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陷阱：类型识别及中国应对

现代化陷阱内嵌于现代化进程之中,是横亘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重大风险区,不容回避、不可忽视。研究现代化陷阱是坚守底线思维、确保不犯颠覆性错误的战略之举,是驯服灰犀牛、突破现代化高壁垒性的应对之道,是前瞻性破题、为全国开启现代化之路做理论探索。现代化陷阱包括转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负能量文化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典型类型。结合我国现代化探索,应从风险管控、规划引领、创新驱动、社会治理、融入全球化等角度谋划前瞻性举措,提出跳出现代化陷阱、实现探索性发展的应对策略。

我国党内法规研究的文献数据分析(1992-2021年)——基于核心期刊数据和内容分析法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法规是中国共产党有效实现自我治理的重要依据,也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共产党辉煌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党内法规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1990年7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党内法规”作为规范概念首次出现在党内正式文件中,从此党内法规建设进入稳步推进、全面发展阶段,学术界也涌现出一大批理论研究成果。分析近三十年来党内法规研究状况,对于总结百年大党自身建设经验、推进未来党内法规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数据统计分析工具,从文献年度分布、高频发文作者、高频发文机构、作者合作网络、高频关键词、研究趋势等方面,对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核心期刊(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CSSCI期刊)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近三十年来我国党内法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丰富,并呈逐年递增趋势,研究主题不断扩大,研究热点层出不穷,主题与热点紧密相连。通过构建学术文献知识图谱对党内法规研究热点的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图谱显示未来相关研究将会持续关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党内法规制度和体系构建等内容。

论司法刑法学的观念

司法刑法学是刑事司法过程的刑法学,是司法逻辑的刑法学。传统刑法学偏离司法实践,不正面反映庭审过程,有悖于庭审实质化改革取向。刑法学所服务的司法实践是交往实践,不是目的行为,不同于执法实践。在司法逻辑上,应区分刑法的理解、解释与适用。全面依法治国时代对庭审过程的关注以及区分理解与解释的客观要求,决定了司法刑法学把刑法理解学提升为真正的刑法解释学。司法刑法学的基本架构应是“刑法论—定罪论—量刑论”。与传统刑法学立基于主体哲学不同,司法刑法学采取的是现象学立场。

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中“法律责任”的设定权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法律责任主要涉及违法行为的行政法律责任,特别是对行政相对人不履行义务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等内容。目前的法律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法律责任设定限制过于苛刻,要求必须严格依照上位法的规定来设定,这严重影响了地方立法的有效实施,影响了地方立法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以及积极性。有必要对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立法法》相关内容进行修改,以适当扩大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法律责任的设定权。

新行为规范观:刑法学超越之路

行为规范在刑法学上的基础性地位一直没有落实,这根源于新康德主义的自上而下向度。要克服新康德主义刑法学的价值独断主义和规范认知主义,就必须在生成论和主体间性哲学之上重建行为规范观。新行为规范观至少包含以下要义:行为规范是生成的,应消除自然犯与法定犯之区分所隐含的误区;行为规范是独立的,不应以所谓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否定其独立性;行为规范是先在的,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事实上先在于制裁规范,这为科学评判违法性意识学说提供了理论依据;行为规范是完整的,不仅具有行为指向,也具有后果指向,因而是犯罪论(定罪论)和刑罚论(量刑论)的共同基础。行为规范感知论的意义应予重视,它自然导向行为规范的司法逻辑。

犯罪构成论的司法逻辑化探究

科学的犯罪构成论是体现定罪的实践性、反映基本定罪过程、建构《刑法》中“犯罪和刑事责任”一节统一性的犯罪构成论。对于定罪实践司法性质的正确把握,是科学建构犯罪构成论的先决条件。对于基本定罪过程要区分违法与罪责,肯定主观违法论而否定客观违法论,坚持五个维度的“辩证统一”。据此,犯罪构成应由行为阶层、构成要件阶层、可罚的违法阶层、罪责阶层依次衔接组成。这样的犯罪构成是违法与罪责相区分、控方与辩方均在场、判断过程与判断结论相统一的定罪模式。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检视与完善

作为国家政策倡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正在全国推行。2019年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磋商协议执行、诉讼管辖、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关系等问题,但仍有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为完善制度设计,须在整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规则。同时,须进一步厘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行政管理手段、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应确立以行政管理为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为辅,索赔诉讼兜底的生态环境损害解决机制。此外,在索赔诉讼中,应当确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优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次之的适用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