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智能计算的肇始与趋势——欧洲时光机案例分析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与形式,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进入数字社会以来,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与理念,数智化活化文化遗产,进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关键路径和数字化赓续的现实需求。在科技与人文融合精神指导下,本文尝试性提出了文化遗产智能计算的基本概念,分析了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基本目标和实现逻辑,并针对欧洲时光机项目进行了案例分析和经验总结。调查分析欧洲时光机项目的目标愿景、发展历程及其组织架构,系统梳理欧洲时光机的建设内容与代表性工作,归纳总结历史大数据构建的技术框架与逻辑路线,进而从数据资源、关键技术、标准平台、表现形式和共建机制等五个方面提出文化遗产智能计算的经验进路。文化遗产智能计算与历史大数据资源建设不仅是当代新文科建设的前沿学术问题,更是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对数字中国和文化强国重大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文化遗产数字叙事信任模型:概念与框架

信任是数字环境下文化遗产数字叙事的基础。文化遗产数字叙事是一种具有重构和演绎特质的叙事方式,在数字化、数据化和艺术化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信任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系统,文化遗产数字叙事的人机交互特征体现出系统、信息和用户之间的相互连通和协同影响,系统叙事的可信度和用户体验的信任感构成了信任模型的双向动态互动,涉及文化遗产信息资源、叙事性架构、数字化呈现、系统本身的功能建设和知识服务,以及用户的意图和行动。文化遗产数字叙事信任模型不仅有助于提升文化遗产的数智化活化利用水平,促进对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的深度挖掘、叙事内容的创意演绎、文化内涵的有效阐释与呈现,而且有望为可信的文化遗产数字叙事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助力文化遗产数字化转型发展。

面向活化利用的文化遗产智慧数据建设论纲

智慧数据是信息资源建设在数智时代的新发展,代表着数据资源更高级的组织形态,更适应了新环境下对数据与服务的新要求。本文首先系统梳理智慧数据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剖析智慧数据的科学内涵与核心特征;然后,面向文化遗产传承与活化利用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智慧数据赋能文化遗产活化的内在逻辑;最后,从建设机制、标准规范、文化基因解构、质量控制体系等角度提出文化遗产智慧数据建设的实现路径与举措。智慧数据的研究不仅对领域大数据资源起到提质增效的作用,也推动了数智赋能的信息资源管理与知识管理的理论变革;文化遗产领域智慧数据建设将有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的进程。

数据驱动的档案文献遗产价值挖掘与活化研究

针对档案文献遗产领域数字技术应用于知识服务略显不足的现状,文章基于知识组织与服务的关联设计活化方案,促进社会共享。基于本体和图谱建构,设计数据驱动的档案文献遗产价值挖掘与活化方案。从数据抽取、知识组织、知识发现到价值表达对数字技术应用于档案文献遗产的方法过程展开研究,通过大生档案的案例实证方案,面向知识服务提出可行活化路径。结果表明,多学科视角挖掘档案文献遗产在历史和社会文化价值视域下具有留存历史、守护记忆、触发情感、形塑认同四重意义,从知识平台服务、多感官交互、沉浸式体验、融媒体共享四方面提出建设档案文化活态空间,展现数字技术对档案文献遗产活化利用的驱动及影响。

基于数据挖掘的大生档案文献遗产价值研究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实施档案文献遗产影响力提升工程”,旨在充分挖掘档案文献遗产的内在价值,加强对其保护、开发和传播,提升中国档案文化影响力。顺应数据驱动知识服务的背景,在开发方式上,可采用数据挖掘技术,从档案文献遗产记录的大量原始素材中提取挖掘潜在的信息和知识,依托可视化呈现开展知识服务。

千年石光:长江流域石窟遗产的源流与特征初探

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保护好利用好长江石窟遗产,对于传承弘扬长江文明有重要意义。石窟石刻作为保存年代久远的地上文物类型,是宗教文化与地域文明的重要载体。长江流域为世界文明起源之一,特殊的地质构造和气候条件造就了丰富独特的石窟石刻资源,与黄河流域的石窟石刻遗产共同成为我国石质文物的代表。长江流域石窟有北源与西源两条传播线路,其造像风格与规模独具一格,佛道融合特征鲜明,石窟石刻的浪漫化、世俗化、本土化特征突出,集中体现了长江文明的包容性。经过文化交融与历史变迁,北方石窟、南传佛教、藏传佛教等多源特征,都融入并成为长江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石窟遗产中独树一帜。

中国文化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与动态演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文化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和拓展提供了基础性动力支撑,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呈现的新质态。文章基于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构建了文化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核密度估计法对2014—2022年中国29个省份的文化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文化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上呈逐年上升状态,但总体水平不高;从各区域发展情况看,三大地区文化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较大,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阶梯型发展格局。从文化新质生产力各维度发展情况看,劳动资料的发展水平最高,劳动对象次之,劳动者的发展水平最低。考察期内,全国文化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一定的极化现象,东部-西部、东部-中部地区间差异是中国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

何以全球文化治理: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共识达成与执行评估机制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5年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公约》在全球文化治理中扮演关键性角色,近20年来产生了深远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使命与组织构造决定了其在全球文化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责任。《公约》的起源、起草、谈判和最终制定的复杂过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密切合作与交互过程,生动展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组织如何为文化多样性保护提出并推进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多种策略和倡议来推动《公约》实施,突出了持续监测和评估对于保障全球文化治理有效性的意义。《公约》的形成与实施,不仅反映了文化的复杂性与动态性,而且凸显出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可替代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公约共识达成和执行评估机制,提供了一个深度了解全球文化治理实践、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何推动全球文化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视角,为全球文化治理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也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文化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服务国家文化战略推进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资源创意开发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LAM)馆藏的各类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的博大精深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馆藏文化资源,进行资源创意开发,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样,也是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的重要手段,增强机构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水平、丰富服务内容的必然要求。为了更好的推进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资源创意开发的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互通,提升文化创意研究的理论水平与经验借鉴,我刊围绕理论与实践邀请7位专家组织本次笔谈:(1)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意学。应以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发展文化创意,进一步加强文化创意的理论研究,并将文创相关研究作为交叉学科的重要领域予以发展。(2)文化资源创意开发与社会记忆再生产。社会记忆既是文化元素的“内核”,也是理解文化创意产品价值的“意义框架”或“观念框架”,提出建立LAM三馆对话沟通机制、围绕记忆形式-内容-意义再生产拓展文创思维、聚焦数字人文推动LAM文化创转型发展等建议策略。(3)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文献资源创意开发。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开始尝试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创意转型,为我国文献资源创意产品开发的“数字升级”提供了借鉴经验。(4)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发展的思考。博物馆以文创为媒介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传播,通过各种手段使得文创触及消费者并获得广泛欢迎,总结博物馆文创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在欣喜于博物馆文创热之余思考未来可持续发展之路。(5)图书馆文创的实践与思考。在辨析图书馆与博物馆文创异同的基础上,总结反思实践工作中的问题,提出图书馆文创工作新路径。(6)图书馆文创产业开发与经营。国家图书馆企业化运营文创开发是一个成功的实践案例,不仅创新典籍保护传承方式,提升典籍活化利用水平,实现了文创工作跨越发展;也对于创新图书馆服务方式,提升图书馆服务影响力和竞争力有着重大的意义。(7)“图书馆礼物”系列文创开发的思考。梳理国家图书馆“图书馆礼物”系列文创开发的案例与经验,并对图书馆文创开发的提出见解。

保存数字时代的人类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字遗产政策演变与展望

数字技术发展改变了遗产的生成形态与保护途径,催生了“数字遗产”。然而,数字载体更替、数字技术迭代等加速数字信息的消亡,使其面临长期保存危机。文章梳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存数字遗产宪章》颁布以来,近20年数字遗产保护政策演变,探讨其核心要义,分析其发展趋势,为数字环境中的信息长期保存及文化遗产元素的挖掘提供借鉴。

从“档案文献遗产”到“数字遗产”——《世界记忆名录》首个数字遗产“荷兰数字城市”研究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避免纸质、视听、数字或其他格式的文献遗产的损失,以及集体遗忘的发生”而创建“世界记忆项目”(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将对全球集体记忆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遗产、濒危遗产纳入名录加以管理,“保护文献遗产,促进文献遗产的利用和传播,提高公众对文献遗产重要性和保护文献遗产必要性的认识”。

基于文化杂食性视角的数字阅读文化群体特征与模式研究

阅读作为知识交流与传播的主要途径,承载着推动社会进化的重要任务,帮助人们在接受知识的同时塑造个体人格与认知,形成群体共识,与文化内涵交相呼应。文章引入文化社会学的文化杂食性理论,以动态视角探讨了数字阅读中文化群体的形成和流动,从群体共性重新审视数字阅读偏好和行为模式,以进一步发展完善数字阅读理论,为推进全民阅读提供一种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撑。

数字文明转型背景下的数字出版与文化遗产数智活化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版自诞生起就被委以文化生产与传播的重任。现今人类社会正迈向数字文明,数字出版也将在印刷文明之后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先锋,成为数字中国和文化数字化的重要阵地。文章首先探讨了迈向数字文明的转型逻辑,即三个世界协同并肩实现数字化转型才能从根本上促成数字文明的到来,数字文化将承担起引领者的重要角色。其次,文章由史及今地分析了数字出版在数字文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及重要作用。最后,文章提出数字出版创新发展赋能文化遗产传承与活化的实践路径。

基于多维特征分析的戏曲类方志文献命名实体识别研究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实施知识挖掘,对传承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命名实体识别作为一种基础性技术与关键环节,对方志知识组织与发现具有重要影响。目前,虽然方志命名实体识别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仍缺乏适应方志文本特征与领域资源特征的系统化技术方案。基于此,本文提出融合多维特征与Bi-LSTM-CRF的戏曲类方志命名实体识别模型。首先,结合句法特征与符号、尾词、构词、上下文和负例等文本特征,对方志文献中的戏曲类实体特质进行解析;其次,利用在长文本结构中表现优异的Bi-LSTM-CRF模型,借助已解析的戏曲类实体特征,提升实体识别效率;最后,以《楚剧志》为具体对象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模型在命名实体识别效果上优于基准模型,F1值达到0.869。

科技文献创新内容的识别、组织与应用进展

科学创新内容是科学交流的核心对象,在科学创新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综合应用文献对比分析法,梳理了科学创新相关概念的内涵,归纳了基于科技文献的创新内容识别抽取的主流实践及主要问题,对比了创新内容结构化组织的主要数据模型与基于创新内容的应用场景。研究结果表明,科学创新内容的识别抽取、组织及应用存在显著的学科差异,相关数据模型对创新内容的组织与表征粒度也有很大不同,尚不存在广泛、通用的创新内容识别抽取方法和适配全学科的创新内容数据模型;同时,基于创新内容的应用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但目前相关的大规模落地实践较少。本文从宏观层面上构思了基于科学创新内容的科学交流实践框架及其渐进型和突破型实践路径,以及实现该框架的3个主要任务和面临的主要挑战。

数字人文在古籍整理领域的应用路径及发展策略

数字人文在古籍研究、古籍推广、古籍整理领域都有应用价值,但从结果来看,在古籍整理领域更具实用性和广泛性。与传统古籍整理范式相结合,数字人文在古籍整理领域的应用路径有二:一是传统古籍整理方法的数据化再现,包括实体保存性整理、文本复原性整理、内容组织性整理、语义阐释性整理等方法的数据化再现;二是传统古籍整理成果的数据化再利用,即运用信息技术对数字化形式的书目、注释、类书、辞书等古籍整理成果进行数据加工,发掘其潜在的学术价值。与数字环境下古籍整理新范式相结合,数字人文在古籍整理领域的第三条应用路径是对古籍原文蕴藏的知识进行数据化加工,表现为专题、专类、专书的古籍数据化整理,尤以时空数据的历史地理分析与可视化、人物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与可视化为特色。本文从以上三条路径对数字人文在古籍整理领域的研究进展作了学术史梳理,并探讨了每种路径的发展策略。图4。参考文献72。

论古籍数字出版规范体系的构建

学术质量规范和行业管理规范是古籍数字出版良性发展的两大保障。当前古籍数字出版已经从原文提供和信息检索,深入到数据加工和知识挖掘层面,成果颇丰,但各种失范问题也与日俱增,其根本原因在于缺失一套完整的出版规范体系。本文基于古籍整理的学术传统、古籍利用的现实需求以及对古籍出版的效益预期,提出了构建古籍数字出版规范体系的保真性、共享性和协同性原则,并从学术质量规范和行业管理规范两个方面,探讨了古籍数字出版规范体系的建设内容。

古籍的数字赋能与增值利用——“数智时代的古籍活化与利用”高端论坛述评

2023年4月21-23日,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联合武汉大学大数据研究院、文学院、古籍所、信息管理学院,以及新闻出版署语义出版与知识服务实验室等单位举办的“数智时代的古籍活化与利用”高端论坛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国内高校、图书馆和出版社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本次论坛旨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文件精神,推进古籍抢救性保护、整理研究、编辑出版、普及推广和人才培养等工作。围绕数智时代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古籍活化利用的前沿理论与先进技术、数智时代的古籍出版与再造三大主题,与会专家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和交流。

论明代女教书籍出版的社会秩序建构意义

明代女教书籍出版数量居历朝之冠,出版主体的身份明显趋于多样化,女性编撰者有皇后、太后、贵妃与民妇,男性编撰者有文官、藩王与士大夫,官、私、坊皆有刊刻。本文借鉴身份认同理论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分析明代出版女教书籍陡然增多的深层社会原因,探寻明代女教书籍出版对于当时社会秩序的建构意义。

数字人文视域下文化遗产图像远读可视化调查与分析

[目的/意义]文化遗产图像是人类文化记忆的重要资源载体和表现形式,是人文学科研究的关键研究材料和重要研究对象。数字人文视域下,对文化遗产图像远读可视化开展系统性调研,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远读的概念,推动对海量文化遗产图像的数字人文研究与实践,实现对其价值的挖掘。[方法/过程]首先,从数字人文的远读理念出发分析文化遗产图像远读可视化的基础理论;其次,提出文化遗产图像远读可视化的构成框架,采用文献调研、案例分析、开放编码等方法,从远读可视化任务、可视化交互、图像视觉特征与属性、用户以及视觉呈现等维度对文化遗产图像远读可视化进行较为全面的剖析;再次,探讨文化遗产图像远读可视化的阅读路线与阅读结构;最后,总结梳理文化遗产图像远读可视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结果/结论]远读已经运用在对文化遗产图像资源的分析与展示等方面,同时注重远读与细读的结合。对文化遗产图像远读可视化的阅读可以分为扁平型和递进型两种结构。文化遗产图像远读可视化仍具有较强的实验性质,在理论指导、智能化技术与方法应用、可视化交互与支撑人文研究等方面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