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一个中国农村社会学的标识性概念

提炼标识性概念是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之一。从“问题”出发,以“乡村治理”概念发展的历史脉络为“经”进行铺陈,以“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办”为“纬”进行提炼,研究发现,“乡村治理”是中国农村社会学界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界在立足中国实际和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长期探索过程中构建的一个标识性概念。中国学术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是一套持续探索构建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并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知识体系。它本质上并非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作为一个概念集合而存在。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乡村治理均指涉“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具体概念范畴。在研究传统中,作为“物”意义上的乡村治理具有丰富内涵。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从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则充分彰显了“物”与“词”的转换和并存的特点。进入新时代以来,美好社会建设中的乡村治理则深刻地体现了“词物一体”,它不仅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界共享的知识范式,而且也成为党和国家正式文件中规范的通用政策语言。

三重场域与大学毕业生再社会化危机的过程分析——基于“蹲啃青年”现象的调查

在社会加速转型时期,青年群体再社会化危机凸显。文章基于实地调研和网络民族志观察,探讨了青年蹲啃问题的发生过程。研究发现,大学毕业生从学校到职场的再社会化过程是在三重场域完成的。第一场域发生的职场适应性困境是促使大学毕业生逃避就业、选择蹲啃的起点,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地方熟人社会等社会化机构构成的第二场域的支持缺位强化了青年的蹲啃危机,网络构成的第三场域的吸纳与聚合使青年将蹲啃行为合理化和去道德化,这三重场域的共同作用使青年再社会化进程中断。文章认为,三重场域是理解“蹲啃青年”产生过程的中观机制,通过三重场域对社会化机构进行类型化,能够深化对青年再社会化问题的认识。青年蹲啃在社会层面引发诸多负面影响,国家和社会需要重视。

关系社会学:迈向国际化的中国话语

在继续本土化并塑造主体性的同时迈向国际化,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实践方向和历史任务。关系社会学忠实践行了这一学科建设要求。关系社会学在应用西方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对其部分理论命题和测量方法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再造。通过对接域外概念与本土事实、揭示本土概念的跨文化内涵、创制新的概念工具和命题术语,关系社会学不仅初步建构起解析关系主义现象的专业概念和话语体系,增强了西方概念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匹配程度和解释力度,而且有力推动了本土概念与西方理论框架的交互建构,增进了本土话语进入世界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知识条件和实践能力。

社会变迁视角下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思政教学研究

文章以社会学概论课程为例,探讨如何运用课程思政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在习得专业素养的同时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社会变迁为视角,讨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如何领导和塑造"个人"与"社会"迈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充分阐述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社会学概论课程内容应在这一视角的理论逻辑指导下按照历史、个人、社会三大板块进行重新设计,将思政元素充分挖掘并融入三大板块之中,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具有社会学专业素养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

以“三治融合”促进基层治理:基于村庄社会差异的分析

完善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然而,近年来伴随着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乡村治理却出现了一些效能低下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对此,应该充分重视乡村区域差异和村庄事务类型差异,厘清阻碍基层治理有效的现实因素;深入分析基层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挖掘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的理论资源。基于上述分析,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在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优势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三治之中,自治是建立村庄内生秩序并整合村庄内外资源的基本前提,法治是界定不同类型的村庄治理边界并优化相应问责容错机制的制度保障,德治是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并有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的价值导向。三者的良性互动为优化资源下乡、完善基层治理、克服形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从而为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县域教育的兜底功能:社会基础与实现路径

县域教育深嵌在县域社会之中,既要承担一般化的教育功能,还要回应县域社会独特的教育需求。由于县域社会主要是乡村社会,当前乡村社会从整体走向碎片、农民家庭从完整走向分割、隔代教育的社会功能不齐全、教育城镇化加剧乡村学校衰败等社会变迁,使得县域教育中家庭主体、社会主体缺位,导致一些重要的教育功能无法实现,使县乡的孩子们的权利受到侵害,给其成长带来不良影响。为此,县乡学校要对县乡孩子们的教育进行权利和责任兜底。要实现教育兜底功能,县域教育就要集中力量办好乡校、县中及县域职业学校要向多中心教育目标转型,以确保县乡的孩子们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通过县域教育走出县乡,成为有知识、懂规范、人格健全、适应社会的人。

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犯罪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犯罪社会学视角提出"整合性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演变的主要过程,即个体极端化、组织动员和机会利用三个阶段。在理论上,这三个阶段之间的递进转化取决于压力、社区解体、互动学习、组织动员、机会利用五个要件的相互作用。这一理论框架改进了既有研究中的概念在分析和操作方面的不足,有利于形成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演变过程的完整解释。同时,它对"恢复社区支持和约束功能"的强调,对"化解意识形态/制度矛盾"的重视,以及对国家在上述工作中作用的剖析,也可为相关国家更好地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提供启示和借鉴。

以“四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体系建设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经过40多年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社会学界积极响应(1)。笔者认为,要不断推进社会学时代化、中国化、实践化和国际化,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实践服务体系和话语体系。

社会工作在机构养老服务中的三重嵌合

在公共养老领域采取自上而下政府购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嵌入策略,成了国家回应公共院舍养老需求的一种重要方式。社会工作机构嵌入老年院舍专业化服务后,专业力量可通过自身能动效力“成功”嵌入,再造院舍内部专业化服务供给秩序。但嵌入后仍面临着三重挑战:结构嵌入无法消解购买政策不确定性、认知嵌入不足以建构专业化服务体系、文化嵌入限制了院舍内生动力的生成。案例的进一步实践表明:长期稳定的社会工作老年院舍服务机制的维持需要社会工作机构从单向嵌入转向与公共院舍融合的嵌合式发展,从价值嵌合、行动嵌合和主体嵌合三个维度来找寻双方共融价值、塑造共同实践面向和促成身份双向认同,从而实现一般意义上的服务路径转向。

农村青年职业农民发展的社会学研究——阶层视角的应用

在转型期农村青年群体内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八零后回乡创业青年正在形成第一代“职业农民”,区别于新生代农民工和进城新市民。这一群体积极塑造新农民、新阶层的形象,和传统农民形成了明晰区分,可以从社会分工、生产方式、经营理念、政策意识等层面的实践来描述。青年职业农民嵌入乡村社会又相对独立,可扮演价值示范者、产业带动者和社会组织者等诸种角色,蕴含了现代性冲击下乡土重建、乡村振兴的独特社会机制。深刻理解这一新兴职业阶层发展过程有利于丰富青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有利于国家和公众认识转型期乡村社会发展的内生性质,避免消灭村庄、消灭农民等激进现代主义思潮和政策。

社会学量化研究控制变量方法的反思与超越

受制于可操作性、研究伦理等问题,社会科学量化研究者一般借助统计隔离方法来应对内生性问题,其中,控制变量是最常见的方法。以社会学量化研究为例,对近十年发表于《社会学研究》上的149篇定量文献的分析发现:控制变量是社会学量化研究使用率最高的统计隔离方法,使用率为88.59%。但在使用中普遍存在变量纳入的滥用化、变量选择的趋同化和变量分析的浅薄化等失范问题,这是社会学定量研究泛化、能力弱的根本原因。根据第三方变量的作用形式可以总结出三种基本类型:形式为X→Z1→Y的中介因子、形式为X←Z2→Y混沌因子和形式为X→Z3←Y对撞因子。其中,混沌因子需要控制,借以实现研究者准确评估核心变量之间真实因果关系的目的;对撞因子则不适合,予以强行控制的结果是造成虚假因果;而对中介因子的控制是否合适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假如是完全中介,控制中介因子的后果是完全阻断X到Y的信息传递路径,导致两者不相关,而如果是部分中介,则可以通过控制中介因子评估X与Y的直接因果效应。对第三方变量作用形式的判定是规范控制变量方法使用的首要步骤,不能仅仅因为某个变量同时与核心变量X和Y都有关联就认为它是混沌因子而加以控制,否则可能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模型的混沌效应。新出现的机器学习建模方法可以帮助研究有效识别变量类型,推动控制变量方法使用的规范化。

关于社会学研究生培养的几点思考

如何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是今天中国社会学研究生教育应当面对并回答的问题。当前,中国大学社会学研究生培养主要通过"课堂讲授+课后文献阅读"模式来完成,并采取导师指导研究生读书会的形式作为辅助。这种方式的弊端在于延续了一贯的教师为主体模式,而忽视了研究生自主性学习、探索精神的培养,以及系统化知识体系的建立。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提出"体系化经典阅读"培养模式,旨在充分调动研究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其独立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与探索创新能力。

“90后”大学生的年龄焦虑:媒体建构与社会预期的分析与解读

近来,"‘90后’遭遇年龄危机"等类似话语在网络空间中成为"刷屏"句式,这一表述兼具情绪宣泄与调侃意味,侧面印证了"90后"群体对于年龄的敏感与焦虑态度的真实存在。由此,本文基于16个访谈个案的分析,针对当代"90后"大学生年龄焦虑的触发机制、表现形式、主要影响因素以及新媒体环境下的建构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分析认为,年龄焦虑实质上是与生理年龄相关联的角色预期担忧,既受到微观层面的家庭背景与自我期望影响,又有其深刻的社会性根源,包括社会转型、教育年限延长、网络技术革新、生育政策变化、就业经济形势变动等等,经由网络社群的调侃共鸣与媒介呈现,形成了实质性的群体性焦虑心理。研究这一焦虑状况对于深入了解"90后"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特征,破解社会焦虑现象,提升青年面对现代社会快速变迁的适应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理性看待容留空间 “治愈经济”背后的社会学分析

“治愈经济”主要是以帮助消费者舒缓情感、调节精神、充实心灵为目标而开展消费活动。其存在合理的发展空间,社会不妨容留空间、给点时间,对待“治愈经济”应加以正确引导、合理规范,从容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家庭再生产中的男孩偏好、代内剥削与代际责任转移——对“扶弟魔”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扶弟魔”现象是家庭再生产中男孩偏好造成的代际关系不平等的结果。家庭层面,伦理角色的“协助责任”、家庭资源的男孩偏向以及道德力量的“规范约束”使女性被迫让步资源,形成了代内剥削。个体层面,强化激励的愚孝心理、沉没成本的情感裹挟以及双重角色的“以宗补姻”成为强化代内剥削的个体认知机制。这种长期代内剥削实际是代际责任的转移,家庭再生产中出现角色越位现象。社会需要重视性别不平等在家庭结构中的体现,其影响是多方面的,甚至会形成剥削的代际传递与横向辐射。同时,更需要关注“扶弟魔”一词背后潜藏的女性困境,包括自我生活被挤压、父权制仍然存在、现代文化身份冲突、社会性别污名化,正确认识、解决困境是推动性别平等与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

社会工作嵌入养老机构的服务供给策略研究——基于一项政府购买服务的案例分析

我国老龄化程度逐年加深及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日渐弱化为社会工作嵌入养老机构开展专业服务提供了契机。但嵌入面临规范化程度不高、养老机构既有相关服务体系不完善和社工机构职责不清三重困境。以一项政府购买服务为个案展开分析,该项目通过结构嵌入提高规范性、认知嵌入展现专业认同、文化嵌入建构信任关系的策略推进项目顺利执行。社工机构嵌入养老机构在满足老人多样化需求及养老机构发展诉求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专业化服务能力。

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研究

社会动员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基层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发挥社会动员的独特优势,积极引导社区居民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当前,在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动员行动范式表现出分类精细化、机制结构化、逻辑明晰化等鲜明特征,在利益选择、社区资源、归属感、社会力量等方面面临动员困境。亟待通过社会动员理念重塑、社会动员共同体构建、社会动员技术更新、社会动员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抗逆力提升等,提高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效率,同时,准确把握社会动员的适度边界,实现居民参与基层治理与社会动员在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价值。

轻社交与浅缘社会:新生代青年的社交转型及其社会后果

青年的社交转型正在呈现“轻社交”样态,表现为社交体验轻松化、社交关系简单化和社交意义单纯化。社交转型是社交能力相对下降和社交需求休闲化共同塑造的结果。社交能力相对下降,表现为社交意识不平衡和社交技巧掌握不足,其原因是关系结构简单化造成的社会化不充分。社交需求休闲化,表现为精神休憩成为社交主导性目标,这是功绩社会里保卫生活的结果。轻社交转型并不一定产生“无缘社会”的后果,而更可能催生“浅缘社会”的到来。

内生型农村养老服务实践路径研究——基于山西A县多家养老院的调研

内生型农村养老为老年人提供低成本照料服务,成为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有效实践。基于对山西省A县多家农村养老院的调研,全面了解内生型养老服务实践过程,探寻其可持续的实现机制。农村家庭发展目标扩大、乡村社会精英的多重目标追求、乡村社会内生资源的有效使用,使内生型养老服务得以产生。内生型养老机构依托多元化成本分摊机制、适配性服务供给机制和共识性风险控制机制,为农村普通老年人提供低成本、就地化、情感化养老服务,为农民家庭发展提供调适,实现农村养老的公共性形塑。地方政府需要在城乡差异视角下认识内生型养老服务,给予其更多的政策支持,重建乡村文明,确保内生型养老服务的持续供给。

传统、家庭及社会视野中的“断亲”现象

近年春节期间年轻人“断亲”话题频上热搜,虽然尚无明确的数据统计,但至少表明目前部分年轻人正处在“欲断难断”的焦虑中。社会犹如一架巨型机器,面临时代的巨变难免会有辗转腾挪、调整适应的过程,甚或出现螺丝松动乃至零部件脱落的现象。“断亲”究竟意味着时代病症还是适应更新?为了从学术上更好地阐释“断亲”现象,《天府新论》编辑部策划了这组笔谈。顾家宁副教授认为,“断亲”现象并非意味着儒学价值的式微,反倒提示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内在调适,“断亲”反映了朋友一伦的地位崛起,并呈现出“兄弟友伦化”的趋势。赵刘洋副教授认为,“断亲”现象折射出当代中国新的家庭伦理关系正在生成,代表着家庭伦理与个体权利的复杂纠葛,中国“正义体系”并不必然与个体权利对立,而是在实践中呈现出一种新的现代性。桂华教授认为,“断亲”现象表面上看是亲属关系的断裂,本质则是代际关系的变化,是时代巨变在代际更替上的体现,透过这一现象,可探讨乡村变迁机制与未来乡村建设的方向。笔谈根据主题需要编排次序,作者排名不分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