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上盖开发规划指引研究

轨道交通车辆基地上盖的综合开发能实现城市土地的集约高效利用。近年来,武汉市5处车辆基地的复合开发项目已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化设计体系,亟需在总结北京、重庆、成都等城市的轨道交通设计指南或导则的基础上,梳理武汉市在车辆基地选址、功能布局与容量引导、交通一体化设计及公共空间营造等4个方面的规划指引要点,以期为后续武汉市车辆基地上盖开发设计指引的详细制定提供参考,使之适用于规范指导轨道交通上盖综合开发建设实践。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功能传导研究——以武汉市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

研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的功能传导对于有效衔接总体规划和上位规划要求,指导下位规划及具体项目实施,发挥土地综合整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土地综合整治规划中功能传导的现实困境,总结国土空间功能传导与土地综合整治规划的关联逻辑,提出建立“目标职能-空间功能-整治项目”的传导逻辑,并以武汉市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非集中建设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围绕“目标职能-空间功能-整治项目”的传导逻辑,构建“区片-单元-地块”的土地综合整治功能传导体系,可以有效衔接总体规划和上位规划要求,并将相关规划意图在具体项目中予以落实,该功能传导思路可为土地综合整治规划编制和实施提供经验借鉴。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抓实创新党建文化精心描绘城市蓝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武汉市规划研究院努力践行十九大精神，寸：足服务武汉城市规划发展，根植规划事业，描绘城市蓝图．通过抓党建、抓廉政、抓文化、抓精品，将改革发展新理念新措施贯穿于全院战略实施过程中，切实提高了全院规划研究水平，为城市规划建设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复合功能的武汉市穿城市域快线规划研究

为深入了解市域快线的特点,分析国内外市域快线线路特征和运营模式。以武汉市穿城市域快线A规划设计为例,基于功能复合的功能定位,提出对线路规划设计的要求,规划研究阶段以客流特征分析、站点布置规划、速度目标值、运营模式和车型选择等5个方面为重点研究内容,逐一展开论述和数据分析,研究武汉市穿城市域快线的规划建设要点,为新建市域快线的规划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城市职购出行距离的影响因素与优化对策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职购行为是城市居民重要的消费活动,对其特征及成因的理解有助于完善城市就业中心与商业中心的协调布局,丰富城市生活空间的理论认识。以武汉市为例,运用LBS位置服务数据、抽样调查数据、GIS空间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测度职购出行距离,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居民职购活动以中短程出行为主,职购距离的圈层异质性明显,城市边缘及外围地区职购便利性更差。就业地商业可达性、社会经济属性、就业通勤成本、网络购物习惯等是影响职购出行距离的重要因素。应优先对10余处职购不便问题突出的就业集聚区开展优化,既要推动基于多因素协同的综合优化,也要区别不同就业集聚区职购困难的诱致主因,实施分类型、差异化的改进措施。

职住地建成环境对轨道交通通勤行为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快速蔓延导致了职住分离及交通拥堵等问题,倡导轨道交通等绿色交通方式出行成为大城市缓解通勤压力的重要手段。当前研究主要以居住地作为地理背景考察建成环境对轨道交通通勤的作用,但较少探索就业地建成环境的影响。本研究以武汉市为例,通过189个轨道站点的刷卡数据识别轨道交通通勤人员并构建通勤出行链,通过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解析职住地涉及建成环境和轨道站点的30个特征因素对通勤客流量和通勤时间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居住地通勤客流量表现为较集中的点状分布,就业地通勤客流量则呈现显著的“中心-外围”结构,职住地两端通勤时间的空间格局均呈中间低、外围高的分布特征;②职住地周边建成环境因素对轨道交通通勤客流量和通勤时间普遍存在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整体而言居住地建成环境的相对影响程度高于就业地,但就业地“公司企业数”是影响通勤客流最重要的要素,就业地“与城市中心距离”则是影响通勤时间的首要因素;③职住地周边同一建成环境因素,对于通勤客流量和通勤时间的影响可能截然相反,这与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建设和社会实际发展状况相关。研究结果可以更好地理解职住地建成环境与轨道交通通勤行为的关联,有助于促进城市轨道交通和城市职住空间的协调发展。

数据导引下的城市微型公共空间规划方法研究——以武汉市武昌区为例

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土地资源紧缺的高密度城市中心区域,生态用地与生产用地的矛盾日益尖锐。城市微型公共空间由于面积小、选址灵活,既能缓解因加快城市化进程而导致大型公园绿地不足的影响,也能促进对城市中心区域街头空地资源甚至是边角废地的合理利用。针对城市微型公共空间规划中缺乏足够科学性的缺陷,本文提出数据导引下的城市微型公共空间规划。以武汉市武昌区为例,运用大数据的方法对手机位置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人口分布的时空特征,采用两步移动搜寻法得到该区域居民对微型公共空间的需求情况,作为其选址的宏观依据,再通过"众规武汉"微信数据,作为公众需求意愿的修正,最后利用CFD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具体选址点进行适宜性分析,以之作为城市微型公共空间布局的科学依据。

武汉市城乡规划体系编制方法与传导机制研究

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城市总体规划正在向结构性、战略性方向转变,切实发挥在城市发展中的战略引领、刚性控制和多规合一的作用,但也面临着如何推动上下位规划有效衔接、精准传导的问题。本文基于武汉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两规合一”编制工作,以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划为单元,探索建立一套“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一体化的编制技术方法与精确传导机制,法定规划技术文件与政府公共政策相结合,强化分层级、分类型、差异化规划指引,实现总体规划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上“好用”和“落地”,有效支撑规划实施与建设管理工作。

武汉市乡镇总体规划“两规合一”的核心问题研究及实践

研究从武汉市镇域总体规划与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一编制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两规"在基础数据、用地分类、城镇边界和空间管制分区等核心问题上的对接思路,并从试点选取、标准制定和规划衔接等方面对武汉市乡镇总体规划实践进行了总结。武汉市探索编制的"两规合一"的乡镇总体规划,实现了城乡规划与土地规划在实施层面的充分融合,为后续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合一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规划协调视角下的城中村改造规划优化研究——来自武汉市38个村湾改造规划的实证经验

一直以来,我国城中村改造都需要支付高额的拆迁改建成本,解决途径之一便是通过规划加强对土地深度利用获取额外收益,以此来平衡改造的经济需求,但由于城中村可利用面积有限,提高土地收益意味着更高的土地利用强度或是更能迎合市场的用地开发结构,因而在很多情况下改造规划会与既定的城市规划控制体系之间产生摩擦。针对以上情况,本文以武汉市已完成的38个村湾改造规划为例,从实证分析评价入手,总结归纳了当前城中村改造规划与上位规划、相关规划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内部改良和外部协调并举的规划协调思路,具体通过优化当前城中村改造中的规划技术、方法和定位,减少编制改造规划的社会成本。

多年龄段老年人出访公园可达性影响因素和空间评价研究——以武汉市中心城区80个公园为例

可达性是影响老年人出访公园的关键点之一,年龄阶段、交通条件、公园数量与分布都会对老年人的实际可达性距离产生影响。基于多源大数据,以武汉市中心城区范围内80个公园和出行访问公园的11万人次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出访公园的可达性距离和相关影响因素,并据此展开空间评价。在可达性距离方面,数据统计显示,老年人访问公园实际可达性距离约在6 km,“超标”情况普遍,且在空间上以二环线为界,内外差异明显。在相关影响因素方面,当公园可达性距离超过1.5 km时,随着距离的增加,年龄越大的老人出访比例会越低;当公园与居住地的距离超过老年人适宜的模式(步行2 km)时,老年人可能因不愿改变出行方式而减少出行;当公园彼此布点距离在3 km以内时,随着布点密度的增加,会一定程度上提升高龄老年人的出访意愿。在空间评价方面,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发现汉阳西部、洪山中南部居住的老年人出访公园出行比例异常偏低,三环线边缘的部分公园较难吸引周边老年人出访。总体而言,一方面拓展了老年人出访公园可达性的研究技术框架;另一方面能为相关规划建设提供指引建议,实现理论与实践互促。

武汉市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现状及规划方案探讨

分析了武汉市市域范围内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现状情况,存在处置去向分散、部分处置方式亟待升级等问题;结合武汉市实际情况,分析了协同焚烧、土地利用等既有污泥处理处置条件,并进行了技术经济比较。在此基础上,通过等时圈分析,将全市划分为六大系统分区;此外,结合19座污水处理厂实际运行数据,预测了平均污泥产率和污泥量,并提出了“焚烧为主,土地及建材利用为辅”的规划方案。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城市旅游目的地吸引力评价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目的地吸引力是旅游者选择前往某地旅游的重要因素,对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已有研究虽然在特定领域内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在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和全面性、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和高效性等方面仍存在需改进的空间。本文以武汉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和景区两个层面的旅游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融合旅游网站数据、兴趣点数据、街景图像数据等多源数据,采用两步移动搜寻法和图像语义分割法对景区吸引力评价指标进行计算;并采用熵权–TOPSIS方法定量分析武汉市及其各级旅游景区的吸引力。结果表明:尽管武汉市的旅游资源丰富,其总体旅游吸引力水平仍落后于其他热门旅游城市,如西安、成都等;旅游景区吸引力与景区等级正相关,高等级景区具有更高的吸引力;位于中心城区的景区,其旅游吸引力得分明显高于郊区。研究成果可为武汉市及类似城市的旅游资源优化配置和旅游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依据。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罗家岗湾古村落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历史街区调研

1.古村概况罗家岗湾古村落地处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街道罗家岗村(行政村),距武汉中心城区约60 km。自明代江西籍罗氏家族迁居繁衍至今,罗家岗湾已有600余年历史,现存古建筑及院落共36处,是武汉市保存最完整、建筑艺术最精美的明清古村落之一。2016年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2018年入选第一批武汉市历史文化名村。

基于机器学习和车辆路径问题模型的园林绿化垃圾空间分布预测与处理设施选址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园林绿化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的基础是处理设施体系建设。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分别对园林绿化垃圾空间分布与处理设施选址进行研究。针对前者,基于高清卫片、街景影像、行道树空间点位等大数据,利用机器学习中的分类(卷积神经网络)、聚类(K均值聚类)和回归预测(多项式回归、随机森林)等模型,实现对现状及规划地区的日常和峰值园林绿化垃圾产生量的合理测算;针对后者,采用车辆路径问题类算法中的自适应大邻域搜索算法,带入距离最近、运输周转量最少、有限时间窗口和有限设施容量等限定条件,对组团收集点、就近消纳站、综合处理厂和集中转运站4类设施及有关线路进行智能选址。根据结果,预测研究区域内日常园林绿化垃圾产生量为32.71万t/年,峰值产生量为7万t,与同等级城市情况类似。建议布局200处组团收集点、50个就近消纳站、4处综合处理厂和14个集中转运站,以提升园林绿化垃圾收集清运效率,实现区域“产-收”平衡。

新时期常规公交发展战略及规划应对——以武汉市为例

继2017年上海市、南京市成为首批“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后,2018年12月武汉市获评第二批“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的12个城市之一。根据《武汉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2011—2019年武汉市公共交通客运量取得了年均增长5%以上的成绩,然而在此期间,常规公交(公共汽、电车)客运量增长停滞,甚至略有下降.

武汉市“乡村振兴”产业用地保障措施研究

在乡村振兴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章基于武汉市乡村产业项目发展特征与实施推进面临的主要问题,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从规划编制、用途管制、土地供应、宣传引导等方面开展“乡村振兴”产业用地保障研究,提出了规范产业项目规划编制、完善土地复合利用与用途管制、优化土地供应路径与管理模式、强化规划知识宣传与引导的“乡村振兴”产业用地保障措施,并探索了“乡村振兴”产业用地审批流程的优化建议。

武汉市高标准自行车道建设标准研究

当下非机动车出行比例持续上升,市民对骑行环境的要求也随之增高,安全、可靠、舒适的高标准自行车道的需求越来越大。然而当前城市体检的评价指标中,对于自行车道的评价相对较少,且不成体系。深入研究骑行者身心负荷的主观诉求,确定安全性、通畅性、舒适性、吸引力和适应力是骑行友好的5大核心要求,通过构建一套从宏观网络到微观建设的自行车道精细化设计标准和指引,来有效指导自行车道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相关指标可纳入城市体检评估体系,全面提升骑行群体的出行话语权,持续完善骑行环境。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市级全域功能区体系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在市级层面探索建立功能区传导体系,对推进特大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武汉市建立全域功能区体系的实践,剖析市级全域功能区体系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并从系统化分级分类、精细化空间布局、差别化用途管制等角度提出特大城市全域功能区体系建构思路,以期落实和传导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提升城市空间治理水平。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武汉市智慧规划信息平台建设研究

数字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许多传统企业通过数字化实现了转型升级,规划行业也在不断探索以数据驱动、数据赋能为重点的技术创新,以技术模式的变革来推动规划业务模式的转型。文章以武汉市规划研究院规划量化分析平台为例,提出新型智慧规划平台总体框架设计、数据体系建设、工具体系建设、模型体系建设四个板块的数字化转变和经验,改变传统的以数据汇聚、信息查询、辅助决策为主要功能的规划信息平台建设思路,从数据、模型和应用三个方面打造支撑智慧规划编制的信息平台,探索数字化转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