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年来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评

近六年来,近代慈善史研究发展趋势良好:慈善组织研究进一步深入;慈善人物、思想的研究更加细化,慈善法制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区域慈善史研究的成果更加丰富;义赈研究持续深入,灾荒与救济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然而,内容上的同质化、话语建构比较单一、区域研究不平衡、研究方法比较简单陈旧、研究思路和框架重复等问题依然存在。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整理史料、夯实研究基础,创新研究理论、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密切关注研究热点。

学术期刊要走在学术前沿——河南大学社科期刊群体分析

近年来，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推动着教育界科研、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同时，教育界科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又不断地充实和丰富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园地。河南省作为中国人口大省和文化大省，目前正以豪迈的姿态向文化强省迈进。此时，以河南大学学术期刊群体为代表的高校学术期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走在了河南省社科学术研究的前沿，向世人展示了靓丽的风姿。

近代西北皮毛产地及流通市场研究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绥远、察哈尔以及陕西的北部位于我国农牧分界线以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皮毛产地,近代中国70%以上的皮毛产于这一地区。近代西北皮毛市场兴起是以天津开埠为起点。天津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和出口市场,其经济腹地不断由华北向西北延伸,带动了近代西北皮毛市场的兴起。近代中外贸易的主要特点是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原料的掠夺。因此,在西北皮毛市场兴起的过程中,外商、洋行、买办起了先导作用。在近代西北皮毛的市场链中,以产地市场为基础,以中转市场为枢纽,以出口市场为尾闾,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皮毛市场的勃兴,对西北区域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加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因素。

城市民主改革运动与新中国初期的政权建设--以河南开封为例

城市民主改革运动是继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中共为进一步肃清反革命分子,打倒封建残余势力而进行的一场社会改造运动。开封市的民主改革运动在工厂、行业、街道三个领域全面开展,通过串连、诉苦发动民众,使城市各方面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民主改革运动进一步奠定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促进了城市的生产建设,纯洁、完善了基层政权和群众组织。借此,国家政权创建了与自身相适应的社会基础,实现了"以国家建国家"。

中国近代看守所制度形成考

在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下,晚清司法界在继承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和借鉴日本及西方司法制度基础上设计了中国近代看守所制度。这一继承和借鉴不仅体现在看守所名称的由来,更体现在这一机构设立后所导致的中国司法体制运作方式的转变。清末该机构的设立和运作虽不理想,但它却标志着中国司法制度开始与西方司法制度接轨,并为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法权、推进司法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河南抗战史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抗战时期的河南有许多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但目前学术界对河南抗战史的研究既与河南在抗战时期的地位很不相称,也和目前史学界对抗战史研究的整体进程不协调,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如果注重抗战时期河南社会史、国统区与沦陷区政权系统、战时经济与战时文化等问题的研究,必将使河南抗战史研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时务报》与19世纪末中国近代报纸文体的嬗变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1898年8月8日,由汪康年力主改为《昌言报》而告终。《时务报》存续2年,共出版69册。它是维新志士倡导变法的重要阵地,引领了时代变革的潮流,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时务报》将政论文章安排在每册的前数页,确立了报刊政论文的地位。伴随报刊政论的勃兴,以《时务报》为主要载体的时务文体应运而生。时务文体的特点是:内容以政论为意旨,形式以骈散兼备、条理明晰为特点,语言流畅、感情饱满,杂以俚语、新名词、新知识。时务文体上承王韬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开创的报章文体,下启更加通俗、成熟的新民体。自时务文体诞生伊始,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的步伐开始逐渐加快。

研究慈善历史 关注慈善事业——兼评《中国慈善简史》

我国的慈善事业目前尚不发达,慈善史研究也较为薄弱。《中国慈善简史》一书为推动慈善史研究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重视慈善历史的研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关注我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责任。

从“文明国家”论到“帝国主义国家”论——论一战和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认知之转变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进入近代国际社会。此时,中国朝野并不认同西方以强权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模式。直至甲午战后,中国的维新志士始认为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欧美才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种"文明国家"论虽然启动了中国全面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得以任何实质性的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秩序,以强权为特征的军国主义思潮受到世界舆论的抨击和否定。中国的新知识阶层从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中国国内变革和国际关系变革的新途径。随后,反对帝国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主导认识。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音乐传播活动考察——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方地区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本体建设和"社会服务"活动中,有大量群众性的音乐活动。其起始时间之早、活动内容之多、遍及地域之广、产生影响之大,在西方音乐文化传播历史上地位独特。虽然青年会所从事的音乐文化传播不是青年会活动的主要工作目的,但其在中国南方各地的传播所产生的音乐普及效应,与当时当地学校音乐教育形成了呼应与补充,不仅是十分有益的社会音乐扫盲活动,其各种音乐活动形式也丰富了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内容,带动了音乐文化活动在南方各地的广泛开展。

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文化保守主义是当代中国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流派。它具有影响范围广、实践性强、流派复杂等特点。这一思潮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既有积极价值,也有不良影响。我们应历史、全面、客观地看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多元文化建设中的一支有益力量。

民国时期宁夏农村经济研究

民国时期宁夏省政府整修水利,开垦荒地,使宁夏的耕地面积有所增加,而且灌溉农田占农田总面积的59%,是黄河上游区域最高的省份。农作物品种齐全,主要有小麦、水稻、山药、粟、大麦、高粱、豌豆等,占全部农作物耕种面积的82.8%,总产量的93.8%。农村地权分配极不平衡,80%以上的农民耕地不足,主要依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生活。佃农和地主不仅在土地上发生关系,而且在借贷方面也发生密切的关系,是宁夏农村租佃关系的一大特点。民国时期宁夏有着比较好的农村市场体系,因其生产皮毛、食盐、药材等,形成了许多专业市场。由于地权和租佃关系恶化,政府对农民实行强制性掠夺和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化,因此农民离村现象严重,导致了民国时期宁夏农村经济复苏十分艰难。

“一统”与“统一”--试论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之演变

"华夷之辨"为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搭建了桥梁。古代中国正是在"华夷之辨"的过程中实现了诸民族间的融合,并最终形成近代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本文立意不仅在于阐释华夷观念之演变在推动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所曾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而且在于借此为中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一种阐释模式。

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研究

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特指投降日本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抗战期间,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同国内的叛国、卖国的汉奸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制定了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并依法惩处了一批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的研究,对于弘扬民族道德和民族精神,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势力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道、咸、同时期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瓦解之考析

道、咸、同时期是各殖民势力对中国属国进行染指的重要时期。随着暹罗、苏禄、缅甸、琉球等属国日渐被各殖民势力所染指,清朝旧有的属国体系渐渐丧失。几乎与此同时,清朝本土也开始遭受着各殖民势力的侵犯。这一危机不仅导致了"天朝"独尊的法理基础在西方、日本面前基本丧失,而且也导致了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开始瓦解。此后,晚清时期清廷借近代条约体制对中越、中朝等宗藩关系的强化,则只能说是在有限的属国范围内对这一传统体制的一种补救和改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建立家务活动研究

优抚即优待抚恤之意,主要是对保卫国家的将士及其家属进行物质优待和精神抚慰,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抗战时期,为了充分调动抗工属和退伍军人蕴藏的巨大生产潜能,消除他们对政府的依赖心理,使他们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从1944年开始在优抚过程中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帮助抗工属和退伍军人建立家务活动。为了把这一活动搞好,边区各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帮助抗工属和退伍军人制定生产计划并检查其执行情况、为他们分配土地和为无劳动力者代耕、为退伍军人介绍对象等。建立家务活动是抗战后期陕甘宁边区优抚的基本政策和中心工作,且取得了极大成功。它为改善抗工属和退伍军人的生活、促进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及改变边区存在的一些陋习等,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政府法制化的艰难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专员区公署制度的推行及变化

政府制度法制化,是近代以来行政制度变改的大势。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经历了从惯于用运动方式到探索建立完备法制以及探索受挫的艰辛历程。专员区公署,是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介于省和县之间的一个行政层级。专员区公署制推行与变改的演变,大致反映了这一曲折的历史进程。这一曲折进程中所折射的政府与法制的关系问题,足以引人深思。

辛亥革命前后河南谘议局由激进到保守的主要原因

谘议局是晚清宪政改革中准地方议会性质的机构。河南谘议局成立之初,大多数议员以关心民瘼、维护地方利益为政治取向,其民主意识和权力监督意识逐渐增强。辛亥革命爆发后,河南谘议局迅速发生分化和蜕变,并在保守势力主持下逐步沦为官府附庸。民族资产阶级缺席、激进势力式微、保守势力强大等是河南谘议局由激进转为保守的主要社会历史原因。与此同时,制度设计的掣肘和历史条件的不成熟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河南谘议局政治作用的发挥。

清朝司法的域外形象研究——十八世纪西人眼中的清朝司法

国内外学者对清朝司法的域外形象缺乏深入关注,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早在18世纪,西方人士就对它做出了褒贬不一的评述。西方人不仅承认清朝司法总体上的合理性,而且还认可清王朝法典对社会、对老百姓的公平性。其评述还体现在对法律制订者和执行者的认可上,体现在对审判制度、死刑制度、监察回避调动制度以及对狱政管理的认可上。其负面评述是,司法中的滥刑行为,监狱的黑暗,司法受贿或花钱替罪,并对司法审判中连带责任行为、民刑不分的批判。西方人的评论有几个特点:18世纪中前期与18世纪后期的评论是有区别的;正反两方面的评价相互掺杂;相互冲突的评论也大量存在。由此可看出,西方对以司法制度为代表的中国体制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由朦胧到清晰,再到批判的过程。这一认识上的变化是与西力东渐下,西方殖民势力日渐加强对中国的渗透密切相连的。

清至民国时期黄河上游农作物分布与种植结构变迁研究

黄河上游区域位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界处,不仅地域广袤而且生态环境呈现出多样状态,不论地形、地貌、水系,还是温度、气候、降雨量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农作物种植方面表现出很强的地理特征,即黄河上游区域以耐干旱的农作物为主。在传统农作物中,小麦、糜子、谷子、豆类是黄河上游区域分布最广泛的作物,不论其分布范围还是品种数量都占有很大的优势。大约明末时期开始到清朝乾、嘉时期,黄河上游区域农作物种植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但变化十分缓慢。晚清以后,玉米、马铃薯、棉花、蚕桑开始大面积引种,加速了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在民国时期基本完成,主要标志就是玉米、马铃薯广泛种植,而且成为居民生活中的主要食粮。随着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农作物商品化的进程也加快了,一些农作物成为种植区农民的主要副业和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