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放射性脑损伤兔模型及磁共振参数选择

背景:放射性脑损伤是近些年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动物实验研究,国内外研究显示,磁共振成像检查放射性脑损伤动物模型尚无统一扫描参数,文章通过行家兔颅脑磁共振成像,确定磁共振扫描各序列参数。目的:建立新西兰兔放射性脑损伤动物模型,并利用LOOP7线圈获取兔颅脑磁共振(MR)图像,为深入研究放射性脑损伤早期磁共振诊断提供基础。方法:使用LOOP7线圈分别行T2加权成像、弥散张量成像、磁共振波谱分析及磁敏感加权成像的多次扫描,确定每个序列的最佳扫描参数。建立放射性脑损伤兔模型,于右半脑分别接受40,80,120 Gy的6 MV X射线单次大剂量照射,观察实验兔的日常表现和动态的颅脑磁共振征象,当磁共振检测出现异常或随访20周后取脑组织行病理学检查。结果与结论:40 Gy组仅1例发生硬膜下出血,其他未见异常;80 Gy组T2WI均可见异常信号,病理证实为散在神经元变性和中性粒细胞浸润;120 Gy组磁共振检查均可见随时间逐渐扩大的异常信号影,病理证实为放射性脑病。结果证实,通过放射治疗系统制定放疗计划,制作放射性脑损伤兔模型,能很好的模拟放射性脑损伤的发生过程,且该模型能适用于临床常规LOOP7线圈的磁共振检查。

放射性脑病的早期影像学特征与诊断

放射性脑病是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的最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及时干预对患者来说意义重大,本文主要从放射性脑病的发病机制、早期影像学检查方法及特征方面做一综述。

鼻咽癌放疗后放射性脑病早期阶段磁共振成像及磁敏感加权成像表现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进一步了解鼻咽癌放射性脑病早期阶段患者脑常规磁共振成像(MRI)及磁敏感加权成像(SWI)表现,并初步探讨与其相关的病理机制。方法选择2010年7月至2012年12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首次诊断为放射性脑病患者132例,分析首次确诊放射性脑病的常规MRI和SWI图像,评价病变发生部位、常规MRI和SWI图像特点。结果本组病例首程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脑病的中位时间为36个月,病灶均位于颞叶,以白质区为主,左侧48例,右侧36例,双侧48例。放射性脑病早期MRI可表现为:Ⅰ型(单纯水肿)58例,表现为均匀的颞叶白质水肿。Ⅱ型水肿(水肿伴微出血灶)74例,表现为信号不均匀的颞叶白质水肿,内见点状T2WI低信号影,SWI上点状低信号,且较T2WI所示范围更大。结论在鼻咽癌放射性脑病早期阶段病变主要发生于颞叶白质,可表现为单纯水肿或水肿伴微出血灶两种不同征象。放射性脑病早期阶段的MRI及SWI表现可能与微血管损伤的程度不同有关。

磁共振成像早期诊断放射性脑损伤的研究现状

放射性脑损伤是颅内肿瘤、血管畸形、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后常见的严重并发症，其发生率约为5％～24％如何在提高放疗疗效、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的背景下，早期预测放射性脑损伤的发生．进而及时干预治疗，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是目前临床工作面临的难题。

六西格玛管理法在地市级医院缩短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DNT的实践

目的探讨六西格玛管理法在地市级医院缩短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进院至溶栓治疗时间(DNT)的实践及成效。方法收集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在浙江省台州医院急诊科就诊的急性脑梗死并接受静脉溶栓治疗的患者403例。本院于2018年4月1日启动流程优化项目,以该时间为界,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为改进前,共有患者166例;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为改进后,共有患者237例。分析项目启动前后溶栓患者的各项数据,应用MiniTab软件进行流程能力分析,经过鱼骨图、快赢措施和潜在失效模式与后果分析,针对影响因素进行多种方式的整改优化,通过比较项目启动前后12个月的溶栓DNT差异探讨本院2018年4月1日启动的六西格玛管理法在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流程优化中的成效。结果项目实施后,急性脑梗死患者的静脉溶栓年DNT中位时间由改进前的47.5(31,48)min缩短至改进后的38(40,57)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六西格玛管理法能缩短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DNT,值得在地市级医院的卒中管理中推广。

放射性脑损伤兔模型的建立

目的建立放射性脑损伤兔模型,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放射性脑损伤早期诊断的磁共振成像(MRI)研究提供基础。方法 CT定位下建立三维重建图像资料,通过放射治疗系统精确制定三维适形放疗计划,对2组新西兰兔分别行半脑30Gy、100Gy剂量照射。每日观察其摄食、饮水量,自主活动情况及相关体征。每周复查MRI检查,直至MRI出现放射性脑损伤或随访满16周为止。结果 30Gy组仅1例出现了硬膜下血肿,余未见明显异常。100Gy5例MRI均出现不同程度信号异常,病理证实为放射性脑病。结论通过放射治疗系统制定放疗计划,制作放射性脑损伤兔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放射性脑损伤过程,该模型能够适用于临床常规线圈的MRI检查。

马里脑肿瘤患者与中国浙江地区脑肿瘤患者的临床对比分析

脑肿瘤分原发和继发两大类，是中枢神经系统主要疾病之一，全世界每年原发性脑肿瘤发病率为7.2-12.5/10万，其中成人发病率为2/10万，而儿童发病率达到25/10万。在我国，近年来脑肿瘤的发病率仍呈上升趋势，男性脑肿瘤患者病死率高于女性，不同地区之间的病死率存在较大差异。脑肿瘤早期症状不明显，随着病程进展，可能会出现精神障碍、幻嗅、视力骤降等症状。早期发现、及时治疗是降低病死率、致残率以及延长生存期的关键。CT通过断层扫描的方式去除颅骨的干扰，对组织无损害，并能清晰显示颅内组织的结构、关系、边缘、占位等，分析颅内正常结构和病变，是早期诊断脑肿瘤首选的检查方法。报道如下。

脑转移瘤放射性坏死与肿瘤复发的影像学鉴别研究进展

脑转移瘤是脑内常见的多灶性肿瘤,其治疗以放射性治疗为主。放疗后肿瘤组织会出现放射性坏死和肿瘤复发的病理转归,两者的临床症状相似但两者的鉴别对临床治疗及预后评估非常重要。MRI和CT检查等影像学检查技术对两者的鉴别诊断有一定意义,相关影像学技术包括增强MRI、弥散加权成像、灌注加权成像、磁共振波谱成像和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等检查技术。笔者主要对脑转移瘤放射性坏死与肿瘤复发的影像学鉴别研究进行综述。

做放射检查前需要注意些什么

到医院体检或看病就诊,常常需要做X光检查.为了使患者在检查中受到最小的射线影响,同时又保证我们的检查结果更加准确有效,在此为您归纳放射科常见的X线、CT、磁共振(MR)检查中的注意事项.在这三大项中,有辐射的检查是X线及CT检查,且辐射剂量CT检查大于X线检查,无辐射的是MR检查.

酰胺质子转移成像和扩散加权成像在浸润性乳腺癌诊断中的价值

目的:探讨酰胺质子转移(amide proton transfer,APT)成像和扩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在浸润性乳腺癌中的诊断价值。方法:收集60例因临床触及或B超提示乳腺肿块接受MR检查的患者,所有患者均扫描3D-APT、DWI序列,并测量APT值和ADC值,根据手术病理结果共61个病灶,分成良性组(19例)、恶性组(42例),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良恶性组间各参数的差异,采用ROC曲线评价APT值、ADC值以及两者联合鉴别乳腺良恶性的诊断效能。结果:良恶性组APT值分别为(2.01±0.72)和(2.55±0.66),ADC值分别为(1.28±0.25)×10^(-3)mm^(2)/s和(1.08±0.26)×10^(-3)mm^(2)/s,两组APT和ADC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PT、ADC值以及联合APT+ADC在鉴别乳腺肿块良恶性的AUC分别为0.660、0.756和0.796(P均<0.05)。结论:APT及DWI两种扫描技术均可用于诊断浸润性乳腺癌;APT诊断低于ADC值,两者联合可以进一步提升诊断效能。

基于人工智能MRI脑区容积比变化对早期帕金森病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基于人工智能MRI脑区容积比变化对早期帕金森病(PD)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前瞻性收集2021年11月至2023年8月在浙江省台州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早期PD患者60例,以及同期本院健康体检者88例作为对照。使用自动分割软件联影智能精确计算脑内各区域的容积比。比较两组研究对象的不同脑区容积比,选择差异性脑区及感兴趣脑区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及联合诊断分析。结果早期PD患者与对照组相比,海马、苍白球、壳核、丘脑、脉络丛等脑区容积比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以上这5个脑区容积比联合统计形成的诊断体系用于早期PD诊断的效能较好(AUC=0.939)。结论通过人工智能软件联影智能脑容积自动分割可辅助早期PD的临床诊断。

阑尾低级别黏液性肿瘤案例分享

阑尾肿瘤在消化道肿瘤中发生率最低,占胃肠道肿瘤的0.2%~0.5%,以上皮来源为主,常见类癌,其次为黏液腺癌、腺瘤^([1])。由于阑尾肿瘤缺乏特异性症状,体积小,临床症状与急性阑尾炎相似,不易被CT或超声检查发现,误诊率较高。现回顾阑尾低级别黏液性肿瘤2例资料,探讨该病临床病理学特征、诊断及鉴别诊断。1临床资料例1患者男,69岁,2021年3月无明显诱因下出现阵发性上腹部钝痛10 d入住我院。

多层螺旋CT在肺磨玻璃结节诊断及预后评估的价值

临床对肺磨玻璃结节(GGN)进行诊断期间,评估多层螺旋CT(MSCT)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2019年1月~2020年12月在我院就诊的GGN患者197例,以术后病理诊断为金标准,分析MSCT对GGN良恶性的诊断鉴别价值,其中GGN直径增加、出现新的实性成分共79例为生长组,剩下118例为稳定组,分析MSCT对GGN预后的评估价值。结果 按照病理诊断分析,良性和恶性结节分别为64例、135例;按照MSCT诊分析,发现GGN的准确率和灵敏度以及特异度分别为97.46%、96.88%、97.74%;调查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5.38%、98.48%。观察良性病变和恶性病变影像学分析,均表现为分叶、毛刺边缘边缘,且病灶的形状规则、内部结构存在实质成分、空泡征、空气支气管征,结构改变表现为胸膜凹陷征、血管集束征,总结果表现为P<0.05。GGN直径、平均CT值、CT差值在生长组和稳定组的比较,均表现为P<0.05。ROC曲线分析得出,GGN直径、平均CT值、CT差值、三者联合预测GGN患者预后的AUC分别为0.679、0.78、0.756、0.956;在最佳临界值对应的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GGN直径为49.4%、93.2%;平均CT值为100.0%、44.9%;CT差值为51.9%、100.0%;三者联合为96.2%、97.5%。结论 MSCT对GGN良恶性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性,可通过边缘形态、病灶形状、内部结构、临近结构改变、肿瘤界面清晰鉴别良恶性,GGN直径、平均CT值、CT差值三者联合对GGN预后具有较高的评估价值。

军事训练致少见或罕见部位应力性骨折的回顾性分析

目的探讨军事训练中少见或罕见部位应力性骨折的发生规律。方法以“应力性骨折或疲劳性骨折”为关键词在图片存储与传输系统(PACS)上查询2018-01-01至2023-05-31确诊的军人应力性骨折,收集并分析患者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及身份)、临床资料(现病史、体格检查及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资料(X线、CT及MRI图像)。所有病例图像均由两名高年资影像医师独立阅片,如有不一致结果相互协商后取得一致意见。纳入标准:(1)现役军人;(2)除外胫骨、跖骨、腓骨及股骨四个常见部位;(3)军事训练中发病,无明确外伤;(4)以少见或罕见部位疼痛为第一临床症状就诊,病程1 d至1年;(5)X线/CT可见骨折征象,或MRI可见骨膜或骨髓水肿伴或不伴骨折线。结果共收集军人应力性骨折682例,其中少见/罕见部位应力性骨折49例,占比7.2%。49例中,新兵35例,占比(71.4%)最高。男47例(95.9%),女2例(4.1%)。年龄18~44岁,中位年龄21岁,平均(22.41±4.78)岁。病程≤1个月16例(32.6%),>1个月且≤3个月26例(53.1%),>3个月7例(14.3%)。49例,按发病部位整理如下:下肢20例,骨盆11例,腰椎4例,上肢6例,其他8例。24例经X线/CT确诊,16例经MRI确诊,9例经CT+MRI确诊。11例合并常见部位应力性骨折。7例两侧对称性发病。8例累及≥2个少见/罕见部位。结论军事训练中少见/罕见部位应力性骨折常有特定的训练模式、特定的发病部位和较典型的影像学特征,值得进一步研究学习。

术前CT在诊断非小细胞肺癌脏层胸膜浸润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术前CT在诊断非小细胞肺癌(NSCLC)脏层胸膜浸润(VPI)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纳入489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NSCLC患者的资料,按收集时间分为训练集362例和验证集127例,2个数据集根据弹力纤维染色结果各分为VPI组和无VPI组。训练集中,VPI组57例,无VPI组305例;验证集中,VPI组15例,无VPI组112例。总结VPI组和无VPI组病理特征、临床资料及CT征象,通过单因素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VPI的独立风险因素并构建联合模型;采用ROC曲线比较各模型的诊断效能。结果:在训练集中,VPI组与无VPI组在结节类型、空气支气管征、胸膜接触类型、实性接触长度、长径、短径、最小CT值(CT_(min)值)和平均CT值(CT_(mean)值)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剔除混杂因素,筛选出实性接触长度和胸膜接触类型为鉴别VPI的独立风险因素(均P<0.01),实性接触长度的最佳截断值为8.5 mm,敏感度为80.7%,特异度为55.4%。在训练集中,由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特征所建立的模型1、由2个独立风险因素建立的模型2和实性接触长度3种模型的AUC分别为0.775、0.755和0.734;在验证集中,模型1、模型2和实性接触长度3种模型的AUC分别为0.789、0.740和0.682。3种模型间在训练集及验证集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实性接触长度和胸膜接触类型可作为鉴别VPI的独立风险因素,可为临床术前决策提供影像学依据。

轻中度与重度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临床和CT特征比较

目的探讨轻中度与重度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相关性肺炎的临床和CT特征的差异。方法选取2018年9月至2021年9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接受PD-1/PD-L1 ICI治疗且发生ICI相关性肺炎的21例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发布的不良事件评定标准5.0版将ICI相关性肺炎患者分为轻中度14例和重度7例,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特征(主要包括ICI治疗至肺炎发生时间、原发灶病理类型、放疗史、免疫治疗方式、临床症状等)和CT特征(主要包括CT分型、病灶密度、病灶位置、有无胸腔积液等)。结果临床特征比较发现,轻中度组女性、无症状患者占比以及BMI均明显高于重度组(均P<0.05);两组患者在年龄、ICI治疗至肺炎发生时间、吸烟史、原发灶分类、原发灶病理类型、放疗史、ICI类型、免疫治疗方式、免疫治疗线数、胸闷气急、咳嗽咳痰、发热、呼吸衰竭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轻中度组CT分型为机化性肺炎型、病灶位于肺外周、病灶两肺未对称的占比均明显高于重度组(均P<0.05);两组患者在病灶密度、小叶间隔增厚、病变分布、胸腔积液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轻中度与重度PD-1/PD-L1 ICI相关性肺炎患者的临床特征和CT特征存在明显差异。

MRI和临床危险因素对中晚期肝细胞癌首次D-TACE近期疗效预测价值分析

目的探讨肝细胞癌(HCC)患者术前增强MRI影像学特征及相关临床资料与首次药物洗脱微球-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D-TACE)近期疗效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113例中晚期HCC患者临床及MRI影像学资料。依据近期疗效分为客观缓解(OR)组(n=74)和非OR组(n=39)。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与D-TACE近期疗效相关的独立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无疾病进展期(PFS),Log-rank检验反映近期疗效与PFS关系。通过Cox比例风险回归确定与PFS相关影响因素。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前白蛋白低(OR=1.012,P=0.029)、载药量多(OR=0.969,P=0.016)、肿瘤/肝脏体积比高(OR=0.001,P=0.007)、肿瘤边缘强化程度重(OR=0.239,P=0.049)与首次D-TACE近期疗效显著相关。OR组、非OR组中位PFS分别为8.5个月、4.5个月,OR组预后更佳(χ^(2)=4.903,P=0.027)。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首次D-TACE近期疗效好、肿瘤最大径大、肿瘤/肝脏体积比小是PFS保护因素。结论HCC患者肿瘤/肝脏体积比低、前白蛋白高、载药量少、肿瘤边缘强化程度轻,首次D-TACE近期疗效更可能达到OR,PFS更长。

基于T2WI和DWI的磁共振影像组学在术前预测直肠癌壁外血管侵犯的价值研究

目的:探讨基于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T2加权成像(T2-weighted imaging,T2WI)和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的影像组学,在术前预测直肠癌壁外血管侵犯(extramural vascular invasion,EMVI)的诊断效能。方法:回顾性收集2010年1月至2023年6月经术后病理证实为直肠腺癌且术前行直肠MRI扫描的患者168例,按7∶3随机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提取T2WI、DWI的影像组学特征,采用最大相关最小冗余(the maximum relevance minimum redundancy,mRMR)和十倍交叉验证的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the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归分析降维并选择影像组学特征,计算每例患者的影像组学总评分(Radscore),使用Radscore建立影像组学模型。在训练集中,研究纳入了3个临床特征[年龄、性别、术前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和6个磁共振影像学特征[ADC值、浸润深度、肿瘤长度、肿瘤部位、T分期、MRI壁外血管侵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efined EMVI,mrEMVI)评分],通过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临床模型。联合Radscore和临床模型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临床-影像组学模型(联合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各模型的诊断效能,通过DeLong检验比较不同模型的效能差异,采用校准曲线评估列线图术前预测结果与术后病理真实状况的拟合度,运用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评价3种模型的临床应用价值。结果:联合模型、临床模型、影像组学模型ROC曲线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AUC分别为0.926、0.888、0.756和0.917、0.896、0.782,联合模型的诊断效能最佳。Delong检验显示,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联合模型诊断效能高于影像组学模型(P<0.05);在训练集中,联合模型的诊断效能高于临床模型(P<0.05),但在验证集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术前预测结果与术后病理结果一致性良好(P<0.05)。DCA结果表明,当风险阈值概率在0.24~0.77时,联合模型在临床上的获益高于临床模型和影像组学模型。结论:基于T2WI和DWI的MRI影像组学模型术前预测直肠癌EMVI有较高的诊断效能,联合临床模型中独立危险因素构建的临床-影像组学MRI模型(联合模型)进一步提高了诊断效能。

单体位联合双体位DBT与FFDM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目的 探讨单体位[头尾位(craniocaudal, CC)或内外侧斜位(mediolateral oblique, MLO)]数字化乳腺断层合成技术(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DBT)联合全视野数字化乳腺X线摄影(full-fild digital mammography,FFDM)检查对乳腺癌的检出率和诊断效能。方法 选取141例乳腺病变患者影像学资料,患者同时行乳腺DBT和FFDM检查。由2位放射科诊断医师分别对患者DBT图像进行单体位和双体位(CC+MLO)阅片并联合FFDM,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分析单体位和双体位DBT检查联合FFDM检查对患者乳腺良恶性病灶的检出率及诊断效能。结果 141例患者按照ACR2013版BI-RADS系统分类标准:a类3例、b类40例、c类84例、d类14例。根据BI-RADS评级标准,2位放射科诊断医师采用四种诊断方式(DBT-CC,DBT-MLO及双体位DBT分别联合FFDM及单独FFDM)进行诊断。结论 采用DBT+FFDM的阅片方式无论是单体位还是双体位的结果假阳性率及假阴性率均低于FFDM,诊断的准确度、特异度及灵敏度均高于FFDM,对高/低年资诊断医师FFDM+DBT双体位的诊断效能高于单体位,在FFDM+DBT-CC和FFDM+DBT-MLO单体位之间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MLO均高于CC位。

基于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列线图对直肠癌淋巴血管浸润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技术定量参数在评估直肠癌淋巴血管浸润(LVI)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2年12月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住院治疗的79例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病理结果将其分为LVI阴性组及LVI阳性组。比较两组临床病理特征;比较两组DCE-MRI的定量参数[容量转移常数(K^(trans))、血管外细胞外间隙体积百分比值(V_(e))、速率常数(K_(ep))]及表面扩散系数(ADC);分析LVI阳性的影响因素;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评估各参数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79例患者中,LVI阴性46例,LVI阳性33例。两组病理T分期、病理N分期、长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VI阳性组K^(trans)、K_(ep)、V_(e)值高于LVI阴性组(P<0.05);两组ADC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K^(trans)(OR=143.46)和V_(e)(OR=50.92)为直肠癌LVI阳性的危险因素(P<0.05)。列线图预测直肠癌LVI阳性的曲线下面积值高于V_(e)(P<0.05)。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对直肠癌LVI有较好的预测能力。结论利用DCE-MRI定量参数K^(rans)、V_(e)值构建的列线图在预测直肠癌LVI中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