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对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化策略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是缔造美国科技优势地位的最关键因素。无论是面对复杂的国内经济形势还是激烈的国际竞争,美国总是能通过联邦政府的政策调整、立法改革为本国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不断优化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使得美国将危机变为转机,牢牢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在二战后长期保持世界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美国数字霸权及其应对

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控制成为国际政治领域讨论的重要话题。当少数国家或实体对全球数字技术格局产生不成比例的绝对影响时,就形成了所谓数字霸权。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建立数字霸权,企图将数字技术优势转化为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以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

美国在经贸与科技领域对华立法趋势及影响

拜登政府加强对华经济与科技领域竞争,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先后通过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但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认为拜登政府做得还远远不够。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设立了对华竞争特别委员会,并推出具有两党共识的战略报告——《重置、预防、建设:赢得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经济竞争的战略》,继续强化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对华竞争。该战略体现了两党议员的共同价值取向,将成为未来美国国会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对华立法的主要方向。这些潜在的法案将在科技和经贸领域给中美关系制造更多麻烦、带来更大冲击。

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国与东南亚的战略互动:以数字经济场域为聚焦

数字经济正在推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本、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中美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及其治理规则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核心关切和战略要旨。美国希望东南亚地区的新兴数字经济体能够接受并遵守“数据自由流动”的规则和标准,最终实现美国经济复苏发展和遏制中国崛起进程的双重目标。因此,需要将印太经济框架与东南亚的战略互动置于数字经济的政策场域中进行系统性考察。东南亚国家普遍希望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在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维持区域和平稳定、强化经济联系、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能够尊重、承认并支持东盟在区域制度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印太经济框架的实施和推进可能加剧东南亚地区数字经济的无序竞争、压缩东盟战略对冲空间、动摇东盟的中心地位。

零信任战略与美国网络安全的现代化

零信任是一种专注于资源保护的网络安全范式,其前提是信任永远不会隐式授予,而是必须持续评估。这一安全范式是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应用场景的拓展而产生的。零信任架构的核心原则是通用身份验证、访问分割、最小信任授权、加密无处不在以及持续监控和调整。美国政府加速推进零信任战略,既是美国传统网络安全系统失能、网络安全理念和技术迭代的要求,也是数字时代大国竞争的组成部分,同时还是美国国防数字战略现代化的需要。美国政府加强基于顶层设计的网络安全宏观布局,明确实施零信任战略的关键事项,并确立了联邦政府推动零信任安全体系的基本原则。零信任安全框架的核心领域是关键基础设施、国家安全系统和国防系统,美国确立了以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为轴心的推动零信任布局的“全政府”架构。零信任不仅仅是技术的转变,还是一种文化。零信任架构从以网络安全为中心转向以数据安全为中心。零信任不仅是网络安全防御战略,也是进攻战略,即在稳固自身安全的同时,无所顾忌地向对手发起攻击。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攻击性的增强,将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带来更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政府机构、企业、网络安全工作人员须共同努力,打造中国自主可控、安全便捷的现代化网络安全体系。

大变局下美国对外战略走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战略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各种新变量相互交织,诸如俄乌冲突、全球性通货膨胀等“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叠加出现。美国拜登政府不断调整外交战略,重点在新兴技术等领域不断加大对华遏压力度;通过“桥接”跨大西洋联盟和远东的“轴辐式”同盟,同时加强同中、俄的战略竞争。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造成冲击和影响。

威胁认知、政治极化与美国外交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重大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美国两党长期秉持着协作精神,共同应对大国竞争局面与国家安全威胁。这种协作精神一度随着主要竞争对手的弱化乃至消失、美国所面对的安全问题复杂化,以及美国独特的政治结构和政党制度,而变得越来越困难,政治极化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美国对外政策领域。不仅外部世界质疑美国对外政策的可靠性和连续性,而且美国盟友的凝聚力、美国对不同竞争对手的外交管控能力也因之下降。但总体而言,由于对国家核心利益认知的趋同、两党基本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接近,使得美国政治极化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数字标准的地缘政治论析——基于大国竞争的视角

在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大国竞争对传统的经济和技术领域构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冲击。传统上由专家和技术人员主导的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被赋予了越来越浓厚的国家色彩。尤其是在代表着未来技术和经济发展方向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技术标准包括技术产品运行规则的地缘政治化呈不断加剧的趋势。数字技术标准的制定能够赋予标准制定者经济竞争力、地缘政治与安全、价值观念等领域的优势,而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新一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等产业的技术标准基本上还处于“待开发”状态,使得这一领域成为主要数字大国竞争的重要场域。国际技术标准的发展历史表明,技术设计最好、协作性最强、市场接受度最高的数字技术标准才是最成功的标准,须从地缘政治回归数字技术本身与全球数字治理。

数字时代拜登政府科技创新体系的理念与实践——以数字平台反垄断为中心的考察

围绕着大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立法和执法,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激烈的立法争论和观点对立。争论双方围绕着美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标、原则和理念等展开激烈的争论,焦点在于反垄断立法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美国创新,以及创新源自市场激励机制或者系统性创新网络。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导致新的商品形式、要素资本和生产组织方式出现,对美国现行基于消费者福利的反垄断理论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拜登政府在接受新布兰代斯学派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将数字平台反垄断视为促进和推动创新的核心步骤,通过持续强化联邦政府的研发资金预算以及反垄断执法强度,试图在国家创新生态体系中扮演引领者和监管者角色,其反垄断斗争矛头直指能够(已经)对数字经济市场秩序产生深刻影响的“关键贸易伙伴”。

数字标准的地缘政治论析——基于大国竞争的视角

在当今国际政治的舞台上,技术标准,尤其是数字技术的标准与规则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领域,数字标准的地缘政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数字技术标准制定领域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陆续推出了有针对性的数字标准竞争战略与政策。

“数字威权主义”论与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

“数字威权主义”是近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略界建构出来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西方标准下的非民主国家利用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限制公民的权利、自由和行动,侵犯公民的隐私。在上述认知的基础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数字技术的出口管制、投资筛选,及数字产品的市场准入加大了管控力度;加强了在国际技术标准领导机构领导权的争夺;将越来越多的中国数字技术企业列入了制裁名单。“数字威权主义”论是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失败”论在数字领域的反映;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数字技术“泛意识形态化”的体现;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数字领域争夺主导权的重要抓手。中国应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框架内提出并倡导数字时代的共同发展观,并从全球治理的角度,主动提出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破解“数字威权主义”论给中国带来的危害。