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动态图形对朱子文化信息传达的研究

动态图形是集文字、图片、动画与声音为一体的数字载体和数字媒介。通过对动态图形的概述,分析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朱子文化研究的现状,提出利用动态图形对朱子文化信息进行传达,分别从传达主体、传达符码、传达媒介、传达意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构建朱子文化信息传达的新范式。

字义解析与经典诠释视域下朱子学的比较、分析与辨正——以陆陇其对饶双峰的接受与批评为中心

宋儒饶双峰以穷理精密而多不同于朱子著称。陆陇其受到饶双峰注重字义解析与文本诠释的深刻影响,将《四书大全》所引双峰说一百二十来处置于南宋以来朱子四书诠释的宏大背景下,加以比较、分析、辨正,对之表达或赞赏,或批评,或褒贬兼具之态度,体现了朱子学一贯的治学特点。在饶双峰立异于朱子思想的影响下,陆陇其对饶双峰若干质疑朱子的别开生面之说表示赞同,显示出其尊朱实内在充溢着“非朱”之求真是精神。正是在吸收、分析、反思饶双峰等朱子后学诠释朱子成果的基础上,陆陇其实现了在批判传承中发展朱子学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亦展现了江西朱子学与浙江朱子学的跨时空对话。

《论语》“小德出入可也”历代判读及适用——以朱熹的判读为中心

对于《论语》“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历代判读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西汉《韩诗外传》及刘向说该句为孔子所言,含有不拘小节之意;其二,魏以后儒者认同该句为子夏所言,较多的是指对他人不求全责备;其三,南宋朱熹认为子夏所言轻视小节,因而有弊病。朱熹的解读为其后学所发挥,尤为强调不可轻视小节,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末清初有儒者为子夏所言辩护,至清中期又有儒者认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为孔子所言。王家嘴楚简《孔子曰》载孔子曰“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证明该句为孔子所言,含有不拘小节之意。孔子所言,无论对重视私德的传统社会,还是重视公德的现代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

异域的回响:朝鲜朱子学对饶双峰《中庸》学的批判与继承

饶双峰《中庸》解以观点新颖、分析精密著称,在《中庸》章节之分、首章工夫论及中和、中庸、费隐、鬼神、诚等概念阐发上,皆多有不同于朱子之说,引发了以退溪、栗谷为代表的朝鲜朱子学者的热烈辩议。朝鲜学者对双峰之说的深入探究和不同观点,显示出朝鲜朱子学在对朱子后学经典诠释的继承与批判中形成和建构起自身对朱子学的认识,体现了朱子后学对朝鲜朱子学所具有的中介和阶梯作用,为中韩朱子学及朱子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从中我们亦可以看出,罕为学界所知的饶双峰实为朱子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加强对饶双峰的研究对于认识朱子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朱子语略》与《朱子语类》异文同义替换研究

《朱子语略》是朱子门人杨与立收集朱子弟子门人笔记以及朱子的书信、序跋等删选而成,与《朱子语类》之间存在大量的同义词异文。分类、梳理这些异文,对版本校勘、文字、词汇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清中晚期今文经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与今文经学都是清中晚期多元学术中的重要因子。今文经学开启了清代春秋公羊学的风气,体现了政治诉求与学术倾向。今文经学在清代经历了乾嘉时期反思汉学而调和宋学的形成期、道咸时期追求社会变革的过渡期以及光绪年间近代今文公羊学说发展期三个时期,各阶段的发展都与朱子学有密切联系。清代今文经学不悖程朱之学,但冲击朱子学所依据的经典体系,尤其是康有为“参合中西”的“近代新学”成为中国传统理学的异化。

“和茶”主题茶艺创编实践

创编茶艺是对传统文化精髓的再创造,是传播茶文化的载体,能够展现丰富的茶文化内涵。中华茶奥会茶艺技能大赛一等奖获奖作品“和茶”以茶和天下为视角,将地域文化、社会热点等要素融入到茶艺表演中,主题突出、立意高远,引得好评和认可。以“和茶”创新茶艺为例,从主题的构思、茶艺各要素的设计、意境的营造、程序的编排和解说等方面解析了主题茶艺的编排实践,以期对主题茶艺的编创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朱熹书院教育思想对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启示

朱熹书院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道德教育方法,在诸多方面留给后人许多启示。采用文本研究和文献分析方法,重点研究高校思想领域潜在风险及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基于朱熹教育思想及道德教育理念的当代启示,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观点,提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有效机制和引导方式,助力涵养高校师生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进而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朱熹、俞樾对《孟子》“口之于味”章的解读——兼论牟宗三的解读

今人解《孟子》“口之于味”章,多与孟子在孟告之辩中提出人性之善、反对“生之谓性”统一起来,忽视了二者的差异。然而,朱熹晚年既认为孟子言性善是“论性不论气”因而有所不满,又对《孟子》“口之于味”章“亦言气质之性”给予充分肯定。与此相似,清儒俞樾把孟子言性善与《孟子》“口之于味”章区别开来,明确提出孟子言性善为“孟子蚤年之说”,而予以批评;同时又认为《孟子》“口之于味”章“即荀子‘圣人化性’之说”,而予以肯定。朱熹与俞樾的解读,虽二者之间多有差异变化,但对孟子言性善与《孟子》“口之于味”章作出分别对待,重视《孟子》“口之于味”章,或可为今人解读《孟子》所参考。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治道内涵——对朱熹解读的重新思考

古文《尚书·大禹谟》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接着又讲民之可畏、君民相须,讲“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要求重视百姓疾苦,实际上是就治道而言。历代儒家既有从治道层面予以解读,将“人心”解为“民心”的,也有从道德心性层面加以发挥,讲“天理”“人欲”的。朱熹早年把“惟精惟一”与儒家“南面亦恭己”的无为而治联系起来,后来又从治道层面强调君王应当敬守“虞廷十六字”,并且要求“谨守其所居之位,修其所愿欲之事”,尤其要体恤百姓,解救百姓之困穷。因此,朱熹后学把“虞廷十六字”当作为人之“心法”,而忽视其为君王治天下之法的治道内涵,并为今人所发挥,这样的理解似有偏颇。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基本原则、基本范畴是朱熹民本思想主要内容和政治实践活动的理论内核。“天理论”是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得民心”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原则,“尊君”与“民本”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政治哲学范畴。朱熹民本思想的这些政治哲学意蕴,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思想借鉴。

试论幕府末期日本水户藩的尊王思想

作为前近代日本朱子学派的重要支派之一,德川光圀开拓的水户学派以推崇并提倡“尊王攘夷”思想而闻名于世。审视江户时代,尤其是幕府末期,尽管日本接受了缘起中国的这一思想,却对孟子的革命思想、朱子学的大义名分加以转化,令它转换为将皇室、幕府、诸侯、臣民凝聚为一体的正统观念;尽管日本将这一思想落实到水户藩主持的《大日本史》编撰事业之中,却在中国儒者朱舜水的支持下,令它成就了一段以日本、日本史为核心的历史撰述;尽管日本未曾彻底否定所谓的“华夷秩序”,却通过这一思想的诠释,令它成为反对以中国为中心,标榜“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的思想源泉;尽管日本在江户时期遭遇到来自西方思想的冲击,“攘夷”由此也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却依据神话传说、时代演绎、儒佛对话的历史叙事,借助它而树立起以神道为中心的日本主义思想,整体而言,在幕府末期,尽管来自中国的“尊王攘夷”思想在日本得以传承、演绎,最后成为本土化的神国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却也经历了不少的误读与曲解,产生了不小的冲突与对抗。因此,梳理这一思想在日本的流变轨迹,可以为我们把握原典、找寻问题、构筑批评、形成对话,乃至正确地理解与把握这一范畴提供一条线索。

藤原惺窝的朱子学思想

藤原惺窝是日本朱子学派的开创者。他开创了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以朱子学为官方哲学的传统,对日本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努力。其主要理学思想:一是弃佛崇儒,这一思想的转向,标志着日本思想界新时代的到来;二是理一分殊,注重理的一与多,即体上之"理一",用上之"分殊";三是格物致知,即"去物欲,致至善";四是居敬穷理,以静坐实践为居敬工夫,以读书为穷理之方,格物、穷理之根本在于"存养"。

当代经济视阈下进行朱子理学研究的社会意义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面前应当如何顺应潮流实现现代化,并使本民族的社会发展在中外文化交流的碰撞中走向辉煌,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朱熹作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大家,他在学术传承和道德创建方面所作的有益论述,不仅对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弘扬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还为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思考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朱子学于13世纪中叶传入越南。在陈朝(1225-1400),它是以反佛教的面貌受到越南士人的重视,并通过教育和科举在贫民百姓中传播。黎朝(1428-1784)初,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在越南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时,越南出现了一批朱子学者,推动了越南朱子学的发展。阮朝前期(1802-1885),越南有许多朱子学研究著作出版,仍保持兴盛的势头。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朱子学开始衰落。600多年间,朱子学对越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佛教“理事圆融”与理学“理一分殊”对比研究

在西方哲人的眼中,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事"是对立为二的。在此二元对立理论指导下,人们所悬挂的价值理想,不能够启发生命本身的力量,去达成理想的实现,从而引发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然而东方佛教华严宗的"理事圆融"以及理学的"理一分殊"都用各自的理论证明了,理融于事,事包含着理,理事之间不可分割,无需对立。由此,解开了人们的思维的死结,使现实与信仰的结合成为了可以为之努力的方向,从而大大提高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力。值得关注的是,拥有同样理事关系的理学与华严依然存在分歧,具体表现为,理学在理事兼顾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事事之间的分殊,而华严则注重理事之间的圆融无碍。如何将二者理论进一步融合在一起,并使之恰当地运用于当今社会,是今人还必须认真继续探究的重要课题。

朱熹教育思想文献研究

朱熹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并孜孜不倦地进行著述活动,兼顾"尊德性道问学"而精心编写教材用于小学、大学两个阶段教育。这些教材具有普适价值,受到上层社会的重视,很快由民间教育机构进入官学体系,在南宋至清中叶的数百年里,对士子人格塑造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成功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

武夷山名义考

武夷之名始于汉武帝时期,"武夷山"之所指历代都在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乃九曲溪贯穿而过的一片秀美峰岩。因境内名山之故,崇安县自宋代建县,已有"武夷乡"政区名。近代地理学发展,上世纪30年代始有武夷山脉命名,武夷山所指范围扩大,也导致名称的多义甚至歧义。1956年江西铅山诞生第一个武夷山地名"武夷山垦殖场",1998年改为武夷山镇。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武夷山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成为跨省地名,但地块分割,各有所属。

佛教“理事圆融”与理学“理一分殊”对比研究

在西方哲人的眼中，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事”是对立为二的。在此二元对立理论指导下，人们所悬挂的价值理想，不能够启发生命本身的力量，去达成理想的实现，从而引发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然而东方佛教华严宗的“理事圆融”以及理学的“理一分殊”都用各自的理论证明了，理融于事，事包含着理，理事之间不可分割，无需对立，由此，解开了人们的思维的死结，使现实与信仰的结合成为了可以为之努力的方向，从而大大提高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力。值得关注的是，拥有同样理事关系的理学与华严宗依然存在分歧，具体表现为，理学在理事兼顾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事事之间的分殊，而华严宗则注重理事之间的圆融无碍。如何将二者理论进一步融合在一起，并使之恰当地运用于当今社会，是今人还必须认真继续探究的重要课题。

儒家公益的一个家族样本——古代武夷山仁义衷氏

儒家强调济世利民,这种精神的一大表现就是民间传统的公益慈善行为。作为朱子理学摇篮的闽北地区,这种精神深入人心。世居武夷山(旧崇安县)的衷姓家族,从五代至清末,没有出过名公钜卿,却代代有读书士子行孔孟仁义之道于乡里。他们或能亲爱乡邻,或能兴起集体公益事业,各为力所能及之事,粲然可观,可视为奉行儒家公益慈善传统的一个地方家族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