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县域推进、村庄卷入和效能提升——浙江省五个先行县(市、区)的比较研究

乡村治理数字化是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的突出动向,其目标是在国家公共权力实施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基础上,通过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对浙江省五个县(市、区)的比较研究发现,县域乡村治理数字化有相同的政策背景,但推进模式和平台建设具有县域特色,与各县的数字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基础等紧密相关,并已显示成效。县级政府倾向在县域所有村庄推行统一的数字化治理平台,村庄总体上呈现出被卷入的状态;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展示内容丰富,但相当部分功能不能契合乡村治理实际需求。只有加强村社共同体重塑,建立村庄和村民有效参与机制,推进线上平台与线下实践的融合创新,才能实现县域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效能提升。

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的效果评估——基于浙江省县域样本的实证研究

创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是推进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重要政策。本文利用浙江省2011—2022年60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探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设立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可促进农业绿色技术进步和农业绿色技术效率提升。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生态环保资金能正向调节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的绿色效应,而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农业产业集聚、产业结构优化是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政策效能发挥的两条作用路径。研究结论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丰富了农业绿色转型的制度路径,也为县域农业绿色转型的实现路径提供理论借鉴。

数字乡村建设对浙江省山区26县林业产业发展升级的影响

[目的]在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现代产业体系的背景下,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林业产业发展升级的影响机制,为森林资源富集地区制定数字赋能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浙江省山区26县2001—2021年面板数据,构建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数字乡村建设水平,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量化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林业产业发展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1) 2001—2021年浙江省山区26县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呈增长态势,其中跨越发展县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高于生态发展县;林业产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但区域间差异明显且两极分化较严重;林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小幅上升,林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波动上升。2)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进林业产业发展升级,即数字乡村建设对林业产业发展规模、林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林业产业高级化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数字乡村建设对林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林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3)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技术赋能、劳动力赋能和治理赋能等路径促进林业产业发展升级。4)数字乡村建设对林业产业发展升级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区林业产业发展规模、林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林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同时对邻近地区的林业产业发展规模、林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林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结论]2001—2021年浙江省山区26县数字乡村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林业产业发展升级状况向好,技术应用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数字乡村建设、促进林业产业发展。各县域单元需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从创新技术运用、大力引进人才、提升林业部门生态治理能力和林业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以及培育林业龙头企业并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等方面发力,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动山区县林业产业发展升级,打造数字赋能现代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样板。

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与新农人合作的利益联结模式选择研究

基于2021年中国6个省份的小农户调研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从小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状况、市场状况以及与新农人合作目的等5个方面探讨影响小农户与新农人建立利益联结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现阶段小农户与新农人合作以松散型的利益联结模式为主,但地区之间仍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小农户更倾向于选择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模式;从影响因素来看,家庭农业经营收入比例、风险承受能力、是否加入合作组织、是否在涉农企业就业等对小农户选择紧密的利益联结模式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受教育程度、保证农产品销路对小农户利益联结模式选择起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建议培育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壮大涉农企业,加大政府政策支持,提高小农户的风险承受能力,以期助力小农户与新农人构建乡村利益共同体。

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专业教育的双螺旋模式探索与实践——以浙江大学为例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已进入全面融合专业教育的新时期,但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活动,仍存在系统性不强、与专业教育割裂而孤立发展等问题。研究采取归纳法、系统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深入探索基于“师生共创”理念的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专业教育的双螺旋模式。其构建要求从鼓励师生共创开始,在师生互动和彼此参与中完成。创新创业教育必须全过程深度融入专业教育链条,在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课程开发、教学方法、课外活动、学业评价六大关键节点开展系统融合。

浙江省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区识别

生态保护修复是维持和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举措。识别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区并进行有规划的生态保护修复能够达到抑制生态环境退化的目的。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模型、神经网络自组织映射(SOM)聚类分析法、空间统计、Spearman非参数相关性分析等方法,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簇,分析生态系统服务簇演化和人类活动强度变化特征,识别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区,探讨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权衡/协同关系,提出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区规划策略。结果表明:(1)2000—2021年浙江省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逐渐趋于均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由7279.73亿元降低至6980.28亿元;(2)2000—2021年浙江省人类活动强度显著增加,呈现由西到东、由南到北的递增趋势;(3)2000—2021年浙江省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活动强度变化Moran′s I指数呈现显著负相关性,说明人类活动强度与生态服务价值两者空间上处于相互制约状态;(4)2000—2021年浙江省90县(区)可划分为4类生态系统服务簇,包括:城市中心簇、农业生产簇、核心生态簇和生态保育簇;(5)基于2021年双变量Moran′s I指数聚类结果将研究区划分的5种类型分区作为生态保护修复一级分区,以区域内主导生态系统服务簇作为生态保护修复二级分区划分依据。浙江省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区划分为4个类型,即面积占比14.83%的生态预防治理区、面积占比19.94%的生态调控建设区、面积占比50.23%的核心生态保护区和面积占比15.00%的生态综合提升区。据此,提出不同类型优先分区实施生态保护修复的规划策略。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对农户经济福利的影响--以浙江省钱江源头为例

十八大以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已成为生态治理的核心思想,其要义在于生态治理由传统单一部门治理转化为多部门协同治理。大量研究证明,传统单一部门生态治理模式下的源头地区生态保护修复会让当地农户的短期经济福利受到损失。为评估“山水”工程对农户经济福利的影响,基于浙江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工程4个县(市)480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山水”工程可以提升农户经济福利,总体提高4.7个百分点,PSM-DID估计结果与上述结论无明显差异。机制验证发现,“山水”工程可以通过就地提供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参与机会,缩短农户非农就业距离,改善农户经济福利。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山水”工程模式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较高的农户,经济福利改善效果也相对更好。基于以上分析,从注重“山水”工程顶层设计,建立“山水林田湖草沙”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的社区生态补偿机制、扩展农户就地就近就业空间、加大脆弱群体生态补偿力度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浙江省数字经济与林业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浙江省11个地级市数字经济与林业产业融合(简称数林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特征、构成要素及其外部影响因素,明确数林融合机制,为推动中国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从数字基础设置、数字业务规模、数字技术创新3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规模、结构、效率3个维度构建林业产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基于2015—2021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莫兰指数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数林融合发展水平、时间演变、区域差异和空间分布进行测度,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探究影响浙江省数林融合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结果]1)浙江省11个地级市数林融合发展水平较低,且存在逐年下降趋势;2)浙江省大部分地级市数林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各地级市存在负向或正向相关性特征;3)农村居民每百户计算机数量和农村居民每百户移动电话数量与数林融合发展水平关联度最强;4)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和交通便利度对推动数林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显著负向作用,数字经济指数对数林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结论]2015—2021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数林融合发展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且其空间变化特征不显著,数字经济各构成要素和外部因素在不同方向和程度上影响数林融合发展水平。因浙江省需要高度重视数林融合发展,率先打造全国数字赋能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高地。

营林补贴可以促进林农对营林新技术的采纳吗?--基于浙江省经济林的实证研究

在南方集体林区,营林主体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是阻碍营林新技术成果转化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其影响因素众多。实践发现:营林补贴有利于刺激林农营林积极性,继而对营林新技术的采纳及应用带来积极影响,因此分析营林补贴对林农营林新技术采纳行为的激励影响,对于提升林农的营林新技术采纳率、提高营林新技术推广效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在构建农户行为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基于浙江省经济林13县429户林农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营林补贴对林农采纳营林新技术及其差异性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营林补贴对林农采纳营林新技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林农获得营林补贴对其采纳新品种和病虫害防治技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应以林补户(营林贴补户)作为主要的营林技术推广对象,及充分发挥林补户资源优势的角度,建立"林补户-普通户"的营林技术推广辐射机制;依托股份制和合作经营模式提升小规模林农营林新技术采纳率,探索多种方式有效结合,加强有针对性的营林技术培训等。

老年志愿服务的困境及解决路径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地调查

发展老年志愿服务对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多类型需求、整合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完善老年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对浙江省799名老年志愿者的问卷调查资料,结合对9名老年志愿者和2名社区工作人员的定性访谈资料,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定量与定性结合考察了影响老年志愿服务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家人支持、技能培训、组织奖励对老年志愿者志愿服务参与满意度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婚姻和健康状态对老年人的参与满意度有明显促进作用,参加过法制宣传志愿服务、接受过志愿服务知识培训或技能培训的老年人对培训的认可度相对较高。

浙江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探索与经验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浙江省是全国最早明确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地区,早在1998年浙江省就发布了《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纲要》,尤其是2003年以来,浙江省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建设美丽乡村为载体,有力推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户参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增收效应研究--基于浙江、福建、江西3个省的调研数据

准确评估农户参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增收效应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于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缩小山区贫富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9年浙江、福建、江西3个省531户农村家庭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增收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参与不同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不同经营规模和不同经营结构农户的增收效果进行量化识别与对比。结果表明:(1)农户参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能够显著促进家庭增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参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分别能带来77.7%的家庭总收入、109.8%的非林收入和107.5%的林业收入。(2)农户参与不同类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增收效益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林业企业、林业专业大户和林业专业合作社。(3)从农户经营规模和经营结构异质性来看,“中等规模”和“大规模”的农户、经济林类农户参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带来的增收效果更为明显。文章提出政府应加大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特别是林业专业大户和林业企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完善林地流转市场,鼓励农户适度扩大林地经营规模,从而提高其参与林业经营主体过程中的增收效应;继续完善农户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之间利益联结机制。

非木质林产品对丘陵山区“两山”协调发展的贡献及启示——基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的案例

在简要分析"两山"发展三种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基于统计数据与农户调查数据,介绍杭州市临安区非木质林产品发展状况与主要做法,通过统计描述与计量经济学方法就非木质林产品发展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协调发展的贡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丘陵山区具有发展非木质林产品优势,非木质林产品发展对"两山"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政府制定实施长期稳定发展战略并给以持续的政策引导,是实现"两山"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3)建立完善的非木质林产品发展技术支撑体系,促进非木质林产品规模化与商品化经营,是实现"两山"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提出建议:应积极鼓励非木质林产品发展,实现"两山"协调发展;政府与科研机构应该加强优良品种、经营方式、新产品开发等研究与示范;选择适宜的开发方式与开发强度,以免因不合理开发产生负面影响。

从互动到共生:地方农林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困境与突破

地方农林院校通过产教融合的方式参与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中,对培养新农人、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基于生物学共生理论,分析服务乡村振兴中的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构建地方农林院校、地方政府和乡村的共生系统,探索三者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共生关系,针对地方农林院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提出地方农林院校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

茶农扩大种植规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三个县市茶农的调研数据

利用浙江省三个县市219份茶叶种植农户调查样本数据,并运用二元Logit模型对茶农扩大种植规模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茶园面积、茶叶种植年限、机械设备投入费用、技术培训情况、雇工工资对农户种植意愿影响显著;茶叶种植农户户主多为中老年男性,文化程度集中在中小学水平,茶叶种植年限集中分布在10~19年,机械设备投入也较低,接受技术培训次数差距相当大。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提出鼓励青壮年从事茶叶生产、提高农户茶叶种植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尤其是通过茶农技术培训等引导农户扩大种植规模的政策建议。

农机服务外包及其可获得性差异对专业化种植的影响——基于浙江省的实证数据

研究农机服务外包及其可获得性差异对农户专业化种植水平的影响,对于提升农机服务外包质量、提高农户专业化种植,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浙江省443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说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农机服务外包对专业化种植的影响机制;进一步从农机服务外包便利程度、服务价格、服务生产效率3个视角衡量农机服务外包的可获得性差异对专业化种植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户选择农机服务外包对专业化种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②农机服务外包主体来源于本村比本村外对农户专业化的影响更大,而单位面积服务价格对专业化种植有抑制作用。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提高农机服务外包水平,诱导农户通过购买农机服务外包将生产活动卷入社会分工体系从而将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提高其生产效率。

中国碳达峰目标实现的预测和政策组合方案比较--以浙江省为例

在中国明确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背景下,以低碳发展基础较好的浙江省为例,预测省域碳达峰的时点并比较碳达峰方案的可行性,对于中国其他省域碳达峰行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基于岭回归技术估计了浙江省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可拓展随机环境影响评估(STIRPAT)模型,在浙江省经济高速、中速、低速运行三种情形下,运用情景模拟方法模拟了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技术减排和生活减排四种政策的强弱48种不同组合碳达峰时点和峰值。对不同经济发展情形下48种模拟结果显示,浙江省碳排放达峰时间点从2024年至2033年不等,峰值区间为75579万吨至95350万吨。48种结果中仅有3种情形无法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4种情景模拟结果可在2030年如期达峰,其余41种情景模拟结果均可提前1~6年实现达峰。由于浙江省仍然处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碳排放总量仍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但若政策得当,仍然可以率先在全国实现碳达峰。省域碳达峰需要抓住统筹兼顾、能源结构改革、低碳发展技术支撑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关键环节。

山区县数字乡村产业发展的浙江经验与启示

【目的】通过数字经济带动共同富裕,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浙江走在全国前列。研究浙江县域数字化影响乡村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总结实践经验,对推动山区县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方法】选取浙江省常山县、遂昌县和淳安县3个山区县,开展实地访谈调研,从县域层面分析数字化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借助“遂昌县农村电商模式”“常山县物联网模式”和“淳安县互联网+特色农业模式”3种典型模式剖析数字化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数字化对乡村产业发展有促进作用,具体作用途径包括创造新业态带动就业,降低成本扩大获利空间,提升人力资本吸引返乡创业等。【结论】未来应当在充分考虑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优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农村数字人才,充分挖掘地区特色资源等举措,推动山区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探究——来自浙江省的经验证据

种粮大户是稳定粮食生产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鼓励和扶持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条件是提供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基于浙江省种粮大户的调研数据,对其农业社会化服务满意度状况进行分析,并运用O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文化水平、种植面积、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了解程度、农资供应服务获取的难易程度、农业信息服务获取的难易程度、农业技术服务获取的难易程度、资金信贷服务获取的难易程度、农业保险服务获取的难易程度、农业机械服务获取的难易程度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从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加大农业社会化服务宣传、增加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三个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民宿发展研究综述

近年来,乡村民宿迅猛发展,已逐步成为振兴乡村的重要突破口之一。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展开,对乡村民宿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归纳,并提出国内乡村民宿研究的未来展望,以期为我国乡村民宿的研究及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从而更好发挥其在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