设何以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基于杭州市下城区武林街道的实践分析

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文化路向,社区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韧性基础。在探索当前我国社区文化治理产生的基础性条件上,武林街道社区文化治理通过营造志愿文化、建设非遗文化.和创新社区服务文化等行动举措,开启了城市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探索,为基层治理有效拓宽了社会支持、地域社会为治理有为提供了实体场所、居民获得感为治理有位夯实了内在支撑。然而,由于受到条块分割的城市行政体制、较弱的居民主体参与、相对落后的文化治理方式及治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社区文化治理效应受到影响。研究发现,切实增强合作共治的程度、全面激发文化的治理功能、着力提高监督管理的精准化、同步转变和更新治理理念是社区文化未来治理的改进方向。

提倡与推广分餐制的调查与思考——以杭州为例

分餐制是实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遏止餐饮浪费的重要抓手,新冠疫情后已在杭州的公众认知层面得到了较广泛的承认和肯定,但总体效果有待提高,推广措施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政府应加强对分餐制的规范建设,狠抓制度落实;其次,餐馆应在菜单设计、烹饪工艺、厨房器具等方面进行改革,提高服务技能,以适应分餐制的需要;最后,居民层面,应以"文明健康节约"为价值引领,变革餐桌消费观念,养成分餐习惯。

公共政策合法性聚集机制:基于政策执行者行为逻辑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者的行为是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必须要在其执行过程中妥善整合各方利益,促使达成目标一致的公共性。公共政策执行者的行为逻辑一般按照"需要→驱动→行为"的内在演进方式推进。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受制于各种因素影响,出现了象征性执行、附加性执行、选择性执行和规避性执行等偏差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为了有效巩固与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必须通过建立健全程序性机制、执行者与受惠者互动机制、民众参与机制和纠错机制等来加强公共政策合法性集聚。

以“阳光村务”夯实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杭州市余杭区塘栖村的探索和启示

基层民主协商是我国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党在人民群众中形象的重要基石。抓好基层民主协商,对于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提高基层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作用。杭州余杭塘栖村深化"阳光村务"建设,建立了村务运行体系、村务公开体系、村务监督体系和村务评价体系"四大体系",形成"村委决策村民审"、"村庄事务村民议"、"村里项目村民督"、"村官办事村民评"的工作机制,从而拥有了强大凝聚力和广泛影响力。"阳光村务"的探索为破解村一级权力运行中的规范和监督困境、减少社会运行成本、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等基层治理难点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城镇化进程中“农转居”劳动者就业的职业结构质量--以杭州和宁波为例

基于"农转居"政策前群体初始职业分化的事实,透视"农转居"劳动者就业的职业结构质量。描述性分析表明:"农转居"劳动者非农职业转移过程中存在职业"内卷化"现象,但群体非农职业转移也是初始职业影响下,逐步降低职业"内卷化"指数、逐渐提高职业结构质量的过程;"农转居"劳动者综合职业属性结构质量较低,并且职业属性结构质量低于单位属性结构质量,面临相对较易进入正规部门但较难从事技术管理型工作的窘境;在"农转居"劳动者内部,初始职业为农业劳动者的职业结构质量低于未就业者和非农职业者群体,农业劳动者非农职业转移面临的困境更为突出。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表明:"农转居"劳动者就业的职业结构质量受学历水平、社会关系、初始职业、性别和年龄等因素的影响,较高的学历水平、拥有"社会关系"、较高的初始职业层次和低年龄有助于降低职业"内卷化"、提高就业的职业结构质量。文章从关照"农转居"劳动者初始职业分化的事实、构建社会支持网络、规范企业招聘制度、实施提升职业竞争力的职业培训、重视学历再教育、加强对中高年龄劳动者就业支持等方面,讨论了消除职业"内卷化"、提高群体就业的职业结构质量应注意的问题。

员工期望、组织交代与合法性:社会服务组织内部合法性建构——基于杭州NC社会创新联合机构的动态考察

针对已有社会组织合法性研究“重外轻内”的现象,选取杭州NC社会创新联合机构为案例,探讨其基于员工认同的内部合法性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员工期望与组织交代的交互作用动态建构了机构的内部合法性,二者并非期望理论所推演的单向影响关系,而是双向建构关系。机构生成高度内部合法性的前提是达致员工与组织之间的“激励相容”;社会服务组织的内部合法性的建构具有不同于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鲜明个性,需要更注重员工的内在激励和工作自主性;同时,与外部合法性相比,机构对于内部合法性的建构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因此,建议将员工期望管理作为机构发展的重要方法,通过变革组织结构、培养组织文化、开展集体生活等方式,引导、维护和建构员工期望,将员工工作生活意义的创设和营造带回机构的社会工作行政过程之中。

吸纳式治理: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样本研究——基于杭州H工作室的追踪观察

由于经济社会的加速转轨,出现利益格局分化、基层社会权力悬浮、群体事件呈高发态势等问题,质疑并考验着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社会资源占有的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以及维护公共秩序的自发性等因素,倒逼基层政府治理的转型和变革。杭州市H工作室作为城市基层组织吸纳式治理的实践典范,是对这些问题质疑和转型变化的有效回应。吸纳式治理以民情信息为核心驱动,以“吸纳—整合—协同”为运作机理,通过制度化吸纳碎片化力量,体系化整合重构组织资源,组织化协同治理街居事务,依托场景、组织、技术路径,构建纵向权力与横向网络的交错型治理结构,形成上下关切、左右协调、紧密相联的有机体,从而有效实现民主促民生的价值追求和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杭州集成电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症结及其治理研究

集成电路产业是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的焦点,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杭州市拥有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基础,近年来发展较快,但与国际水平和国内领先城市的相比差距较大。本文在基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来揭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内在机理基础上,发现其症结在于人才短缺、产业链欠佳、政府扶持力度欠大、信息透明度低、投融资支持欠强度、消费端欠发达,并就杭州市进一步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提出引育结合、补齐制造短板、强化行业协会、拓宽集成电路产业资金募集渠道、发展需求端产业等一系列治理路径。

师范院校经典故事型哲学工作坊课程思政功能探究

师范院校的传统哲学类课程承载着增强学生文化底蕴、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双重使命。在此类课程中,以故事的典型性和教育性为基础的经典故事型哲学工作坊教学方式具有显著的协同育人功能,有助于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教学理念上,经典故事型哲学工作坊将哲学教育同思想政治教育、师范教育合一,将贤德论与师德论融合,以思政育人统筹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在教学资源上,经典故事型哲学工作坊注重视频资源、课程思政案例、课外实践资源对学生立志成才的激励。在教学方法上,经典故事型哲学工作坊的案例教学、“大中衔接”体验式教学、课后实践巩固等方法都能在隐性层面提升育人质量。

官僚制范式的神话: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真实立场

近10年,公共行政学文献一直在叙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这一领域的定位从旧范式向新的范式转换。尽管关于“新公共管理”这一新范式还存在许多质疑,但没有人否认曾经存在过一个传统范式。人们把这种根深蒂固和目光狭隘的思想模式称作“官僚制范式”,而且通常认为这种旧范式脱胎于传统公共行政学。然而,经过对传统公共行政学文献的仔细阅读,我们发现所谓“官僚制范式”不过是对传统行政学思想的失真概述,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歪曲。相比顾客导向的新管理主义及其变体,传统行政学思想实际上展现了对法律、政治、公民、价值理念更多的重视。不过,由于没能对修正主义进行有效批驳,公共行政学作为一个专业领域过分忽视自己的传统,遗弃了至关重要且富有意义的深刻论断,以至于默许了对学科的诽谤。尽管这些“诽谤”包含着少量的事实,但却毁坏了一个珍贵的学术遗产,结果导致公共行政学成了“无根之木”,同时在研究上也出现了分析的疏忽。在此情况下,模棱两可的反民主或假民主观念到处流传,而责任管理这一基本问题却未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