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的高质量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建构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县域城镇化建设中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公共服务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评估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的实现程度,对于推动县域城镇化健康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回顾已有共同富裕历史渊源与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探究县域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基于系统性、科学性、客观性和前瞻性原则,依据统计年鉴数据及由“浙江大学—浙江移动数据智能与城市未来联合实验室”开发的“科研数智通”(DIPS)平台大数据,从收入公平、消费公平和城乡融合三大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包含9项二级指标和26项三级指标的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该体系有助于多维度、多视角、多主体评价县域城镇化发展情况,支持并引导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

共同探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中国道路郑筱津(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教授级高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总体规划专业委员会委员,本学术对话主持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城镇化有其独特性和艰巨性所在,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

浙江北部平原水乡城镇群的组织机制

【目的】在中国城乡二元格局中,历史上的江南水乡城镇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激发并推动了地区发展。研究旨在厘清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城镇要素和水要素的双向作用关系,进而揭示地区城镇群组织的在地智慧。【方法】基于地图资料的梳理、归纳和分析,使用地理信息空间工具对民国时期浙江北部平原水乡城镇群的地理分布特征、河流组织逻辑和“镇-水”关系进行推演。【结果】在宏观区域尺度,将组织机制归纳总结为“中心-边缘”“聚落-河流”“城镇群-水网”3个方面的特征。【结论】在历经百年的环境变迁和演化过程中,水乡城镇不仅是地区历史文脉的物质延续,也是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双向选择和互动的物质空间载体,可在未来环境适应和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发挥集群协同的地域优势。

多目标组合优化的城市骑行路网规划设计

【目的】骑行路网作为城市重要的绿色基础设施之一,是居民绿色出行的重要载体。以城市骑行路网规划设计为目标,提出一种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骑行路网规划设计方法。【方法】首先,利用兴趣点和骑行大数据实现对城市道路空间特征和骑行使用特性的量化刻画。其次,综合考虑骑行路网使用现状、潜在需求、规划预算以及道路连通性等因素,对骑行路网规划问题进行多目标组合优化建模。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一种改进蚁群算法对该问题进行求解,并以宁波市中心五区为例,对该方法进行验证。【结果】该方法有效地识别出在未来骑行路网规划中应着重考虑的城市道路与功能节点,展示了不同目标、不同情景下的差异化骑行路网规划方案。【结论】该方法可有效解决骑行路网规划问题,为构建便利、高效的绿色骑行网络提供基于数据驱动化的技术支持,得出的规划政策建议对提高城市存量道路空间利用效率、指导城市绿色交通规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非正规性”与乡村建设

“非正规性”(informality)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对农村劳工迁移现象引发的“非正规行业”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后拓展到城市规划与建设领域,关注拉美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空间和生活形态。当前“非正规性”被作为研究城市复杂问题的切入点,其定义通常包含“去管制化的状态”(state of deregulation)和“自发的”组织逻辑两方面。“非正规性”往往反映了民众的真实需求和主观能动性,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愈发引起相关领域的关注,也为我国的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观察角度。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政策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

城市扩张所导致的绿地减少、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影响碳达峰、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的实现。“城市双修”通过对被破坏的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有效发挥森林、草原、湿地和土壤的固碳作用,以及优化城市及社区更新方式,改变居民出行和生活方式,有助于城市碳汇能力提升和碳排放的降低。基于2005—2021年我国287个地级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简称“城市双修”)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1)“城市双修”政策使城市碳排放显著降低了5.6%,但该效应有3年的滞后期;(2)机制分析揭示了城市绿地的增加是“城市双修”政策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绿地面积每增加1000hm^(2),城市碳排放降低1.5%;(3)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双修”政策会扩大碳排放最高和最低城市之间的碳排放差距,城市的生态基础、财政基础以及政策执行力度会影响“城市双修”政策的碳减排效力,并对位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城市的碳减排助推作用更强。研究据此提出了充分总结推广试点经验、系统推进城市低碳转型、因地制宜开展“城市双修”工作等对策建议。

基于大数据的浙江省特色小镇人口活力测度与评价

特色小镇自2015年发端于浙江以来已遍布全国,如何客观、科学地评价特色小镇建设情况成为各地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本研究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大数据中心合作,以脱敏后的手机信令数据为基础,构造以人口活力为核心的指标体系,并考察浙江省前三批公布的、共计114个省级创建类特色小镇的人口活力,同时根据评价结果进一步探讨特色小镇人口活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浙江省特色小镇在各类人口规模和集聚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不同产业类型的小镇发展情况存在差异。其中,时尚类、数字经济类和金融类等小镇在人口吸引力上有不错的表现,而历史经典类和旅游类特色小镇表现不尽人意,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同时,回归结果显示,主导产业特征、小镇建设时长、当地社会经济基础及产业基础等因素,会显著影响特色小镇的人口活力。总体而言,特色小镇的发展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其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数量、规模、创建时间、初始发展条件等因素,而是取决于是否选择与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和未来发展规划最为匹配的主导产业。

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杭州样本

城市治理可拆分为空间、技术、组织三大基本子系统,而"人"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载体。围绕增进"人"的福祉这一城市治理的核心目标,必须将"人本"逻辑嵌入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以为民服务为共识,推进包容性城市治理;以空间效率为标尺,推进精细化城市治理;以数字技术为工具,推进智慧化城市治理;以组织协同为机制,推进多元化城市治理.

特色小镇研究的新议题

无论是叫特色小镇还是叫其它什么名称,小镇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遵循一定的规律和逻辑,只有符合基本规律的发展,才有可能使得小镇获得可持续的生命力。在宏观层面上,可以关注特色小镇与国家发展战略之间的联系,着重探讨特色小镇与新型城镇化、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在中观层面上,需要反思特色小镇的顶层设计,从优惠政策、考核指标等方面进一步明确政府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导向;在微观层面上。

政府数字化转型中的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有效互动机制

政府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一场技术变革,更是一场深层次宽领域的制度革新,是从技术理性走向制度理性的跨越。其本质上是政府按照整体智治的理念,统筹推动全省范围内数字技术应用和制度创新。这种创新涉及政府职能体系调整、组织结构变革以及运行方式转变,还有大量的新技术及相应的创新政策在基层采纳和实施。政府数字化转型在推进过程中既要遵循强制性变迁的逻辑,重视在变革中实现省级层面的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又要关注基层丰富实践中的诱致性因素,注重省级层面顶层设计与市、县、乡基层机构之间的政策协同,实现顶层设计与自主创新的有效融合、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的双轮驱动。

杭州市开发区(园区)现状评估和发展建议

杭州市开发区(园区)发展整体向好,需全市域加强政策统筹、全方位推进平台链建设、全要素支持创新驱动、分类实施政策引导,助推高质量发展.

“印刷机长”:补齐县域特色产业人才短板--龙港市特色产业人才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实践

经过30多年的发展,龙港以印刷包装、塑料制品、纺织等为传统主导产业,拥有“中国印刷城”“中国礼品城”“中国印刷材料交易中心”“中国台挂历集散中心”四张国字号金名片,现有省级产业服务综合体1个、省级企业研究院3家、省级企业研发中心7家。目前,龙港市有印刷企业625家,印后等相关配套有19500多家,印前的制版设计有350多家,其他从事原材料销售的有2200多家,整个印刷产业链条可容纳12.8万人就业,印刷产业年产值为120亿元以上,其他包装和相关联及配套企业数量达到上万家。

一号文件力推“城乡一盘棋”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大力优化经济布局,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然而,我国城乡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治理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方面长期存在较大差距。

活力与温度:技术赋能让城市更“幸福”

早在2003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就指出,"加快建设数字浙江支撑平台,积极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信息处理技术,深度开发经济、社会等各类信息资源,逐步形成面向城乡、以中心城市为基本单位的信息资源集成、应用与共享系统。"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浙江、杭州时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