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构建法治保障——访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教授

生物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事关人民健康福社、国家长治久安、民族永续发展。今年4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以下简称“生物安全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生物安全领域的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系统性、统领性的法律。生物安全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生物安全进入到依法治理的新阶段。什么是生物安全?生物安全法如何构筑国家生物安全防线?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环境法治保障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深刻的环境法治意蕴和深厚的环境法治期许,需要以生态环境法治理念、生态环境政党规范体系、生态环境法律规范体系与生态环境法律实施体系的全面革新作为保障。为完善生态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在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上,应在整合专门性生态环境法律规范的同时加强环境法与传统部门法的协同;在环境法内部,应确保作为基础的上位环境法律与作为补充的环境行政法规、环境地方性法规和环境规章有机统合。为健全生态环境法律实施体系,在执法上,应强化跨区域联动和跨领域联动,推动环境行政由行政区行政向区域行政、由基于部门的专业化行政向辐射全局的整体性行政迈进;在司法上,应着力建构预防与救济并行的环境司法能动体系,注重不同环境司法制度之间的顺畅衔接与协同增效。

环境公益诉讼纳入国际环境公约履约体系的路径研究

完善环境立法与执法是我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等国际环境公约的传统方式,相比之下,环境公益诉讼在国家履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未凸显。将环境公益诉讼确立为一项常规履约方式之外的补充手段在法理上符合国家履约的形式要求,在规范上存在恰当的解释空间,在实践中展现出履约意愿与履约实效。考察我国实践可见,环境公益诉讼能以国家司法力量驱动公约义务履行,有助于更好地落实国际环境公约的目的与原则。将环境公益诉讼作为补充的履约手段纳入国家履约体系,可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为全球环境治理注入中国司法力量。

我国环境执法模式的反思与革新

在新时代中国环境法治的议题中,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环节——环境行政执法是实现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传统“强制型”“威权型”的环境执法模式,已经显露出无法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局限性。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整体要求,本文主张建立整体化执法理念,推动环境执法从“强制型”向“共治型”的演变,通过对传统环境行政执法的“纠偏”,以便更好地适应包容性强、多元共治、刚柔并济、平等协商、协同互动治理目标的综合实现。为达成这一目标,本文基于系统整体观提出环境治理体系制度层面的深度优化策略,其中包括各类沟通性、非高权性环境行政行为的扩展应用,以及环境执法资源配置的精细化调整。这些措施旨在构建更加灵活和协同的环境治理机制,以适应现代社会多元利益关系的复杂性。

中国环境法典编纂中的环境权问题——研究方法论视角的分析

环境权是中国环境法典编纂中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的要求,环境权的理论争议属于纯粹的环境法学问题,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正确或错误;“环境权入法典”则为面向实践的环境法问题,要在适应现实需求的前提下给出相对最优解,两者不存在直接关联。“环境权入法典”是在相应事实判断问题和价值判断问题基础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技术问题。在规则设计上,应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人格权保护的经验,基于动态系统论的规范构造来确认主体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结合基本生存需要、优美自然环境需要和相应的环境义务性规定等因素来综合考虑,形成环境权保护的“要素-效果”模式。

我国环境法学研究十年(2008—2017年):热议题与冷思考

近十年来,我国环境法学研究聚焦于生态文明法治的环境法学专门研究与法学跨学科研究、《环境保护法》修订的诸多环境立法问题两大方面,进一步可以细化为聚焦生态文明环境法治建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补偿以及《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环境行政管制与环境行政法律责任、按日连续处罚、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政府环境责任、《环境保护税法》的立法、环境司法专门化、环境公益诉讼、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与督察制度等热点问题的研究。在环境法学研究学术繁荣、热点纷呈的背后,仍需要环境法学界在环境法学研究的本体与方法之间、舶来与本土之间、环境法制和法治之间的冷静思考。未来的环境法学研究,既要不断促进学科自身的本体和研究方法的成熟,又要正确处理好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本土化研究与学习、借鉴国外环境法治先进理论和经验的关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环境法制向环境法治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研究的知识图谱——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运用知识可视化工具Citespace 6.1.R6版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有关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计量分析。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时区视图、关键词突现等来展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研究的研究热点、研究的演变脉络、研究趋势等。总的来说,虽然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时间维度上考量存在部分研究空白,研究内容上考量存在过于注重经验事实研究缺少理论研究,研究的体系化考量存在单个救济形式研究多而整体救济机制研究少等不足。未来应当立足环境法典编纂,采用整体主义、体系化思维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研究。

环境法的“污染者负担”原则研究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接受和确认，在我国环境立法中是一个渐进深化过程。在环境法中确立“污染者负担”原则，首先涉及的是“污染者负担”的法律界定。我国环境立法先后规定了“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原则，但有其固有缺陷，虽须改造为“污染者负担”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客现外化为污染防治、损害补偿、损害赔偿等责任形式。相应的若干环境法的基本制度如“三同时”、排污收费、限期治理等制度亦应修正。

环境法生态安全原则研究

随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不断加剧,生态安全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生态安全是指一国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破坏和威胁的状态,其目标是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秩序。在环境法中确立生态安全原则,不仅是环境法扩展法律秩序价值的必须,也是由我国日益恶化的生态安全状况决定的,具有价值上和现实上的双重合理性。在环境法中贯彻生态安全原则,需要从环境法理念的改进、环境基本法的修改、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等方面着手。同时,还应注意环境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协调一致。

环境法可持续发展原则研究

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来加以认识,因此,环境法与可持续发展的密切联系也就表现在不同层面上。在规范和制度层面上,可持续发展是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环境法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内容,包括环境与发展一体化和环境公平,其中,环境公平由环境利益的公平享有和环境责任的公平承担两个方面组成。可持续发展原则在环境法的贯彻,需要从改变环境法立法目的、专门领域立法和建立健全相关环境法制度等方面着手。

论生态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发展路径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生态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把握这一规范体系不能只着眼于其中的制度内容,应当从整体上把握它的体系构造。生态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是由制度体系、实施体系、保障体系共同形成的系统,其中,制度体系主要由生态环境党内法规和党的规范性文件组成,实施体系主要由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对制度体系的遵守行为和执行行为构成,保障体系主要由生态环境党内法规备案审查、规范解释、实施后评估等制度组成。由于发展程度不一,因此,生态环境党内法规体系需要分解为各个子体系分别完成优化发展:制度体系的发展需要围绕规范效力、“党政同责”和规范层级的转化展开;实施体系的发展需要以监督问责为目标分别完善、平衡制度遵守和制度执行的内容;保障体系的发展需要在一般性党内法规保障规定的基础上探索生态环境领域的制度优化路径。

自主与协同: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跨学科建构

环境问题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系统必须予以回答、予以回应的重大问题、前沿问题。环境与环境问题的话语生成和社会建构,既来源于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中所遭受的来自自然环境的现实困扰和感性认知,更是通过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化及跨学科交叉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得以建构。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以及国家环境保护实践的主体性,决定了基于国家和民族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自主性之必然。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相关学科在初始发展阶段,并未能够真正地深植到中国的实践土壤。建构中国环境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立足中国场域、面向中国实践,推进自主理论建构和知识创新。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学科之间存在着学科知识封闭、学科交叉不足的问题,学科之间尚未真正形成学科知识的有机联系和学科交叉的有效机制。推动环境人文社会科学自主协同知识体系的建构,是我国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化发展及其跨学科知识生产机制创新的内在要求。

海峡两岸环境法律手段比较研究

大陆和台湾地区在高速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都面临着愈来愈大的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压力。大陆的环境法律手段相对单一、分散，且缺乏层次性与协调性，台湾地区在环境保护上既注重发挥不同手段的特有效果去应对特定的环境问题，实现特定的目的，又强调不同手段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的、协调配合的综合调整体系。这种从多个角度、多个环节、多个层次去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方法，是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积极应对之法。本文通过对海峡两岸法律手段的比较与分析，指出大陆应如何借鉴与吸收有效的环境保护手段去应对环境问题。

新时代环境法治观的转向:空间思维的应用

受还原主义观影响,在传统立法过程中通常将环境分解为环境或资源要素并以其为调整对象单独立法。在新时代生态文明法治思想推动下,迈入从“分割治理向整体治理异质转向”时期,即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系统原真性为出发点,以流域、自然保护地、生态功能区等地域为新的调整对象。面临环境法治观这种转向,在同一时期形成行政的空间、生态的空间和整体的空间三种空间形态,以及各治理规则并行的法律结构。但因新旧思维碰撞以及制度惯性作用,导致诸多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重叠等一系列问题。为从根本上化解这些遗留难题,需从认知上同步跨入“从整体治理向空间治理同质转化”这一新的阶段,即在环境法立法当中明确强调空间性关照,实现空间思维普遍化、规范化。

新时代地方生态环境法规体系构建研究——兼谈对中央生态文明法律体系建设的启示

构建新时代地方生态环境法规体系应以“生态文明”入宪、地方立法权限扩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职能改革为时代背景,透过G省生态环境法规体系构建的实践经验,发现地方生态环境立法存在上位法授权不足、法规体系内部不协调等问题,要构建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先要实现体系化,可以制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法》,在中央生态文明法律体系构建中需尊重生态规律,坚持“法律保留”和“地方保有”,横向规范采用“综合法—单行法”分类模式,补强生态系统保护单行立法。

碳市场语境下公众参与碳排放环境风险规制研究

为预防人类活动带来的碳排放环境风险,国家先后启动了试点地区与国家层面的碳市场建设,旨在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通过碳市场的自发调节化解风险。作为公共风险,公众参与规制行为有其必要。通过公众参与碳排放环境风险规制的立法梳理,发现公众参与的规定缺乏系统性且实践性不足,逻辑根源在于技术治理的专家倾向与民主诉求的冲突,以及“命令-控制型”规制体系与多元善治之间的悖谬;制度肇因是立法的体例分散、位阶低下与内容模糊。第三代行政程序具有开放性、多阶性、协商性,能够契合现代环境风险规制的需求。鉴于此,在第三代行政程序的理念指引下,碳排放环境风险规制的公众参与制度建构应在多阶动态、全程参与、平等协商的价值追求下,对风险评估、风险决策、实施监督进行重新设计与安排,形成公众参与的良性机制。

环境行政处罚司法审查中“明显不当”标准认定与适用——基于对137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环境行政处罚司法审查中“明显不当”标准的认定与适用是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对137件相关案例的分析可知,目前“明显不当”标准的适用的困境可以被归纳为,“明显不当”标准适用领域不确定与“明显不当”判定标准模糊。而标准适用困境的成因则包括审查标准适用模糊以及缺乏统一的判定标准适用路径。其中,缺乏统一的判定标准适用路径具体体现在,专业性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具有局限性、裁量基准在司法审查中的适用尚不明确以及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存在分歧三个方面。宜采取“总+分”的形式优化环境行政处罚司法审查中“明显不当”标准适用路径。其中,在“总”的层面需健全裁量基准在司法审查中的适用机制以及创新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分”的层面则可以从厘清立法定位与运用体系解释两方面出发,明确“明显不当”标准的适用领域;从细化“结果畸轻畸重”标准与“忽视相关因素”、厘清“违背行政法原则”标准两方面入手完善“明显不当”的判定标准。

印度环境法制发展研究

以1986年《环境保护法》为代表的印度环境法不仅在改善本国生态环境方和保障公众环境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印度独具特色的环境法制也在国际环境法制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印度环境法制发展推动因素、发展进路、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法律体系和监管体制进程的分析阐述,可以明晰印度环境法制发展的背景和特征,进而获得对印度环境法制发展的清晰认识。

环境责令改正的类型化分析与制度调适

我国环境法治实践中存有大量责令改正的行政行为,其法律性质始终众说纷纭。经考察发现,环境责令改正存在立法模糊不清、适用混乱等现实问题。为充分发挥环境责令改正的制度价值,需以类型理论提炼环境责令改正的“中心价值”与基本要素,重塑法理基石,通过对环境责令改正的类型化,实现从模糊的“环境行政处理”向独立类型的行政行为的转向。具体可以通过规范环境责令改正的立法表达形式、表达结构和适用程序,改善环境责令改正的执法方式,实现环境责令改正的制度完善。

“双碳”背景下商业银行环境法律义务的构建研究

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多行业、多领域共同携手达成,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代表理应作出标表率,切实履行环境法律义务,促进碳中和和碳减排。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的环境法律义务规定模糊,可操作性差,层级过低,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使得商业银行履行环境法律义务存在障碍,明确的义务可以为商业银行行为提供指引。鉴于此,本文建议通过整合型立法的方式对现行立法进行修改,明确商业银行的环境法律义务,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